我开始陪同我的作家朋友的时候，对他的活动未作评论。即使我觉得自己有权利劝他生活别那么错乱、放荡，我也会闭口不谈的。然而，让·雅克却不允许我保持沉默。尽管我不攻击他，他倒是要坚决而巧妙地保护自我，或者确切地说，保护由伪装、秘密行事、诱骗和装扮别的角色所带来的种种快慰。
“有许许多多的要求，”他说，“严肃认真仅其一。不过，希波赖特，我喜欢你。”他笑着加了一句，一只胳膊搂住我。“你品质不坏，就像美国戒酒宣传单或者巴塞罗那未竣工的大教堂一样。你做的一切都是你品质的反映，你无法不这样，这也就是我……接受你的原因。”
“也别摧毁！”他火了，“生活会自己照料自己的，除非被过多的生活所稀释。”
我答应了。
“一点没错，”他说，“但我知道告诉你这些东西，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哦，我有许多事情可以告诉你……听着，如果我告诉你什么事情，你愿意答应我你不会抓住它不放，视其为你为自己订的该死的一套规则中的一条吗？答应我。”
我对自己身体的关注还不太成功，这体现在我所做的饮食试验上。我知道，有些教派禁止教徒吃酸的、辣的，或者刺激的食物，严禁他们吃肉、喝醉酒。我决定看看这些戒律是否适用于我。有几个星期，除了米饭和水果，我什么都不吃；而过一阵儿，我又只吃禁食。不过，无论怎样，我都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体感觉上有多大的变化。
他继续说下去：“只是你不会成功，而我会。我准备好了，要把我的性格特征发挥到极致——”
“没错，你做到了，亲爱的希波赖特。”他说完，笑着把我朝那个我们在八月的夜晚坐的拥挤的咖啡馆门口推去。为了向我表明他能做些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他能让我大吃一惊而我无法让他吃惊，那天晚上，他把我带回家，上了床。
那年夏天，我没有夜夜都坐在咖啡馆里，我也走街穿巷——进一步观察男人是怎样给自己找乐子的。我光顾男同性恋一泄其欲的其他公共场所，在这些地方，我学会了识别更隐蔽的同性恋，他们在厕所和电影院后排相互寻找性伙伴。他们从来都不会找错人，我想不出来哪里还能找到比他们更默契的例子。互相一声不吭，却能鬼使神差地相互吸引，走到一起，在公共场所彼此心领神会——他们似乎从来都不会出错——速战速决地完事，其速度之快，仿佛是任何一方都在单独完成一项只能独自完成的任务，另一方只是在暗中协助，如此而已。
“我准备把我的性格发挥到极致，这可也是性格的多样性。你根本不知道要使自己有点变化。你希望自己的性格特征集中、清晰，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烧干了水分的时候，你把水蒸发了，自己就成了一种酸，太刺鼻了，你会受不了，更不用说世人了。你会烧干掉，而我呢，只会一遍又一遍被稀释。”
“我想改进这一混合物，可你却说我是在提炼一种酸。”
“7月13日。我做事有条不紊、低调、诚实。让·雅克办事铺张，行为不检点，人不诚实。这一反差为我们的友谊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呢？”
“你看啊，”他说，“我是作家，对不对？你知道我每天都写作。但是，也许我明天不写，也许从明天起，我再也不写。我因为写作，所以是作家；我并非因为是作家才去写作。”
“不，希波赖特，你这个小东西，你什么都决定不了。你可以那么沉湎于对你梦的思考之中，令人震惊，你听凭梦来左右你的行为，因为你决意要成为做梦的人。你就像一个人，发现一根木头横在路中央，你不是把木头推到一边，而是去叫来一个建筑公司把整个路面拓宽。”
我回答说，等释梦以后再说。
我编制了一份自己的资产目录。我有一只普普通通但还算可以的衣柜——里面该处理的都处理了。我想过卖书，但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要看书，这成了习惯，改不掉了。可家具就不一样了。除了像床、五斗橱、书柜这几样最用得着的家具外，其他的我统统送给了学生朋友。连椅子都送掉了，因为我可以坐在床上。我收藏的几幅画也处理掉了，还有我做了第一个梦以后买的笛子。最后，我把床也处理掉了，我就睡在席子上，晚上铺开，白天一卷放进橱子。
