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物资运输处，当时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下设业务处、购料委员会、秘书处、警卫处等机构。警卫处实际是军统局直接控制的派驻香港机构。西南运输公司成立后，机构庞大，业务广泛，运输繁忙。尤其是广州于1938年秋沦陷后，广九、粤汉铁路交通断绝，运输更为困难，虽然香港往桂林、重庆有飞机来往，但旅客往来以及中央运钞票的任务，已经是忙不过来了，对于大规模物资运输，以及豪门的走私货物，必然要另谋出路，于是只得与越南商谈，开辟一条经过海防、镇南关到桂林的公路，以及海防到昆明的滇越铁路。以后又开辟了缅甸到云南的公路。这些交通命脉，在西南运输公司的控制下，孔家虽然也能装运一些私货，但毕竟有些碍手碍脚，于是，孔家决定在中央信托局成立了一个运输处，以便于更好地竞争和走私。
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央信托局经孔令侃批准贷给“华西”60万元，这与实际需要相差很大，“华西”只得先将这笔贷款拿到手，分别用于建厂的基建工程，并趁海运还畅通之际，在国外订购一部分生产设备和材料。随后，当“华西”要求续借时，孔祥熙便变了脸，以“前账未清，碍难照准”，予以驳回。这时，“华西”公司在国外订货尚差款无着，建厂工程也因资金缺乏而停工，公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孔祥熙趁此机会，又提出合资办厂的问题。“华西”公司迫不得已，终于答应孔祥熙，并将“华西兴业公司”改组为“中国兴业公司”。当时商定公司资本额为法币1200万元，孔祥熙即指示他自己经营的裕华银行、祥记公司投资，其投资额占资本总额的80%。以后又逐年增多，到1943年，在公司资本总额1.2亿元中，孔祥熙投入的股份上升到95%。改头换面，“中国兴业公司”也姓孔了。
中华书局的财力在商务印书馆面前相形见绌，1937年几乎倒闭。当时，宋霭龄求其弟宋子文帮忙投资时，宋子文看在大姐的面子上答应下来。但后来又使子文后悔一场。因中华书局旧的股东深恐孔、宋喧宾夺主，就设计一边利用，一边限制，限制借大宗款项，严格限制孔、宋的股金投资，让他们的资金投了进去却没有回报。
1941年中华书局总经理伯鸿在香港逝世，孔即让其亲信李升明上台，接手担任中华书局的董事长，中华书局形式上就完全落到了孔家手中。这使宋子文十分气愤。抗战胜利后，孔、李谋将上海中华书局全部迁往海外，变中华书局为私有，遭到全体职工坚决抵制。正在斗争期间，孔祥熙见大势已去，一溜烟逃往海外，李也随之而逃，这一斗争方告结束。但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的中华书局，却落到了他们的手中。
在国难当头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极大义愤。民族战争还没结束，胜利还没分晓，内部已开始分裂。这是其一。其二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也矛盾重重。且说宋、孔明合暗不合早已开始，尤其是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蒋介石睁一眼闭一眼，更使宋子文看不惯。
再说孔祥熙执掌四联总处副主席的大权后，开始了他的真正发迹的时期。孔有孔的绝招。他空前扩大过去经营的企业，如金融、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等。金融方面有山西老家的裕华银行。该行开办于1915年，总行设在天津，名义上有资本200万元，实际上并未达到这个数字。当时他开设金融机构的原因，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给孔记代理推销石油，要一个银行担保，孔在金融界举目无亲，只好虚设银行于天津，实际也是投机。孔为了证明此行来头大，说是就原来颇有名气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自山西太谷老家搬来。其实志诚信早就关门了，并与孔毫无关系。孔是向来说假话不脸红的。
在文化事业方面，孔祥熙也插过手。如抗战时期，他接办过“四社”，即《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四社初期由张竹平经办，因得罪了蒋介石，为蒋所取缔，无法维持，负债累累，最后只好让给孔祥熙，由中国国货银行出面承担全部债务，另给张竹平个人5万元，将四社买进。抗战初期，《时事新报》迁往重庆，《大陆报》《大晚报》留在上海，申时通讯社停办。日本投降后，《时事新报》迁回上海，并恢复了申时通讯社，由王正廷任董事长，实际由孔令侃主持。但因报纸销路不好，这方面没有捞到多少油水。
1938年国民政府匆忙由淞沪、南京撤退后，丢失了国内吞吐物资的最大港口上海港，当时唯一能做通道的，只有香港到广州一线了，尽管英国人的绥靖政策受到日本的压力，但香港与广州是唇齿关系，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一些方便。但如查验归中国交通部门，公开在香港办理接运手续又不行，因此暂时允许中国的结算机构，改头换面，在香港进行半公开的活动。于是，孔、宋豪门资本与军统特务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香港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西南物资运输处和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开始了走私活动。
