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方首先让辛普森的家人出庭作证。辛普森的家人作证时称，在案发的第二天他和家人住在一起，针对前妻被杀一事很伤心，也很惊讶。
辩方律师指出冯丹尼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记录前后不一致，有故意替刑警遮掩事实之嫌。辩护律师举例说，福尔曼声称在辛普森的越野车内发现一些血迹，检验人员并没有化验这些血迹，却提供了一份化验报告。
检方再请来辛普森的理发师，他作证时表示辛普森从来没有染过头发，检方在微物证据分析时指称辛普森有染过发的说法不正确，这些微物证据在检验时很可能有差错。
这位三十多岁的华裔鉴识员有些招架不住，有时被问得哑口无言，有时被辩护律师戏弄，在交叉盘问期间，一位辩护律师拿着一个中国菜盒子，里面是一些幸运谶语饼，在法庭外四处份发，趾高气扬地说，“今天我们要HangFung(一语双关，一意是“绞死冯氏”，另一是附近中餐馆的名称。)。”
陪审员在一天内就裁定结果，的确令人震惊。但是由于法官考虑到两年前法院宣判殴打黑人的白人警察无罪时引发的暴动事件，他担心万一黑人社区对辛普森一案的判决不满而引起另一场暴动，便决定在第二天上午十时才正式宣布判决。当天晚上，洛杉矶警察局开始密集巡防，调派大量警力以防洛杉矶再度爆发暴动。
这位律师马上道歉，并表示这是无心之过，也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玩笑会有如此大的反感。不久，他并在电视上公开向华人社会道歉。
“既然你承认在案发现场的血迹经DNA检验是辛普森的，但是您为何仍帮辛普森作证？”她单刀直入地问道。
为了证实辛普森是凶手，检方决定在陪审员面前让辛普森试戴那只沾有血迹的皮手套。辛普森先戴上为防止污染而准备的橡胶手套，再试图戴上皮手套，但是辛普森折腾了许久，都无法将皮手套戴上。辩护律师马上指出手套太小，根本不是辛普森的。后来检方再请来手套专家，辩论手套在沾到血迹后，可能会收缩一些。但是在许多陪审员眼中，这一只血手套实在太小了。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应辩护律师之请而赶到班迪街的现场勘查，整整一年后我坐上了证人席，来向陪审员解释凶案现场。但是我是在案发后的一个多月才获准到现场勘查的，所剩的证据十分有限，我只能依赖手上收集到的证据以及警方拍摄的现场照片来分析当时的情形。
另一位邻居十分注意时间，她手上往往带着两只手表，在十时三十三分到三十五分左右她才听到狗吠，之前整个社区都很安静。
隆纳尸体的照片还显示出附近的沙土上有一些杂乱的可疑脚印，警方却没有收集这些脚印，在几个星期后我到现场时，这些脚印已被破坏殆尽了。
检方接着让死者妮可的姐姐丹妮丝来作证。在证人席上，她泪流满面地述说八○年底末期妮可告诉她被辛普森殴打的经过。
在我作证完毕后，辩护律师马上集中精力来对付在替检方在职时声称从未歧视黑人，从未骂黑人为“黑鬼”的刑警福尔曼。经过一番拉据，法院终于同意把福尔曼的录音带放给陪审员听。从这一段录音内，福尔曼用“黑鬼”字眼来称呼黑人，而先前福尔曼曾宣誓作证要讲实话，但是现在证据显示他并没有如实作证，因此他聘请了律师，在辩方传讯他出来作证时，他不得不以美国宪法的第五项修正案(每个人有权利拒绝提供任何可证明自己犯罪的证词)来拒绝作答，后来在审判结束后，他还因为做伪证而被检方起诉。
礼车司机作证称，他按门铃时辛普森并没有应门，他也没有注意到门外停有汽车。辛普森的邻居则作证称，在九时四十五分散步经过时并没有看到辛普森的白色越野车。
