霭龄从虹口的家出来到学校有很长的一段路。邻街西藏路上的一所教堂叫摩尔纪念教堂，教堂的旁边就是学校所在的汉口路。查理是教堂里主日学校的校长，每个礼拜天，他都带妻子、孩子来这里做礼拜。霭龄5岁的时候，她被教堂里唱诗班的情形迷住了。唱诗班由16岁上下的女孩子组成，她们衣着漂亮统一，嗓音甜美圆润。霭龄因羡慕这些女孩子，吵着要来这里上学。母亲告诉她年龄太小，穿衣吃饭之类都不能自理，怎么可以自个儿出来上学？但是霭龄的拗劲上来就谁也无法阻挡住她。
一束长卷发，
一有时间，霭龄更喜欢到大自然中寻找乐趣。她率领弟弟妹妹故意放着大门不走，而爬上不高的院墙，再翻下来跑到外面，像越狱的囚犯逃跑，或者像飞檐走壁的江湖大盗，追求这种刺激的欢乐。他们跑到农民的稻田里，抓小鱼、捉青蛙、踩倒大片的庄稼；到农家庭院附近的果树上，偷摘未熟的青果，糟蹋掉农民收获的希望。附近农民由于查理经常帮助他们，开始都隐忍不讲，后来在霭龄率领下的这群孩子，越来越像一帮小匪徒，闹剧愈演愈烈。
有个小姑娘，
子文是受过查理特殊熏陶的唯一男孩。他身材矮小结实，性情活泼。他有许多地方同霭龄非常相似——坚忍不拔、富有进取精神。与霭龄不同的是，他富有幽默感，谈吐风趣，与他相处使人感到轻松愉快。
在霭龄之后相继来到世上的是庆龄、子文、美龄，1900年以后又有子良、子安出生。当后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查理已渐渐发展成百万富翁，同时担任革命党的执行秘书，没有多少时间同他们相处，结果只有1890年前出生的几个孩子成了灿烂夺目的人物。这些孩子虽然是同一父母所生，遗传的因子和成长的时代环境以及幼年接触的事物却略有不同，这使他们的性格各自显出不同的倾向。
查理一直是传教士，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地反对洋教，但又不赞成对群众动武，便亲自到一些地方进行考察。结果他发现主要是教会权力过大，“权力使人腐化”，但丁说的一点儿不错。一些教会依仗外国势力，干预中国行政司法。传教士写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能让县官把无辜的农民判处死刑。一些传教士和传教者为非作歹，奸污妇女，霸占良田，这怎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怒？考察回来，查理向美国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博士建议，不要急于动用武力，应该首先由教会作出反省。林乐知非常不满：“如果对传教士和教徒放弃特殊保护，中国就会变成杀戮基督教徒的疯人世界！”查理愤怒地质问：“像在中国这样传教士享有司法特权的，世界上可还有第二个国家？”林乐知承认在别国没有，但他强调中国的情况特殊。查理一字一板地说：“不论怎样特殊，传教归传教，不能侵国政！”
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她严格遵守“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勤俭持家，严厉地管教孩子，她不允许孩子们进行跳舞、赌博等她认为不体面的娱乐活动，不放纵他们的任何越轨行为，哪怕仅仅是由于儿童好奇的天性和缺乏自控的能力。霭龄的性格使她常常和母亲发生尖锐的冲突，而母亲和那时所有的老太太差不多，绝对是家庭中的铁腕人物，任何企图对她的反抗都被她严厉地镇压下去了。这些零零碎碎发生的琐事，给霭龄的心灵罩上了一层阴影，直到成年之后还不能忘怀。在她自己做了母亲后，她对自己的孩子采取了完全放纵的政策，任由他们随着个人意愿发展，结果闹出了许多乖张事。不过幼年的霭龄也有她对付母亲的办法，何况她还有父亲的撑腰，她的童年仍是有声有色、充满欢乐的。
为了减轻霭龄想家的压力，理查森小姐不得不兼做类似于幼儿园保姆的工作。她常念—首美国儿歌：