孔祥熙虽有经商之道，却不像夫人那么有先见之明。抗日战争时期，孔祥熙把商业投机交给太太、少爷、小姐、门生去做，自己则在背后出谋划策。在重庆成立的商号有祥记、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祥记公司有汽车30余辆，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华公司搞运输与贸易，大元公司搞五金电料，恒义、升和专营洋杂百货，广茂兴公司则经营参茸药材。这些公司在孔祥熙保护下，胡作非为，巧取豪夺，自不待说。1945年，临孔祥熙下台之际，曾有人在国民参政会公开检举过祥记公司，又是夫人出面，四处周旋，平了这场风波。孔祥熙好感谢夫人。
这样又与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发生了矛盾。孔令侃也不把亲娘舅看在眼里，与子良争论了半天，脸红脖子粗的，最后霭龄出面调停，不了了之，孔家的运输处照成立不误，因为那里有钱可捞。
不久，蒋介石以特使名义命孔氏往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国内财政和金融的重要工作，由宋子文主持办理。宋鉴于当时全国人民的斗志激昂，认为民气可用，决定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以供应战时财政。名义上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却用层层摊派平民，大户尚无甚负担，有的地方缴了款领不到债票，纠纷迭起，民怨沸腾。孔祥熙从海外回国，看到此情，立即宣布债券业已满额，停止劝购。实则债券并未销完，对于已缴款认购的债券，也长期没有清理。以后逐年发行的公债，都作为四行借垫款的担保品，四行以此项债券作为发行钞票的准备，不再公开对外发行，税收和公债均不起作用，只好专靠发行钞票作为支应。二人矛盾达到高潮，水火不容。
孔令侃既然决定由信托局收购猪鬃，就命令易货处在桂林、衡阳、柳州、常德、西安、兰州等地成立收货处，并派出不少人员，贴出告示，就地挂牌以官价收购猪鬃。可是复兴公司老早就在各地设置了收货处，他们是根据宋子文对美国棉麦借款偿还办法，也是国民政府明令规定了的。两个收购处都有硬后台，谁也不买谁的账，开始是哄抢。后来把官司打到重庆，宋子文因有一张必须确保美国借款债务的王牌，最后占据上风。唐汉著：《四大家族》，金城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章。
孔宋家族角逐财源
到了20年代，孔祥熙渐走官运，但金融方面仍没有足够的资本。他在上海要开一个中国国货银行，还得靠动用一笔公家资本才开了出来。设在天津的裕华银行在20年代也是有其名无其实。
这时特务头子戴笠不肯罢休，趁热打铁，向老孔节节进逼，孔祥熙只好把缉私署全部大权，拱手交给戴笠，又在财政部成立货运管理局，由军统特务王挽洲任局长，把鸦片特种货物业务，统一由军统经营，让戴笠以缉私署名义，向中央信托局透支3000万元（当时黄金每两1万元）合黄金3000两。照规定中央信托局只能做短期工商业贴放，承放承兑业务50万元以上的要经过总处审批核准，可是这是孔祥熙与戴笠的直接交易，谁也不敢提出异议。
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原是财政部于1935年命令公布成立的，由孔祥熙兼任理事长，负责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的信托业务。1937年底，中央信托局总局撤迁到香港后，孔家大少爷孔令侃以常务理事身份主管一切。为了便于走私，孔令侃便派孔家最忠实的管家，原中央银行庶务科主任林世良为处长，买了一大批卡车，打着“民国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和替中央银行运钞，或装运特种物资的旗号，拼命地私运孔家需要的一切物资。所谓“民国三千万元走私案”，就发生在这时。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着能否使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德国受到日本的压力，蒋介石则因受到英、美方面的压力，双方不便于公开往来，但暗中仍有交往。国民政府的兵工署都是留德学生，全部生产装备以及操作都使用德国技术。为了补充德国武器弹药配件，当时在香港有兵工署驻港办事处。德国供给军火武器，中国有土产出口，偿还贷款。因这笔生意不便与宋子文掌握的美国、英国借款相混淆，所以蒋介石把这笔生意交给孔家来做。孔令侃立即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一个兵工储料处，打着奉蒋委员长手令直接办理民国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事宜的招牌，连那些通常要办的手续都免除了。蒋介石本想通过此事，让孔家捞一把，没想到，此事又和宋子文发生了矛盾。
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虽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但当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表现出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他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还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和爱国人士；不断向共产党挑衅，袭击人民军队，捕杀抗日干部，制造多起摩擦事件，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这些活动，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