辩护律师接着问及有关辛普森卧室发现的那双袜子。我解释说，在我首次检验时，就发现由于警方处理不当，将两只在不同地方发现的袜子放在同一个证物袋内，而怀疑这两只袜子都可能受到污染。在第二次详细检验时，我发现血是从袜子的一面渗透到另外一面，这证实我的怀疑。
他问道：“李博士，您所主持的化验室侦案无数，也经常使用DNA来检验血液，你们是否使用PCR的方法来进行DNA测试？”
白人刑警福尔曼是最早到达班迪街的刑警，他对辛普森住宅情况很熟悉，在案发后，福尔曼曾主动带其他警员前往辛普森家。据检方的证词，福尔曼曾走到后门的越野车旁，发现车上有血迹，然后爬墙进入辛普森住宅的前院。后来，他又在屋后的走道处发现一只血手套。再加上他讨厌黑人，在不同的场合讲出了许多仇恨黑人的话。这一连串是巧合，抑或福尔曼有计划的栽赃行动？辩方认为福尔曼有可能栽赃陷害辛普森。
根据检方的证据，检方认为妮可和隆纳这两人是由辛普森一人在短时间内杀死的，但是辩护根据我的证词指出隆纳并非短时间内就被杀死的，而是经过一番较长时间的打斗，很可能有两位凶手，此外，警方收集证据十分马虎，有许多证据都受到污染，检方证据的可信度值得怀疑。如果杀了两个人，杀手一定会满身都是血，但是警方并没有找到任何血衣，也没有找到凶器，再加上如果辛普森拿着血袜子到他的卧室的话，门外有血滴，卧室内有血袜，但是从门外到卧室的白地毯上却找不到一点血迹，因而我对整个案件的结论是检方指控辛普森的证据薄弱。
许多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声称是我帮辛普森洗脱罪名的。一些陪审员在裁决后都接受媒体的采访时称，我的证词对他们的决定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洛杉矶警方在现场处理及检验过程中的各种疏忽及违背刑事化验室职业标准的做法，以及我认为检方所提供的证据薄弱，让他们认为检方证据不足以证实辛普森的罪名。
十月三日上午十时，全美的媒体焦点都集中在洛杉矶高等法院大楼里，陪审员宣布：辛普森无罪。
辩方律师还叫我说明我与洛杉矶警察局刑事化验室在这宗案件打交道的经过。我毫不客气地指责洛杉矶警察局刑事化验室处理本案的所作所为既不专业又没有道理。
接着展示出来的照片是妮可尸体肩部的血滴。我向陪审员解释说妮可已经倒在地上，上面的血滴肯定不是隆纳的就是凶手的但是，这样重要的证据，警方却没有收集起来，反而送去清洗掉。
接着白人刑警福尔漫出庭替检方作证。知道辩方可能会攻击他歧视黑人的背景，福尔曼在证人席上很镇定，始终保持着平静、沉着的风度。但是辩方律师巴利对他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势，问他是否认识妮可，是否向别人讲过他憎恶黑人，为何要聘请律师替自己辩护等。
“是的，因为这个方法是刑事界普遍认定可靠的DNA检测方法。”我以肯定的语气回答说。
在检方完成其证人及证据的呈现后，就轮到辩方向陪审员呈现辩方的证人和证据。要让陪审员裁定辛普森有罪，检方必须向陪审员提出足够的证据，使陪审员确信辛普森有罪，因而辩方就针对检方的证人及证据加以反击。
我展示出检方拍摄的尸体照片，指出他穿着的蓝色牛仔裤上的血迹的形状，有从上往下流的形状，从而显示隆纳是站着打斗，腿部流着血。
检方又请来了微物检验专家，试图证实在现场的微物证据中发现有辛普森的头发。但是辩方认为这些证据不可信，因为在收集及保存证据过程中受到污染。
在这宗案件结束后，负责侦办此案的女检察官克拉克将办案经过写成一本书，然后改行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她多次邀请我上她的节目，有一次我终于抽出时间来接受她的访问。