“人应该始终埋头做事，但不能老盯着一件事。”他停了一会儿说，“你看，这听起来像不像一条规则？”
这话我觉得对。“这么说，着迷，而不是什么德行，才是信任惟一合理的基础喽。”
现在，我带着新要求回到我的梦身边。如果我准备集中在梦上，来替代禁食或者锻炼，那么，我希望我的梦是不加装饰的，同时也是无声的。但在这一点上，我感到失望，因为我做的梦里不仅做不到说话精练，而且还充满了聒噪话语，唠叨个没完。我在想怎样才能管住我梦中的饶舌。
“你呢？让·雅克，你的生活难道不是充斥着无用的激情和矛盾的快乐吗？”
他穿戴完毕，我们就会下楼，从一个又聋又老的门卫身边走过。门卫每次都要对让·雅克高喊一句无聊又下流的恭维话。让·雅克一到街上，步子就变得鬼鬼祟祟的，却又很沉稳，我则隔着一段在后面跟着。一般要不了半小时，就有人悄悄地和他走到一起。如果他只顾自己享乐，那么，找个卡车司机、生活上无污点的意大利商人，或者阿拉伯人，甚至学生都成，只要对方外表和趣味具有明显的男子汉气概，就基本符合要求。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完全可以闯到几乎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和他搭上的任何人待上整整一个晚上。但是，假使他出去是为了做生意，那么，他就只能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某些社区和咖啡馆。在这些地方，他能找到铁杆的同性恋，他们一律都是中年人，或者年长的。对这些人，他以硬汉子的形象去勾引他们，他们会急于花钱和他这样充满阳刚之气的人待上几分钟。他和相中他的伙伴会起身去码头，然后消失在桥下；或者，如果让·雅克眼看能赚大钱，他就把对方带到自己房间里，过一到两小时才回到刚才晃悠的地段。
我专心地听着。我不是一个虚荣之辈，但是，听朋友们谈论我，还是非常开心。
“希波赖特，”他恼火了，“你把我排除在外，只说他们，我感到非常气愤，你这是想讨好我吗？”
对这次性关系，我毫无心理准备，但它没有改变我们的关系。我们分手时还是朋友。但是，尽管这种事再没有发生过第二次，我对让·雅克的非礼行为还是感到非常惊愕，我也跟自己发誓对他要格外小心，得提防着点儿。
“这么说，我必须学会摧毁。”
“那么，我要说你赶快摆脱这种姿势，来跳舞吧。你过分关注自我。一切荒唐就此出现。看看你的周围世界吧，它可是个有趣的地方。”
“另一个放弃暴力，不管什么情况，所以，他知道自己是和平主义者。他因其行事方式像个和平主义者才是个和平主义者。你明白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吗？”
当然，也许我本该猜出来，他那自吹的性活力部分是装出来的。从让·雅克的小眼睛、高额头和身体欠佳的面色中，好像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不，这会误导人。其实，他身体非常棒。和他相比，我看上去非常健康，那是小时候营养好，身体结实，所以，外表与实际情况相一致。读者也许已经猜到，我没有碰到过让·雅克那种困难，不管他的情形有多么奇怪，当然，在我正常但也平常的性生活中，有几次我没能达到高潮，知道这一点，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惊讶。
“这个我懂，但不懂这与革命性……”
他笑了，“那个人，他还是个和平主义者。”
他是不是又在教唆我？得赶紧换个话题！“我相信，”我慢慢地、严肃地说，“人肯定应该始终埋头做事，譬如像你，让·雅克。但其他就说不定了。我比你严肃，这是你我都同意的，但是，别嘲弄我，把我看成一个只是什么都要拿出个定论但什么感觉都没有的人，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是个有感情的人。”这时候，我心里充满温情地想到了安德斯太太。
