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大多有两种路径来实现自己的追求，一种是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事业，另一种是热爱自己选择了的事业。成为老师、进入法律行业，这些事的起点都是卑微的，但是过程中的这些高光时刻点亮了我，让我真正开始热爱教师这份工作，理解自己的使命。
讲这个题目之前，我扪心自问是不是一名称职的老师，发现内心并没有这种笃定。虽然当了近20年的法学老师，也曾经得到过一些荣誉，比如我最看重的是校内“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教师”。但是，我也时常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位称职的老师。所以今天，我只是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从事一份职业，到底怎样才算称职？”我想跟大家分享，对我的教师生涯影响很大的三个时刻。
结果，大家还是决定探访。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但我内心充满恐惧，又不敢表现出自己的恐惧。我们一行十人，我个子最高，躲在队伍的最后。
我在讲课这件事上得到了正反馈，学生喜欢听我的课，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反正，我现在讲普通话的速度，跟家乡话区别不大了。
我到底为什么要讲课？是为了在学术界获得一个位置，还是因为在这个讲台能够点燃自己的热情，拥有自己的使命？
热爱，不等于称职。把热爱转化为持续的行动，才是称职的开始。
你看，我开始做老师的目的一点都不性感，没有什么伟大感召，就是为了赚生活费，还有治结巴，就是这么卑微的出发点。
这就要说起，对于我教师生涯，第二个重要的时刻。
不只是这位女孩，那次活动中，同行的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他们走在一起，我也终于可以从恐惧中走出。
进入大学，我开始慢慢理解法律的意义。
十多年前，我们搞过一个读书会，这个读书会现在变成文章小组，每次我写完文章，都会发到小组，供大家批评指正。有段时间我因为一些原因，遭遇网络攻击，心情非常郁闷。第二天出差，居然在火车上碰到了一位读书会朋友，因为疫情原因，我们都已经九个月没有见过面了，居然神奇地坐在同一趟火车，去同一个城市出差。
还有一次和朋友吃完饭，正好遇到一个学生索要签名合照，朋友嘲讽道：“你很享受现在的虚荣吗？”我羞愧万分。
卑微的起点会促使你开始一件事，但是让你坚持下来的，一定是热情和使命。
我当时向她抱怨自己的遭遇，她却问我：“当被人夸的时候，你是否觉得不真实？”我说：“是啊。”她接着问：“那你高兴吗？”我说：“还挺高兴的。”于是她反问：“那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为什么就不高兴了？本质上，过分的夸奖与过分的批评不都是误解吗？误解本来就是人生常态，不要喜欢好听的误解，而厌恶不好听的误解。”这一段话，让我瞬间释然。
当然，一份职业，不能仅凭热爱支撑。一时的热爱容易，坚持很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第一个，我想先说说怎么当上老师的。
但是，法律本身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它一方面要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异化为破坏社会的力量。
人这一生，总要为某种超越人生的东西而活着。这些东西也许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看见的不用去相信，看不见的才需要相信。
关于结巴的原因，有种说法是，结巴的人思考速度快于语言表达。但是只要我站上讲台，结巴就会好一些，当我说普通话时，可能头脑中有一个转码过程，这样思考速度就和语言表达同步了。
我所研究的领域是刑法，尤其体现了这种看似矛盾的悖论。
我从未想过成为英雄，我只想在使命中卑微地活着，所以，我渴望共同体的友谊能够不断地温暖彼此，互相扶持，如果每个人都能发出微弱的光亮，群体的力量就能汇聚成法治的熊熊烈火。
他说：“如果你真的想传播法治的理念，也许这个舞台比学校的受众更多，每年有几十万的人要参加法考，这些人真正愿意花时间去学习法律，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会从事法律职业，他们是法治建设最直接的力量。”
后来，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了一段话。
昨天已经成为过去，明天还没有到来，我们唯一能够拥有的就是今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今天称之为礼物，PRESENT。
我从1999年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讲课，当时是讲自考，目的主要是为了补贴生活费，从那时开始，父母基本上就不再给我生活费了。
和很多人一样，我大学的专业是父母指定的，十七岁的我，对于法律基本没有太多的认识。回想起来，当时塑造我法律观的主要是公审大会，犯人游街示众。少年的我根本没有人权保障的观念，只是觉得法律就是打击犯罪的工具，偶尔看到五花大绑游街的犯人会觉得他们既可恨，又可怜。当然，还有一个关于法律的印象就是当时看的一个港剧《法外情》，刘德华演一个年轻律师，为一名被诬告的老妓女辩护，但由始至终也不知道这个女的其实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当时，我就觉得做律师，戴假发、穿法袍很帅，帮助穷人伸张正义很令人向往。
这个问题，打中了我。