我就用比喻的方式跟她说：“我今天坐在这里接受访问，假设在访问中，您那美丽的头发不知何故沾到我的裤子上，回家后，我太太发现我裤子上有头发，拿到化验室去鉴定DNA，结果证实是您的头发。然后她就查问我今天跟您做了什么见不得到人的事情，责问我为何您的头发会跑到我的裤子上来。啊哈，我就有大麻烦了！但是，天知，地知，您知，我知，我们没有做任何不轨的事情。因此，即使DNA检验结果证明了某根毛发或某些血迹是某人的，也不能直接证明这个人就做了这些坏事。”
“是的。”我回答说。
在呈现辛普森先前行为的证据后，检方开始将证人和证据转向案发当晚的事情发生经过。意大利餐馆的经理证实妮可打电话来查问眼镜的事情，后来隆纳在九时五十分离开餐馆，大约十分钟就可以走路到妮可住家。妮可的一个邻居在庭上声称她在十时许开始收看晚上十点钟的报导，约过了十到十五分钟，她听到邻居的狗在大声吠叫。妮可的另一位邻居也在庭上声称在十时十五分左右听到狗吠声。住在附近的两位邻居作证时称，他们在溜狗时发现妮可的狗在叫，并且狗爪上有血迹，当时已经过了十时三十分。
九月十二日，辩方在传唤五十三位证人后，结束了辩方的辩护程序。在随后的两个星期，检辩双方再传唤一些证人来澄清疑点。一位联邦调查局的鞋印专家先前曾质疑我提供的证词，声称现场只发现一双鞋印，后来，他同意我的看法，承认可能有第二双可疑鞋印。不过，警方在现场收集到许多指纹，到结案为止，仍有九枚指纹无法辨认出来。
接着这位巡逻警察在庭上介绍了他所看到的现场情况。为了让陪审员对现场有深入的了解，法官还同意了检方的要求，特别安排了一辆大巴士，由法官带队亲自到班迪街的现场和辛普森家的现场去查看。
隆纳的随身物品，如一个信封、一堆钥匙、一张撕破的纸片、以及一只呼叫器，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这显示他与杀手打斗的范围很大，很激烈。从照片里的纸片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血痕，这些痕迹并不明显，但是经放大后可以隐约看出是一段鞋印，如果收集到这张纸片，就可以找出清楚的纹路，也许，也许还可以在纸片正面及背面找到指纹。但是，这样重要的证据却不翼而飞了，检方和警方却不知道其下落。
“李博士，您在刑事案件中，是否利用PCR法来作为指证或排除被告是否涉案的证据？”
后来检方指责我在检验时也没有采取防污染措施。但是我回答说，这些袜子等证据早已被污染了，就算我穿上太空衣或钢盔也没有用。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这宗全球媒体及大众都关注的凶杀案开始审讯。由于万众瞩目，同时美国宪法规定所有的刑事审讯都应受到大众的监督，法官伊藤原来不让记者采访，但是在媒体的法律代表力争下，他终于同意在法庭内装设一台遥控式可调焦的摄影机，但是摄影机绝对不能拍摄到陪审员。
接着，辩方传唤另一位证人，他作证说他在十时四十分左右在班迪街妮可住宅附近带着狗散步时，听到两人在争吵的声音，其中一个人叫着“嘿！嘿！”几声，接着他听到狗吠声，再下来他看到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往南边开走。在交叉盘问时，他猜测其中的一人是黑人。检方再问他有没有可能在四分钟内从他所在的位置赶到辛普森的住宅，他答说，即使他超速驾车，而且路上没用红灯，还是不大可能。
辛普森被判无罪的消息一宣布，我照常在康州警政厅刑事化验室上班，我并不太关注判决的结果。我是一位科学工作者，重要的是将事实及科学根据呈现给陪审员，至于结果全是由陪审员来决定。