后来，我慢慢习惯了他对衣服的着迷，也就习惯坐在那儿，看看他房间里的陈设，以此自娱。让·雅克是个收藏家。他的桌上、地板上、床底下、房间角落里，到处都是一盒盒的奇珍异宝。有只盒子里装着几百张印有世纪之交音乐厅舞蹈演员照片的明信片。有许多关于职业拳击手和摔跤手比赛情况的剪报、影星的签名照，居然还有警署关于近二十年来首都发生的持枪抢劫案的秘密记录（我一直都没能搞清楚他都是怎么弄来的。）其他箱子里装的是带流苏的围巾、扇子、贝壳、羽毛制的女用披肩、廉价珠宝，形状各异的国际象棋棋子儿，还有假发。我每次来，他房间里似乎都添了新东西——一件厄比纳尔印刷品、一顶美国童子军队员帽、一面蛇形的新艺术风格镜子、一盏饰有小珠子的灯、一尊墓像、一张马戏团演出海报、一套蓝胡子和八个妻子的牵线木偶，一块形状和设计像美元票面的白绿相间的羊毛地毯。等到我看也看累了、摸也摸累了，他就放唱片给我听：像上个世纪一部晦涩的音乐歌剧中的一段咏叹调，或是一支爪哇老歌。我可没他那份雅兴。我知道让·雅克在所有的艺术门类方面都是行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喜爱这些夸张的、琐屑的、粗俗的作品。“我亲爱的希波赖特，”他会说，“这一点你永远都不会明白，但不管怎么样，我改天会给你解释的。”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严肃的人，但让·雅克却让我觉得我是。
不管我想从让·雅克那里得到什么，我都不希望他仅仅发现我好玩。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开始恨他。
我表示惊讶。
等到他精神振作起来，我们就会离开咖啡馆，去他住的旅馆。让·雅克总是舒舒服服地住顶楼一间工作室般的大房间。有那么一会儿，我只想坐在床上，看他刮胡子、穿衣打扮。可能是因为相貌平平，瘦骨嶙峋，甚至还有点说不出来的原因，所以，他对穿着特别在意。我有次听见他边照镜子边嘀咕：“我的脸长得像个股票经纪人。”他精心挑选晚上的行头，其细心程度不亚于在化妆室上妆的演员。你别说，他还真有点像演员。有时候，他兴致来了，闹腾得厉害，他把一整套行头都拿出来，其中有红围巾、条子衬衫，还有城里流氓穿的黑紧身裤。一般说来，这时选择起来更为棘手——要考虑的问题包括裤子是否修长；要注意皮夹克或者圆翻领毛线衫穿了是精神呢还是时尚；还有靴子、尖头鞋之类的内容。
“别，别，千万别太损自己了！有更简单的办法。你要做的也就是说话，但别去努力延长你说的话的寿命。因为每个词一说出来，另一个词就得为它死去。”
“我知道，”他又说，“你认为我过的是一种冒险生活。你对冒险真是一无所知啊！你才是冒险者，是一个在冒风险的人，因为你不清楚你在测量的是什么疆域，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心灵。如果你把两者混淆起来，会摔跟头的。”
我敢说某天我的梦中会悄无声息，就像让·雅克有次说的那样。但是，要取得这么大的进步，我感到需要一些示范。我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看电影，电影可是大众之梦的殿堂，它给了我示范。这时候，电影已经有声，但在偏远的影剧院，谢天谢地，我还能看到无声电影。看医学书也为我提供了一个示范，我是指有关失语的章节。我想模仿那些能听见声音，即语言，但听不到词语的人；对失语症患者来说，单词本身不发音。尽管我还远远未能在梦中达到这种地步，但我渐渐懂得，词语胁迫了它们试图表达的情感。要传达彻底摧毁感情往日的积累的大震荡，词语就不是合适的工具。
你知道，即使我不信任让·雅克，我还是敬重他、仰慕他，把他当作我寻求自我过程中的导师和伙伴。不过，我们之间趣味迥然不同，性格差异极大，这些均把我们分开了。因为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他的工作——写作，所以，在任何其他方面的不可靠他也就无所谓了，他就完全可以用游戏、种种奇思妙想和拙劣的艺术品来装点自己的生活。他采取的这些奇怪的行事方式属于他，不属于我。