大家知道我，是因为B站上的视频，那些视频是我在进行法律职业资格的辅导培训。我在读博士期间就在外从事这个工作，至今已经快十七个年头。当时去讲课的直接目的还是很卑微，就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家人患病，需要大笔的治疗费用。仅凭我在学校教书的收入，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那个时候，我拼命讲课，然后把赚来的钱赶紧投入治疗。
这其实只是自欺欺人，这个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
我是一个书斋里的法律人，真正在法律工作一线的，是我在法考课堂上的学生们。我要通过我的课堂、我的学生，才能一点点走近自己的梦想。
在走向知行合一的过程中，一个人往往是怯弱的，能够帮到一个人的，是凝聚成更大的共同体。
有次，我参加一个公益项目，和一群朋友去探访麻风病院。出发之前，我非常紧张，因为我害怕麻风病有传染性，毕竟麻风病曾经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疾病。我在出发之前，无数次上网搜索麻风病的传染性，得出的结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麻风病经过合理治疗，已经没有传染性了。但是，我还是充满恐惧，我跟负责人商量，要不我们就别去了，我们多捐钱就好了。
2020年11月，得到大学开学典礼演讲
后来，我私下问她：“你不害怕吗？”她说其实也挺害怕的，只是当时突然有一种力量鼓励她去拥抱病人。她很感恩这种力量可以鼓励我们所有的人，可以给病人带去希望与光明。
讲了十年之后，厌倦了，身体也疲惫了，关键是，我觉得辅导培训也不入学界主流，所以想告别这个课堂。
一方面它是通过最严厉的惩罚措施来维护社会秩序，轻则剥夺公民的财产、重则剥夺自由甚至生命；另一方面，对于惩罚犯罪的国家权力又要加以最为严格的限制。一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过污染的水流，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污染了水源。”如果惩罚犯罪的权力不受限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悲剧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影响他们呢？”
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重要时刻，行动的力量，从哪里来？
你有没有发现，这四个词汇的英文单词首字母是P（passion）、M（mission）、A（Act）、M（Mass）？
今天，我感到很幸运，能够跟同学们坐在一起，探讨对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命题，那就是如何行动，当我们从知识迈向行动，我们可以在行动中获得共同体的力量，这份能量又能回过头来，为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行动提供力量。
但是，我做老师有个障碍。我从小很害怕在人面前说话，刚开始来北京的时候，普通话说得也不好，经常被人嘲笑，比如“刘奶奶喝牛奶”。而且，我还说话结巴，当时一开口就自卑。
每当看到这四个字，就让我感到激动与平静，忘却暂时的疲乏与怠惰。
备课的时候，我会写讲稿，把要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案例都写出来，甚至连“下课了”三个字都要写出来。熟能生巧，讲得多了，自然就熟悉了。其实人类所有的成就，靠的都是艰辛的努力。
一切有意义的知识，最终都是为了行动。作为学者，我们经常会思考许多崇高与深邃的观念，但是我们经常误以为自己想到了、说到了，也就做到了。
法律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专业，在最早的大学里只有三个专业，神学、医学和法学。当一个人的灵魂出了问题，他需要神学；当身体出了状况，需要医学；而当社会出现了问题，那就需要法学。可见，法律最重要的作用是为了解决社会的问题，维护社会秩序。
我教书的政法大学，老校区面积很小，是一个小而美的校园。从东门进去，右拐就可以看到一块石碑，上面有老校长江平先生所写的“法治天下”四个字。
快到麻风病院的时候，一位麻风病人用滚轴自制的小木板车助力前行。麻风病因为会攻击人体的痛感神经，让人感觉不到疼痛，所以受伤了也不知道，因此身体上有很多伤口疤痕。这位麻风病人的脸形扭曲，非常丑陋。当时我们队伍中走在前面的一位女孩，跑着过去和麻风病人打招呼，甚至拥抱他。这位女孩长得非常漂亮，而在那一刻，美丑的对比，让她更加漂亮，这种漂亮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而丑陋的是我内心的幽暗。
做老师这么多年后，我才慢慢读懂这四个字，这不仅是一个前辈的教诲，而且是一个庄重的邀约：你愿不愿意做一束光，把个人的微光传给你的学生，让法治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无法撼动的参天大树？
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最好的礼物，就是今天。各位同学，愿我们在共同体中，拥有持续行动的勇气，获得源源不断的热情，在使命中超越我们有限的今生。我们无需关注未来，我们只需要活好今天，因为永恒由每个今天所构成，每个今天都可以触摸永恒。
我很感恩，能够拥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种友谊让我走出自恋，能够拥有前行的力量。
我接受了这份邀约。
PM（下午）和AM（上午）正好是一天的二十四小时。
我今天提到了四个词，热爱，使命，行动与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