查理由于长期在美国生活，养成了终生喜吃西餐的习惯，所以倪桂珍不得不认真学做西餐，并且成了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虽然查理发财以后，家里雇用了专职的厨师，但倪桂珍仍经常亲自下厨房。她还把女儿们召集起来，向她们传授美式烹调的奇特花样。文静的庆龄和活泼的美龄都在母亲手把手的教导下，成了不错的厨师，甚至在她们了成了第一夫人后，遇有重要的客人，她们还会亲下厨房，做一两样精致的食品招待客人。唯有任性的霭龄不喜欢母亲的传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总是毛手毛脚，不是碰翻了盆子，就是烫伤了手指，以至母亲传授了几年，她还是一技无成。唯一勉勉强强说得过去的，是她的美式烤鸡，也就跟美国最偏远的乡村里家庭主妇烤鸡的味道差不多。
查理亲自带霭龄去见校长海伦·理查森小姐，商量能否收下他这个只有5岁的孩子。理查森小姐打量着这个穿一条色彩鲜艳的小裤子、梳两条羊角辫的小姑娘，开玩笑地用英语问她是不是真想上学？霭龄也用英语执拗地回答说：“我想上学胜过一切！”
刺绣是当时中国女孩的必修课，那纤纤玉指上下舞动，用五光十色的彩线在美丽的丝绸上绣出花卉、小动物、山水云树。它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精美、最撩人情怀的工艺品。女孩刺绣不仅在于它的成品可以装饰鞋子、枕头，有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这可以陶冶女孩们的性情，使她们变得温柔贤惠勤劳，激发她们的爱美之心。古代把刺绣称为“女红”，把它与妇德妇言妇容兼列为女子的“四德”。倪桂珍自己喜欢读书，针线活不行，可她却希望女儿们精通这门技艺。她给女孩们雇了一位刺绣师傅，那是一位针线活做得相当好又有些文化的寡妇。霭龄的天性使她对这种静坐半天才能绣一条花边的光景感到沉闷无聊，她一点儿不愿意学这活计，不敢对抗母亲，她就设法捉弄教刺绣的师傅。在上海方言里，“女工伙计”与“女叫花子”的发音非常接近，霭龄就利用这个双关语大做文章。她还把自己的发现悄悄教给庆龄和美龄。每天刺绣一开始，三个女孩就轮流把这位女工伙计喊着女叫花子，然后问这问那。每一个人叫一次，其余两个就笑个不停。开始这位女工伙计不明原因，后来她终于发现了她们的秘密，她怒气冲冲地去找倪桂珍，揭发了霭龄对她的羞辱。母亲把霭龄叫来，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她说一个女孩子玩这种把戏，简直太没有礼貌，太违反基督的精神。她甚至要对霭龄进行肉体惩罚。幸亏查理及时赶回了家，他听了这件事，呵呵一笑，把霭龄保护了起来。他说针线刺绣之类，不学也罢，既然只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更好的绣品，倒不如给孩子们腾出时间多学点更有用的东西。从此，母亲再也不要求霭龄刺绣，直到成年后霭龄还自豪地向人炫耀自己的胜利，并且自称她一生也缝不直三针线。
学校的大孩子总爱拿这个小不点儿开个玩笑，霭龄要小心翼翼地分辨他们每句话的含义，做出适当的反应，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被他们的哄笑击倒，这种习惯，锻炼了她察言观色、应答如流的本领。一次，一个大女孩看到她因为换牙前面露出的大豁牙，暗含机关地问：“宋夫人，你的牙齿怎么了？回太太的话。”霭龄不露声色地说，“前门被人偷走啦！”还击得又巧妙又得体。
1891年初，长江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成千上万的人把各地教堂围住，向教堂吐唾沫，进行抗议的呼喊。花花绿绿的反洋教传单贴满大街小巷，在城市的街道上空飘飞。一些平日耀武扬威的传教者在街上一露头，就会遭到愤怒群众的追打。传教士们惶惶不安，一些有钱的教徒生怕财产受损，纷纷退教。接着，不断传来教堂被毁、传教士被杀的消息。美、英、法等国一面以保护传教为名，开来军舰，一面敦促清廷派兵镇压。