但我不想疏离自我，我倒是想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
“希波赖特，你想啊，你知道，如今你如果想要反传统，其实都用不着什么大无畏精神。在我们时代，人们只得以同性恋的做法来嘲弄我们这个时代的性习俗和社会习俗。”
“5月23日。难怪让·雅克这么多产，他每天写作五到六小时，而且一气呵成，绝少重写；他告诉我，在写第一稿的时候，他的巴罗克风格使文字从笔尖自动地流淌出来。但他为什么从来不把他夜生活的辉煌作为小说题材呢？显然不是出于谨慎的考虑，我还从未见有谁像他这样不在乎自己的名誉……闭口不谈这件事似乎不是他的风格，但我认为我明白个中原因。他把白天与夜晚分开，这样，他的行为就忙而不乱了。他没有把自己的生活与外界隔离开来，因为他就像发现了一整块布上的缝线并镇定地从接缝处分开一样。这样一来，我发现他的行为既神秘又从容……我呢，也希望自己的生活不与外界隔离。但我不愿意把白天与夜晚分离开来。‘你希望统一，’让·雅克说，‘而我要锤炼自己的分离艺术。’”
我从未想过要跟朋友讨论安德斯太太，但是，我的慎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然而，让·雅克跟我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总要对我讲新近他俘虏的对象，或者是最近又对什么人或物表现出了热情，新故事不断。他跟我大谈特谈他的性放纵，还有他凄苦的童年，他的拳击生涯，他的偷盗行为，除了他的写作，什么都讲；我还得知他常阳痿，这让我吃了一惊。听了所有这些私下讲的话，我始终避免劝他改变他那些不自然的趣味，改变那种浮夸的生活，因为尽管对他那套同性恋具有让人内疚又让人感到好玩，同性恋既是反叛又是陈规的滑稽理论，我不敢苟同，但我从来都不想干涉他人的幸福。你该记得，早在我精神之旅一开始，这就是我定下的座右铭之一。在我看来，让·雅克是个幸福的人。
“这不一样，”他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就清楚了。我认识两个和平主义者。其中一个认为暴力是错误的，所以，他就根据这一认识行事。他一心想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成了。因为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才以和平主义者的方式行事。”
所以，我无法很有把握地说让·雅克为了自己的乐子做了点什么。在那些冶游中，他当然是一个人去。但是，一星期中，他留几个晚上赚钱，我就常常会整夜陪着他。他和顾客走掉之后，我就坐在各种各样的咖啡馆那些男妓们的专门区域等他——这些人当中，有眉清目秀的少年，有像让·雅克那样的硬汉和恶棍，还有易装癖者。渐渐地，我也为人熟知，我开始坐台，聊起男人——我朋友的那些妆扮成金发女人的圈内朋友——的姐妹情。尽管他们看我时总是和蔼可亲的，但不怎么跟我讲话；在这种圈子里，谈话要彬彬有礼，也就是说，不谈及他们的职业，那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说的话也就是一些污言秽语，从来就不去对什么事情细加说明。他们没有想法，只知道两种情感，即妒嫉和爱，他们只谈卖相，常常心怀恶意。“夜间的疯女人”，他们这样调侃自己。真正的妓女是稀少的，大多数妓女都是生意人。但是，这些男妓真的爱顾客。他们过分地表现出对同性身体的爱，以至于无法感受到妓女通常对嫖客所怀有的那种冷漠。他们为自己能让对方快乐而感到非常骄傲，做爱后，当顾客辱骂他们的时候，他们甚至都不允许自己产生被遗弃的感觉。
“我也这样打算。”我打断他的话头。