辩护律师柯克伦则在开场陈述中叫辛普森展示了他左腿的伤痕，指出辛普森在职业足球赛中多次受伤，运动伤害严重，有时走路都成问题，根本不可能同时杀害两个人。
接着，我开始在法庭上示范血迹喷溅形态。我将一瓶红墨水倒在白纸上，然后手掌猛拍纸上的红墨水，一些陪审员没想到我会出手这么快，都吃了一惊，接着我又将红墨水从不同的高度滴到地面上的白纸，来解释血迹喷溅的形态，我将沾满红墨水的白纸拿起来在法庭内走动时，向陪审员展示出不同力量所造成的血迹形态。当我进行示范时，一位陪审员显示出十分害怕的神态。伊藤法官看在眼里，便开玩笑地对我说，“李博士，我想你让第六十三号陪审员受惊了。”那位坐在前排的白人女陪审员听后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
接着，检方传唤了韶马化验室的化验人员及加州司法部DNA鉴定室的专家出庭作证，他们证明洛杉矶警察局送来的血迹证据经DNA鉴定证实是属于辛普森的。
在成功播放了福尔曼的歧视性录音后，辩护律师要求将福尔曼的所有证词以及他发现的证据都排除在外，要求陪审员在裁决时不考虑这些证词及证据。经过几次上诉，上诉法院裁定陪审员在裁决时可以考虑到福尔曼的证词以及他所发现的证据。尽管如此，在陪审员眼中福尔曼是一位种族歧视者，部分陪审员开始怀疑福尔曼有可能栽赃诬陷与白人女子结婚的黑人足球明星。
接着检方让辛普森的朋友卡伦来作证。他作证时表示，在案发当天辛普森情绪很低落，他们曾一起去麦当劳买汉堡。但是在晚上九时三十分到十一时间，他并不知道辛普森的去向，他感觉辛普森并不在家。
检察官克拉克和达登在开场陈述中指控辛普森有殴打前妻妮可的纪录，指他是一位占有欲很强的人，并且惯于只要自己想要就能得到，他不能容忍前妻和别的男人约会，如果是他得不到的，别人也不能拥有，因而当他看到妮可和隆纳在一起时，便将他们两人一起杀害。
检方在几个星期前曾传唤一大批专家来证明现场上的血迹与辛普森的血型相符，不过，辩护律师也准备了一大批专家，试图证明洛杉矶警察求功心切，利用各种方法，包括栽赃证据，掩蔽重要物证来掩饰作业差错等。辩方请来了知名的化学家，证明血液内含有EDTA(一种错化合物)，因为警方在首次与辛普森面谈时曾抽过血，里面曾用EDTA防凝，从而暗室血迹证据可能受到污染或更换。
后来他们便带着妮可的狗一起走，谁知这条狗带着他们来到了案发现场。看到一名女性躺在地上，地面都是血迹，他们赶紧敲邻居的门，并跑到路上拦下一辆警察巡逻车。
我开始用这些示范结果和现场所收集到的血迹形态进行比对。我解释说，从现场这些血迹形态来看，隆纳曾与凶嫌长时间的打斗，并且曾与一名或两名杀手展开过一番血战，而检方却称隆纳经过极短时间的打斗即被杀死。
辩方传唤洛杉矶警察局的现场录影师出庭。他承认十三日下午四时十三分到辛普森住宅录影时，并没有发现地上的袜子，不过他表示他是在警察局搜查以后才到现场录影，有可能血袜子已经先被收集起来。但是辩方请来了辛普森的清洁工人，她作证时表示辛普森很讲究清洁条理，从来不会乱放袜子或衣服的。
我又展示出另一张警方所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显示出隆纳的呼叫器面板上沾满了血，这血如果不是隆纳的，一定是凶手的，但是警方却没有化验这些血迹。
接着，检方传唤辛普森的好友，前洛杉矶警察局刑警斯普。他在庭上声称在案发后的第二个晚上，辛普森曾跟他说，他曾做了个梦，梦中自己将妮可杀死了。
我首先向陪审员解释了鞋印的不同种类，而指出除有布诺马利牌子的鞋印外，现场还有两只沾有血迹，纹路是平行线的鞋印，在隆纳和妮可两人的尸体中间出现了这样的半只鞋印，同时在隆纳的牛仔裤上也有同样纹路的鞋印。我解释说，这意味着现场有两位凶手，一位穿着布诺马利鞋，另一位穿着鞋底纹路是平行线的鞋。检方的专家证人后来否定我的说法，声称美国没有鞋底为平行线纹路的鞋。没想到在一个多星期后，我收到来自全美各地七十多双有平行线纹路鞋底的鞋。我只好在当地召开记者会，展示这些鞋子，并请大家不要再寄鞋给我。