抗战爆发之前，孔氏家族通过做军火生意、炒股票及制度改革等发了横财，但孔氏夫妇并没有就此满足。宋霭龄深知官商结合是发财的重要途径，因此她说服了蒋介石，终于使丈夫坐上了财政部长的官椅，夺了宋子文手中的权。抗日战争开始，而且儿女们也已长大成人，凭着他们的消息灵通，或投机股票，或暗箱操作，靠父敛财也长了本事。
孔祥熙真正发迹是在抗战时期。后来，几经周折，孔将裕华银行搬到重庆后，该行资本即增为2000万元。手中有了权，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户，到1941年透支额就达3000万元。在1941年黄金抛售中，裕华银行是一个忠实顾客。孔祥熙指示只有黄金好买，于是大买黄金，而且利用它的西安分行从事黄金的转运，在西安售出赢利。当时在重庆黄金市场中，实力最大的是“西帮”和“昆帮”，“西帮”的背景就是孔祥熙。有一位记者写道：黄金市场，西帮是大主顾，他们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大，势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到西安以后，用牲口驼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这个西帮就是以山西裕华银行为中心。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增资达1亿元，孔祥熙新任董事长，已经财大气粗，抗战胜利后，裕华银行迁至上海。此时孔的财政金融大权渐次被剥夺，此行也渐成为孔祥熙的实际金融中心。此是后话不讲。
孔在“华西”公司大捞好处。改为“中兴”公司后，孔祥熙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改组。他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各股东第一股（100）有一表决权；股东而有十一股以上者，自十一股起，每五股有一表决权；一百股以上者，自一百零一股起，每十股有一表决权。”照此规定，孔祥熙官僚资本股共有9851权，而其他商股共占2311权，而董事、监察的当选，是以得票的权数多少而定，这样孔祥熙自然占了绝对优势，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选举了。最后孔祥熙终于担任了公司董事长，并且一任达10年之久，直到国民党逃离大陆始告终止。在这10年之内，孔祥熙在该公司囊括的财产，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话说“四联总处”的诞生和建立，当时孔祥熙本人尚在伦敦，由宋子文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宋就此在上海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有关金融方面的领导，完全由宋子文主持，这是四联总处的开始。孔回国后，由香港直飞汉口，在汉口正式成立四联总处，将原上海总处改为分处。孔以中央银行理事会主席兼总裁的名义担任四联总主席，大有分庭抗礼、咄咄逼人之势。不是宋子文不与孔祥熙合作，而是他看不上孔的这副嘴脸。宋挟持中国、交通两行，处处与中央银行作对，而是迫不得已。孔不得已，一阵游说抬出四联总处主席蒋介石来压宋子文。经过这次斗争，使孔领会到必须利用四联总处名义，扶植中央银行，并加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以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这就是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四联总处最重要的使命。这一回合宋子文失败了。他心里早就有气，只是这口恶气没出来。同时他也看到，孔上台后，横征暴敛，把他的金融财政基本政策全打乱了，为此宋子文也有满口怨言。
在商业方面，孔祥熙更是公司众多，据统计有21家之多。他认为做生意是神圣的事，钱财比搞工业来得快。
如果把宋子文与孔祥熙作个比较，姐夫的心眼要比小舅子的心眼多10倍。宋子文更多的是像个书生，留了多年的学，空有一肚子理论。“哈哈孔”虽没有多少学问，但有满肚子实践经验，要对付小舅子还不成问题。
“民国三千万走私案”，是孔家利用林世良包庇走私，不料被军统特务查获的一起案件。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因滇缅公路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对外的唯一陆路交通线，为了统一调度指挥，蒋介石派他的表弟俞飞鹏主持。俞飞鹏又与宋子良关系密切，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身份，驻节缅甸仰光。俞到仰光后，规定任何车辆不准放行。但头一个不买账的，就是孔家操纵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林世良非但不承运西南运输处的物资，而且包庇走私一批当时价值3000万元的物资，偷偷经滇缅公路运往重庆。事后俞飞鹏向蒋介石告状，说林世良倚仗孔家势力，假公济私，阻挠军运，以致号令不行，无法管制，才造成巨大损失。蒋介石丢卒保车，下令逮捕林世良。林世良住在昆明太和酒店，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在乎。突然一天下午，来了一队宪兵，拿了蒋介石手令：“你被捕了！”立刻给他戴上手铐，用飞机押往重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任许性初，是以串通舞弊的罪名。林世良自以为后台硬，手里有孔家这张王牌，关在土桥军法执行总监督牢内时，丝毫不在乎，与他女友赵某通信，还认为这只是一点误会，不久就可以解决。当时有人向他示意，把孔家王牌交出，可以免他一死。他表示效忠孔家，并相信以孔家的势力，一定可保他平安无事，不愿背叛主人。殊不知这时他的靠山孔令侃远隔重洋。孔祥熙受内外夹击，为了保护自己，只好丢卒保车。林世良终于被判死刑，执行枪决。许性初也被判了11年徒刑，人心大快。