我和让·雅克在一起的时间渐渐多起来了。他似乎比谁都明白我痴迷什么东西。但我没有鼓动他来为我释梦。他有他的生活，这种生活我认为是适合他的，而我有我的生活。为使自己对他的影响保持警惕，我准备了一本笔记本，开始在上面记下一些和他见面的时间以及谈话内容。以下即其中几则：
还有一次是在地铁厕所里，我从头开始目击了这样的场面。一开始只是闹着玩，后来，因为一句我没听到的骂人话，一个非洲人和一个穿戴讲究、皮肤浅黑的人打了起来。他们开始扭打，其他人围到他们边上起哄，给他们打气鼓劲，接着，围观的人也打斗起来，人人都对身边的人推推搡搡，满口骂着脏话，这时，我才明白打架完全是个微妙的借口。有人吼着，“我谅你也不敢！”另一个回应说，“你有种跟我到外面再讲一遍！”“让我出去！”又有一个人说。但是，没人走开。推搡、喊叫没有平息——那个非洲人和生意人已经跪了下来——我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小心翼翼，让自己的情绪与周围合拍，不过火，也不要不如他们热情。因为他们只是一味地重复喊叫，所以，我不明白他们干吗要持续不断地喊叫下去，他们似乎不是越喊越气，而是变得不那么气愤了。接着，又有一个跪倒在地，接着，又是一个。大家都感到机会来了，可以一显身手。这种氛围冲刷掉了每个人晦暗不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一个个安静下来，像是一排蜡烛挨个地慢慢熄灭。就在冷冷的砖地上，他们急吼吼但又是十分熟练地做爱，动作不多，时间不长，却非常专业。
那年夏天有好几次，他都想方设法让我打破沉默，说出我心里的反对意见。“希波赖特，别这么严肃，好不好？你连个道学家都不如。”我禁不住要把这一充斥着不正当欲望的世界看作一场梦，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技巧，但同时也是沉重而危险的，而他只视之为人生一场戏。“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每晚、每月、每年换一副面具呢？”他说，“包括我们的工作面具，阶层面具，公民身份面具，还有我们的观念面具，夫妻面具，家长子女面具，主仆面具。甚至身体面具——男与女、美与丑、老与少面具。多数人不作任何反抗就戴上这些面具，一戴就是一辈子。但是，在这家咖啡馆里，你周围的人不是这样。你懂吧，同性恋是对面具的一种调侃。你试了，就会明白同性恋是怎样带给你一种可爱的自我疏离的。”
“但是，你难道没有思考过如何来处理你的这些发现吗？有没有这种情况，即一种发现压倒了另一种发现，致使你觉得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你如果是指我不如你有情调，那倒是真的。”我回答。
“你是在违背其原则的杀人犯身上发现了某种……美吗？”我又感到迷惑不解了。
“你这样要摔跟头的。”我离开时，他在我背后叫了一声。
我心想，让·雅克，所以我才不能信任你。但我没说。
不过，我自己倒是设计了一套不那么费力的锻炼项目。这一项目中，我演奏一种看不见的电子乐器。我打坐着，努力找准手和脚该放的位置，这样好触摸那些看不见的波节，开始让电流流过。有时我演奏的不是电子乐器，而是一种无法触摸的管乐器，如笛子；这时候，我就得找到我的嘴要放的位置，搞清楚指孔在哪儿，以及演奏什么曲子。
“但它不是规则，也没有必要是。请你别把埋头做事想像成你必须照此行事的一条规则，或是一个誓言，好像它能够使你的趣味和爱好多样化，你该把埋头工作理解成某种你每天都在你身边所发现的东西。每天你——确切地说，是我——发现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某事或某人身上，十分投入。”
“我和你像极了，”在那即将逝去的夏天的又一个晚上，他这么对我说。
我们会在喝开胃酒的时候在他常泡的咖啡馆碰面。他常常是刚从写作状态中走出，总是目光呆滞、心不在焉地看着我，算是见面打过招呼了。很快我就明白这只是表明他经历了漫漫长夜后又伏案写作一天，此刻正慢慢地回过神来呢。两杯味美思酒下肚，他就会兴致勃勃地侃起旧家具或者歌剧来，要不，就是我会把他带进我近来对梦的思考的迷宫之中。