全家人聚在门口发表意见，祖母一再表示，让这样小的孩子一人离家去上学，实在太残忍了，她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一天，查理带着不满两岁的霭龄在游艺室玩耍，忽然“咣啷”一声，一块砖头飞向窗户，玻璃被打碎了。这显然是受人指使的暴徒向查理进行威胁。随着这声响，查理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小霭龄已经把手中的布娃娃用力抛向了窗户。查理被小囡及时的还击行为逗乐了，十分赞赏女儿类似自己的斗士天性。他跑过去捡起布娃娃，对小霭龄说：“掷得好，掷得好！像这样，再掷得有力些！”一边说，一边给女儿做了示范。
留在头中央。
紧随霭龄之后，庆龄也进入了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沉稳的性格使她显出一种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她把小手背在背后，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她非常聪明，理解力强，各门功课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她的自我约束力，有时让人生出一种难于名状的爱怜。她默默地克服一个初入学校的孩子必然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努力去适应学校的集体生活。连最严厉的教师也免不了鼓励她可以放纵一下，比如在课堂上捣捣乱、和同学闹点矛盾之类，并且表示她这样做了，绝不会受到惩罚，还会给予奖励。他们生怕她心里有什么委屈，挫折了孩子的天性。庆龄总是微笑着摇摇头，表示她这样做并非由于害怕什么，而是因为这样做心里才坦然愉快。
桂珍把一篮子的美味食品交到查理手上之前先让霭龄过目，那里面有鲍泽牌黄油硬糖和黑色的巧克力，这都是霭龄平时最爱吃的，霭龄一把抱住不肯松手，查理费了一番口舌才替她拿过来。一切都已妥当，霭龄身穿红色苏格兰方格呢短上衣，绿色灯笼裤，贴在父亲身边，动身走向那大千世界。
马克谛耶学校是当时上海一所有名的外国学校。
由于学校没有同样年龄的孩子，霭龄由理查森小姐单独专门上课。理查森小姐有时带霭龄上街遛逛，街上的孩子看见这个中国小女孩跟外国人在一起，就齐声高叫：“小洋奴，小洋奴！”霭龄回身伸出舌头向他们做鬼脸，孩子们后退几步后反而喊得更起劲了。
美龄是家里的小霸王。她小时候长得特别胖，冬天让厚厚的棉衣一裹，简直就成了球形，因此得了个“小灯笼”的绰号。由于三姐妹中她最小，两个姐姐都让着她，她还是三姐妹中唯一有个哥哥护着的幸运者，加上父母总是宠着最小的，美龄因此而忘乎所以，她自以为天生高人一等，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她只崇拜霭龄，在霭龄发号施令时，她静静地观察，好像在准备随时接替这个角色。
一次，他们看见一个南瓜个儿特别大，几个孩子轮流试验，也未能抱起，霭龄忽生奇想，用水果刀在南瓜上挖下了一块，让子文往里面拉泡臭屎，又扣上挖下的一块。这户农民把瓜摘回家切开吃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恶作剧。他四处打听，有人说看见宋家的孩子在那里鼓捣过，可能是他们干的。他联合几个农民终于踏进查理的家门，向他们的母亲告状。孩子们早吓得藏在后院的角落里不敢出来。母亲为了安抚这些邻居，决心当着他们的面教训自己的孩子。就在她遍寻不见的时候，查理又一次及时赶回了家，他详细询问了邻居的损失，一一向他们赔偿了远远超出损失数量的金钱。查理还同他们签订了一项君子协议，就是要求乡民们不要惊吓他的孩子，凭他们自由玩耍，如果糟害了谁家的东西，只要报来损失数量，他都加倍赔钱。乡民们虽然满意这种解决办法，但他们对此不能理解，一个个揣了钱，摇着头，走出了宋家。查理从后院把孩子们找回来，看到他们疑惧的眼神，查理安慰他们没有什么，玩耍是儿童的天性，今后只管放心大胆地去玩。他还告诉孩子们，问题都已解决，今后再不会有人威胁他们。为了打消孩子们的疑虑，查理把霭龄抱起来亲她的脸蛋，接着又挠她的胳肢窝，只挠得霭龄满院子跑，其他孩子看得哈哈大笑。查理把霭龄叫做“撒旦小羔羊”。“撒旦”在基督教故事中是专同上帝作对的魔鬼的别名。但在《圣经·约伯记》中则说，撒旦也是上帝的使者之一，在得到上帝许可后对人进行开窍。查理把霭龄叫做撒旦小羔羊，明确概括了霭龄顽皮大胆的个性和他对女儿行为的欣赏与放纵。