我举例说，在检验辛普森卧室找到的袜子时，警方叫我和两位辩护律师在上午九时三十分到达化验室，我们都准时到达，但是，警方及检察官却故意拖延，让我们在走廊上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十二时四十五分左右才让我们进入化验室，进入化验室时他们又限制时间，声称这双袜子要在下午一点多钟送到FBI化验，我们只有二十多分钟来检验这些重要物证。我原来已受邀到西雅图演讲，临时改变行程到洛杉矶，没有带任何检验工具，我在西雅图时就打电话给洛杉矶警察局化验室的联络员，请求借用警方的设备，当时他们一口答应，并表示将会准备好各种仪器，不料在进入化验室后，我只有一台十分差劲的显微镜，调焦不准，底部不稳，检察官和化验员又拼命催促，检验工作十分困难。
第二天，新闻媒体都纷纷报道：辩护团所请来的顶尖专家证人竟然否定自己人的说法，这无疑是搬砖砸脚。我在加入辩方专家团前就跟辩护律师说过，我身为一位科学家，只会实事求是地把科学证据呈现给陪审员，决不会因为代表被告而歪曲事实。
检方知道辩方会向检方的法医发难，检方还没有开场，先向法庭承认负责检验妮可和隆纳尸体的助理法医在解剖时出了差错。在法庭上，检方派出洛杉矶的总法医声称妮可头部受到重击，倒在地上，后来杀手于隆纳缠斗一番，在隆纳身上刺了二十多刀，将隆纳杀死后，凶手再在妮可的脖子上割了一刀。检方在法庭上展示了许多血淋淋的照片，被害者的家属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检方在提供证据时，曾向陪审员介绍了在班迪街案发现场的前院大门上找到几滴血滴，经DNA鉴定证实为辛普森的血迹。先前辩方律师曾经请专家攻击进行DNA血滴检验时，不该使用PCR法，检察官便想利用我来推翻辩护律师的质疑。
在冯丹尼作证后，检方的专家开始向陪审员介绍现场血迹的化验结果。洛杉矶警察局刑事化验室指称，在班迪街现场发现的一滴血迹有九九．五%的可能性是辛普森的卧室发现的袜子上的血迹可能是妮可的。
在被检方传讯作证时，福尔曼坚持自己从来没有讲过任何歧视黑人的话，但是辩方律师所聘请的一位私家侦探发现福尔曼一年前曾与一位作家合作出书，在口述录音时，他用“黑鬼”这种歧视性的字眼来称呼所有的黑人。
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法院将整个案件交给陪审员讨论裁决。经过二百四十五天的陪审，陪审员及候补陪审员的人数从原来的二十四位减到十四位，原来十二位正式陪审员因为有许多违规行为，陆续由候补片陪审员递补，候补陪审员只剩下两位。十月二日星期一，十二位正式陪审员开始闭门讨论，大家都在法庭外焦急地等候着，但是由于这宗案件案件审理时间很长，证人及证据都很多，许多法律界人士估计陪审团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能达成裁决。但是在讨论开始的第一天，陪审员就要求法院重新提供礼车司机的证词，四个小时后，陪审员宣布已达成裁决。
接着辩方传讯了妮可的两位邻居，一位在晚上十时二十五分左右经过妮可的住宅附近时，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的事物或听到狗吠声。
在结束开场陈述后检方开始介绍他们的证人和证据。检方首先向陪审员说明辛普森殴打前妻妮可的记录，并在法庭上播放了一段妮可在一九八九年打到警察局求救的电话录音，以及一张妮可被殴的照片。