“都是语言惹的祸，”我低声说，半是说给自己听的，“我的梦太唠叨。也许，假如我梦里不说话——”
“5月21日。让·雅克总是高高兴兴的，这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他对我说：‘我讨厌那些旨在说明爱的死亡、怀才不遇和社会的平庸的小说情节。’他拒绝消沉沮丧，真令人羡慕。比如，为什么有那么多小说写父母砍去我们的双脚，然后把跛脚的我们硬是推到这个世界来？父母亲可是我们童年时候的伟人哪！让·雅克说得对：一个作家可以庆祝，也可以嘲笑，但他绝对不能盯住什么不放，也绝对不能唉声叹气。我在重读他写的头两部长篇，很不错，尽管写得有点过头。那本写拳击手的尤佳。他从拳击场的痛苦中提炼出某种崇高的东西。”
而且，我长时间过着一种节欲的生活，也从没感到难受。安德斯太太不在的时候，我忙于看书、写信，偶尔也融入让·雅克的夜生活之中，同时也继续思考我做过的梦。
他继续说：“我的生活奇怪，但有迹可循，而你的生活太过认真，同时危险四伏……严肃地生活是好的，但如果视严肃为一种对你的要求，就不好了。”
“让·雅克，你听我说，你跟他们不同，你是主动选择，他们就跟强迫症患者一样，是身不由己。”
“8月4日。我很气，让·雅克干吗要对我说我不是作家，我对他说我也从未认为自己是作家啊。但他这样想，并非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说，你当不了作家，因为你生来就是一个专家，即那种只能做一样事情的人。他认为，写作却不是那样的。做梦算不算？我有点调侃地问他。他笑而不答。”
“不是美，只是生活。你难道不明白这个人的行事方式从来就没有违背原则。他没有发誓——我也没有。因此，我做的一切事情没有一样是像你刚刚认为的那样无用的或者矛盾的。倒是你一个人流落在外，不再是大家的一员。”
“真这样，对我来说，情况就更糟糕了，”他继续说。“不对，在一件事上做假只说明在另一件事上不做假。而身不由己地着迷、上瘾就是什么都不装假。太阳每天早晨升起，那不是在作秀，你知道为什么吧？因为太阳专心致志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惊羡大自然的井然有序，我们有把握说日出日落，根据的就是其身不由己的执着。”
“你错了，”他反对说，“要付出的代价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大。”
我当然不同意。
有一次，我撞见一群男人正在小便池边搞的场面。当时，那里寂静无声。一个身穿不合身的蓝西服的阿拉伯人已经抓住在他身边小便的人的阴茎，那个人又抓住他边上人的，一排男人站在边上，没有一个有一点女人相，他们全都对此作出快速反应，完全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一样。就像是一场梦，陌生人变得随和了，被挑中的完全成了一件必要的事情。接下来，队伍以同样快的速度散开，刚刚还像跳舞一样上下扭动的人结束了那种节奏；完事了，这群男人把裤子拉上，走出去。
后来，我突然想到，没有理由因为自己不锻炼就责备自己，毕竟，这样做能有多大的作用呢？这些锻炼项目是一种清除思想杂念、使自我全身心地进入一种虚空状态的方法，可我对梦的沉思默想难道不是希望达到同样的目的吗？让·雅克借给我的那本介绍锻炼的书向那些已经能很好地控制自己身体的内行人推荐说：保持百分之百的安静，选个点儿，思想整个集中到上面，我采用的替代法就此得到认同。集中思想是这些锻炼要求达到的真正高潮，集中于某一点就排除了其中想法，精神之门打开了，光照其间。书上说，集中点可以是人身上处于中心位置的一个小部位，也可以是某人房间里的一个小物件。但是，我不是一直在这样做吗？我的集中点可比我的鼻子、肚脐，或者墙上的风景画好。我的思想可以集中在我做的梦上。