在此之前，霭龄一直为上学的事缠着父亲，顾不上别的，只有到了临出门时，她才显出有些难过。敏感的父亲觉察到了这一点，最后征求霭龄的意见，是不是要留在家里，现在决定完全来得及。
软弱的清政府采纳了林乐知等人的意见，对反教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查理认为林乐知的行为违背基督教义，又一次激烈地争吵之后，查理宣布脱离美国监理会，辞去该会神职，独立传教。林乐知对查理的反叛行为十分震怒，他一面组织教会人员对查理进行审判式的辩论围攻，一面秘奏上海道台，揭发查理的反清言行。查理和他的家庭处于阴谋和暗算之中。
聪明又漂亮。
霭龄说：“既然决定了，我绝不改变主意！只是……只是”，她转向父亲：“有吃茶点的时间吗？学校的饭好吃吗？”
小霭龄一天天成长，她不同于一般女孩的温柔腼腆，逐渐露出了一股类似查理桀骜不驯的个性。她爱说爱闹，很不愿意服从别人，常常流露出一种造反精神。尤其是孩子中她作为老大，更使她常常喜欢发号施令，指挥一切，成为一帮孩子的班头领袖。
当这个小女孩开创她伟大的奇迹时，宋家只有三个孩子。得到入学批准后的霭龄欣喜若狂，一个星期中，她忙着准备东西，收拾衣服和箱子。这是她第一次自己拥有一个箱子，箱子不算太大，但用红油漆漆得光彩照人，上面还有一幅司马光砸缸的彩画。箱子是查理为霭龄上学特意定做的。上学的前夜，母亲把霭龄需要带的新衣服和课本之类统统装了进去。当霭龄看到箱子并没有装满时，大失所望。这可能是她贪婪性情的最初流露吧，她非要把箱子装满才肯罢休。为了满足她的愿望，母亲只好把她冬天的棉衣也都塞了进去。看着满满的箱子，小霭龄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其实她不知道这时才是初秋，塞进去的冬衣除了满足她贪婪的心理外，纯粹是个累赘。
霭龄的大姐身份，对弟妹的关心爱护，办事专心致志，虑事周全富有心计，以及卓越的组织才能，使她在弟妹们面前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童年时期，这几个各具特色的孩子聚集在霭龄的旗帜下，由霭龄率领他们在游艺室里，在宽敞优美的院子里，在风景如画的田野上，打闹嬉戏，胡乱折腾。童年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明确目的的玩耍，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和加固了他们之间的手足之情。直到成年之后，除了庆龄由于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他们分道扬镳外，其余弟妹仍把霭龄奉若神明，唯她之马首是瞻。当宋家子女作为一股强劲的势力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之后，由于查理去世较早，城府很深的霭龄就成了他们的掌舵人，她是宋氏家族真正的领袖，是这个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里说一不二的国王。
理查森小姐每次念完，总要问一句：“小姑娘是谁？”霭龄总是迫不及待地回答：“当然是我！”
霭龄虽然称得上是中国最顽皮的女孩子，但她喜爱学习却酷似她的父母。小霭龄开创了宋家小一辈中热衷接受教育的新家风。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上学，那时她还不完全懂事。查理这时在上海市民中已渐有名气。他把对西方的兴趣和自己的美国知识视为一种财产。小小的基督教社会把查理当成了他们的领导人。查理在市府礼堂举办的义演中粉墨登场，扮演一个讽刺性的角色。他自然要让孩子接受卫理公会学校的教育。在马克谛耶学校，他为自己的女孩找到了这种学习机会。这所学校在上海汉口路，由南卫理公会创办，并且以主教的名字命名。查理回国后被破格委任的牧师职务，就是在这位主教的干预下被批准的。