开审九十二天后，检方在传唤了五十八位证人及展示无数证据后终于向陪审员表示，检方已呈现了所有的证据。
辩方请来的法医波顿博士在庭上也否定了检方法医的分析。他认为，从死者的解剖资料来看，两位被害者都曾进行过长时间的反抗，时间可能长达十五分钟，凶手一定会受伤，而且会有很多伤痕。
在结束辩护律师的直接盘问后，我必须接受检方检察官的交叉盘问。在检察官开始交叉盘问前，伊藤法官就警告检察官，声称，“李博士的公正程度你们检方早就知道，你们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质疑他的立场及信用，点到为止即可。”
这虽然是个玩笑，但是他利用中国餐馆来嘲笑华裔的冯氏。许多侨胞看到这位辩护律师公开嘲笑华人的新闻后，都很气愤，当地的华人律师公会第二天即在法庭外举牌示威抗议。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是我得知这位辩护这种不当的行为后，也很气愤地打电话给他。我向他表示，我们可以质疑冯氏检验不当，但是绝对不能拿他的肤色嘲笑他，我以身为华裔而自豪，我绝对不能容忍侮辱我的同胞的行为，如果辩护律师团这样交叉盘问，我马上就退出辩护团。
曾与洛杉矶警察局刑事化验室打过交道的联邦调查局检验人员，以及一批知名刑事学家分别作证，表示洛杉矶警方的刑事化验室过于凌乱，毫无条理，证据绝对有被污染的可能性。
审讯的进展很慢，过了两个多月才开始真正涉及现场的证据。洛杉矶警察局刑事检验小组负责该案的检验员是一位华裔第二代，名字叫冯丹尼。他负责整个案件证据收集及检验，但是由于他手下工作不力，上级又没有加派人力支援，许多检验都不符正常程序，而被辩方锁定为重点攻击的证人。
检察官对我十分客气，左一声“李博士”右一声“李博士”地称呼我，他对我在前一天替辩方所作的证词进行了无关痛痒地挑剔盘问，但是始终没有动摇我的结论。
辩护律师在交叉盘问检方的证人时不断指出，警方在保管血迹证据过程中有问题，被害人尸体使用不当的毛毯来盖；勘查人员姗姗来迟；化验室的试管并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来清洗；这些血液证据在烈日下放在车内，部份血迹证据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在参观完现场后检方继续提供他们的证据。刑警梁德在庭上表示，妮可很可能是先被杀害的，因为她并没有穿鞋，而她光着的脚并没有血迹，但是附近都有血迹。这些证据表示辛普森先对他前妻下手，但隆纳突然间出现，他便顺手将隆纳杀害。
福尔曼除歧视黑人外，他也严重地歧视犹太人和妇女。他曾在不同的场合以歧视的口气骂过洛杉矶警察局内部的女性同事，其中包括法官伊藤的太太。伊藤太太是警察局内职位最高的女性警官，福尔曼以歧视性的语气骂过她，本来与此案无关，但是检方害怕伊藤法官因对福尔曼不满而会让福尔曼的录音带成为证据，而以伊藤法官继续审理下去将会有利益冲突为由，要求更换法官。但是，一位法官裁定，伊藤并没有利益冲突，可以继续主持审理。检辩双方为了让陪审员听到福尔曼的录音带而互不相让，就在此时，辩方决定传唤我出庭作证。
检方还请来了一位联邦调查局的鞋印专家，他作证称在现场收集到的鞋印为布诺马利的名鞋，规格为十二号，与辛普森的鞋号相同，这一型号布诺马利鞋全球只有两百九十九双。
接着，辩方律师请来了原本在洛杉矶一支足球队担任过球队医生的专家来作证，他检查过辛普森的身体，认为辛普森患有两种严重的关节炎，并且旧伤累累，快速走路和慢跑都很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