“希波赖特，宝贝儿，”一天傍晚，让·雅克和我在林阴道上散步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是发了誓一定要荒唐起来。甚至不止一次发誓。发过许多誓。你发誓，就像一个贪婪的乞丐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疯狂购物。你对自己欠债累累，你已经破产了。你究竟为什么让自己承受这么重的负担啊？”
我想，我可以被看作一个顽固的人，但我的顽固不是表面的，也不是作秀。它根深蒂固，表现出来就跟敬重和谦卑一样，顽固最常见的成因是认死理，但至少我不完全这样。如果是，我也就不会继续和朋友们讲话了。
“哦，这个故事说的是那位因为自己的行事方式像一个和平主义者才是和平主义者的人昨天把妻子给杀了。今天下午他被传讯到庭时，我在场。”
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我说：“通过滑稽模仿，来达到嘲弄通常的行事方式的目的，是需要有勇气的。勇气以外，还得有能力来面对负疚感。朋友，我看不出你们的那些言行中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当然，假如情况真像你所说的那样，那么，对他们来说，要容易些；让·雅克，你不算，因为你与他们不同。”
“没有解释，”他说，“就像不该作出什么誓言或许诺一样。解释一件事的结果就是产生另一件事——那会更加糟蹋这个世界。最后，等到你抓住那些解释不放的时候，它们就变成毫无意义、一文不值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拥有我想要的一切呢？你知道的，那些蜜蜂是怎样直接被我吸引过来产蜜的，”他一脸坏笑。
“在街上闲逛的易装癖者因为修眉描眼再也不能面对他们的家人，但是，难道他们就不再渴望回到家人身边了吗？”
“在我们这个时代，什么是革命性行为？”后来一次见面时，他问我，其实他不要我回答，“推翻一种习俗就像是回答一种问题。提问的人已经排除了非常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说，他在提问的同时也已经提供了答案。至少，他划了范围，对他的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的范围。懂吗？”
我想这下我懂了，可同时让·雅克认为我和他之间有距离，又让我感到沮丧。“但你刚才说要跟我讲个故事的呢？”我抛开自己的忧郁，然后说，“你才介绍了两个人物。”
我也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我从未忽视过自己的身体，也从未听信什么人的话要去轻视它。另外，我喜欢散步，长时间地散步，我发现我的精力很容易就消耗掉，而每换一处散步，我就能很快恢复精力。除了散步，让·雅克还建议我做一套东方操。我在自己房间里就能做。做这套操绝不是为了满足强身健体的虚荣心，而只是为了达到完全能控制身体的目的。它们通过身体，直指心灵，旨在带来一种不针对什么具体对象的警觉性，一种游弋的失重状态。但是，吸引我的主要是这套锻炼方式的理念，这也许是我没有练好的原因。我始终未能控制好自己的消化和肛门括约肌，所以无法随心所欲地呕吐、排泄、分泌。然而，即使停下来了，我还经常想像自己穿着一件紧身的黑羊毛泳衣在锻炼。
以上是那段时间记的几则日记。尽管我意识到，安德斯太太不在时，我不该忽视自己的性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当观众的乐趣与我亲历亲为相比，渐渐地让我觉得更有趣。我一开始只是傍晚和让·雅克待在一起，现在发展到陪他晚上出门了。那是在温暖的春天和性感的夏天相交的季节。
“对，所以，我才信任你。”他说。
我辩解说他的比喻极不恰当，只能起误导作用，我说：“无论对购买，还是拥有物品，我都没有兴趣，我惟一感兴趣的是姿势。”
我不明白，不懂装懂绝不是我的风格。
“我比世界上所有人都更想成为我自己。”我郑重宣布。
“另一个呢？”
我承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