应该说，在抗日初期，孔祥熙与宋霭龄虽然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同时也利用手中的财权，使自家发了横财。这是人们共知的，宋子文当然更清楚。但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这仍是个不解的谜。不过有个说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这是当时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真实写照。这种说法也传到宋子文的耳朵中，宋的心里也是不平衡的。他知道姐夫的底。如果说他是从孙中山时做财政部长，那么孔是从蒋介石时才做财政部长，论辈分他是当然的老前辈。可是谁又让对手做了自己的姐夫，不是怨天尤人，而是这些政府官员心太黑了。孔氏的发财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1939年9月8日，孔祥熙经过一阵游说，蒋介石信以为真，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董事长宋子文为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常务理事。”同时发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
孔家这一着不成，后来干脆配合德国商行，用中国资金，在华东一带日军占领区，收购各种土产，如桐油、猪鬃、矿砂、当归、大黄等运往德国，一方面折充贷款，一方面从中渔利。孔家为德国人办事，德国人关照孔家。1939年9月，希特勒闪击波兰的前几天，德方商行代表希米特接到本国政府密令，要他们立即撤离香港。希米特感到可能会出事，把这个意思转达给孔令侃，孔令侃又马上告诉宋霭龄，她立即指使账房，倾巢出动，把国家外汇拿出，大肆收购美国军火飞机商的股票，又发了一笔横财。可见，孔、宋财产并非来于正道，而是通过多种卑鄙手段聚敛起来的。 权利里的角逐
在工业方面，孔祥熙曾办过一些公司，据说不少于28家，个人并不出资，多数是挂个名，由有关的银行参加或放款。但在抗战期间，由于他掌握了四联总处，便乘机插手工业。他插手工业是从“华西兴业”公司下手的。“华西”公司原是30年代初，由四川人胡仲实、胡叔潜兄弟创办的。经过几年的经营，拥有一支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因此，华西兴业公司在当时名噪西南，引起各方注意。国民政府西迁后，孔祥熙为了迅速扩大在西南的势力，开始把手伸向“华西”。“华西”并不乐意孔的插手，因为他上面有人，手中有权。1938年，“华西”计划将“华联炼钢厂”扩建成日产30吨钢的炼钢厂，因资金不足，派人找孔祥熙要求贷款。孔表示贷款有困难，但可投资合办“华西”。“华西”认为与孔合资，无疑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因此只同意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的联系，不让其渗入企业内部。这时的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都在抢夺民营工业。孔祥熙深恐“华西”落入他人之手，心中十分不安。在一个晚上，他把儿子叫到跟前，嘱咐儿子从其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小部分贷款，暂把“华西”拴住，然后再想办法吞并“华西”。这是孔祥熙的一大妙计。
孔、宋双方插手工商企业虽然赚了不少钱，但也结下了不少恩怨。但只靠这些还成不了亿万富翁。他们的私财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靠营私舞弊和贪赃枉法。这样得来全不费工夫，胜过经营更多的工商企业了。可是这时，宋的权力却被孔氏暗中夺去，使宋好不伤心。
孔令侃在香港活动期间，他的娘舅宋子文也在香港。两人因夺权争利，矛盾百出，不仅私底下貌合神离，在业务上也剑拔弩张，相持不下。那时美国对中国的棉麦大借款，是由宋子文一手包办的。他通过贸易调整委员会下面的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等压低价格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等出口物资，原来由宋子文的两兄弟宋子良、宋子安一手垄断，从中取利。孔令侃后来居下，非常不满。于是就借口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要把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为此，他致电财政部，要其转呈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全国范围内所有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财政部办事人员，虽有人觉得此事有些蹊跷，内容有些出入，但上面交办，谁也不敢明说，这样就糊里糊涂地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双包案”。
孔、宋大发“国难财”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大量走私，因此他们间展开了走私权的争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