在查理的庇护下，撒旦小羔羊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在所有孩子中，霭龄同父亲一起相处的时间最多，受父亲的影响最大，两人的志趣也最相投。查理喜欢唱歌，他的嗓音醇美洪亮。霭龄显示出同父亲一样的才能，黄昏的时候；她常和父亲一起唱二重唱。她向父亲学的歌曲多是查理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时学到的美国歌曲，因此她对西方音乐比对中国的曲调更熟悉。查理自己喜欢骑自行车，霭龄10岁的时候，他送给她一辆“飞鹰”牌自行车，霭龄成了中国少有的自己拥有一辆自行车的女孩。她得到自行车后，犹如得了个宝贝，黏在车上就不肯下来。她不顾车高腿短，一次次摔倒仍毫不气馁地又跨上去，很快她就能自如驾驭了。
骑车兜风成了他们父女俩最喜爱的运动。一天，两人兴高采烈，一直骑到了南京路的尽头。霭龄嘻嘻笑着骑在前面，路口亮起了红灯，她看也不看就冲了过去。在那里指挥交通的是个留大胡子的印度锡克族交通警，他看到这个中国女孩如此大胆，哇哇叫着要她退回去，霭龄知道他喊什么，但由于平时受到父亲的纵容，根本就不予理睬。暴躁的锡克族警察跳过来抓住车把，把霭龄推回了停车线。查理赶上来时绿灯已经亮了，气鼓鼓的霭龄蹬车又冲了过去，她围着警察的岗亭一圈又一圈没完没了地绕。来往车辆呼啸而过，警察警告危险，她根本不听。因为这时她已在街心，并不违反交通规则，查理也无法叫她停住，只好在外侧紧紧相随保护。最后这个大胡子锡克族警察不得不过来央求霭龄，请她到别处去骑——他怕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交通事故承担责任。但霭龄憋了气仍不理睬，直到骑累了才离去。以后骑车到了这里，她总要绕着警察骑上十几圈，以此向警察示威。 马克谛耶学校的宋氏三姐妹
小女初成人
庆龄是这群孩子中最优秀的一个。宋家的其他孩子都长得身矮体胖，唯独庆龄修长卓条，她的皮肤细嫩，看上去是那么娇柔、纤弱。她的五官端正，下嘴唇微翘，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思的神情，她似乎正从遥远的地方悲哀地观察着世态人情，为当时的中国正遭受着苦难而伤感。她谦和、文雅，与霭龄和美龄骨子里的那种自命不凡、傲气逼人截然不同。她办事有条不紊，就是在梳妆打扮上也很容易显示出来。幼年风风火火的霭龄和被娇惯得不成样子的美龄，都是把头发匆匆忙忙地往后一掠了事，只有庆龄精心地梳理。她在前额上留一绺刘海，再把脑后的秀发用一条色彩鲜艳的缎带扎住，蓬蓬松松地垂在脖子后面，显得是那样清纯美丽，惹人喜爱。
“不！”霭龄坚决得毋庸置疑。
到学校去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两年之后，霭龄开始随集体活动。上课时书桌太高，她爬上凳子后脚就够不着地，课桌上刚刚露出她的小脑袋，她为此受够了罪，但是没有人想到给她作一些改善。吃饭更成了问题，盛菜的盘子放在桌子当中，所有的人都是见菜就抢，霭龄既够不着稍远一点的菜，又不如别人抢得快，多年后她还颇不满地回忆说：那时候她从未吃饱过。入夜，孤独给她带来另一种痛苦。大同学们去上夜自习后，宿舍里只留下她一个人。形单影只，她总想象着黑暗角落里有青面獠牙的魔鬼，一只耗子磨牙或者一只蝼蛄碰撞窗户，也会使她神经质地怪喊怪叫。寂静无声时她更会疑心有某种巨大的危险在悄悄逼近，吓得瑟瑟发抖，每分每秒都是那样难熬。大同学的晚自习通常以唱圣歌结束，每晚她盼望的事就是听到这首歌，因为这预示着几分钟后同学们就会回到宿舍。长时间的这种生活使她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以至几十年后，每当她听到《上帝与我同在》的歌声就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解放感涌上心头。
这句回答使理查森小姐吃了一惊，这样坚决的孩子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同意让她作为一名寄宿生暂时来试读一段，看看她究竟能不能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