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进行体能训练的时候，吉尔喜欢冲我大吼，但是这跟父亲的吼叫很不一样——吉尔是因为爱我才冲我吼的。当我试着创造一个新的纪录，或者试着去举原来没有举过的重量时，他就会站在我的后面大吼：“加油，安德烈！冲！”他的吼叫总能让我心潮澎湃。然后，作为额外的奖赏，有的时候他会让我站到一边，并举起他个人能举起的最大重量——550磅。一个人将那么重的钢铁举到胸前实在是一道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这总会让我联想到一句话：一切皆有可能。有梦想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是，追逐梦想，”我跟吉尔说，“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时刻，也会让人心力交瘁。”
然而，这一切都正在发生。
镜头慢慢拉近皮特的脸，我看到他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评论员说他绑满绷带的脚已经起满了水疱。吉尔一直让我喝吉尔水，喝得我最后都要吐了。然后我面带微笑地躺在床上，想着明天我把皮特打得屁滚尿流时，我会有怎样的乐趣。我会让他满场跑动，从左到右，从一边到另外一边，从旧金山到布雷登顿，直到他的那些水疱流出血来。我想起了父亲的格言：放一个水疱到他的脑袋里去。平静地，舒适地，自负地——我就像吉尔健身房里的那堆哑铃那样安稳地睡着了。
我在前几轮比赛中打得不错，得以顺利晋级，然后又遭遇了库里埃。在第一盘中，他取得了抢七局的胜利，但接下来他却表现不佳。我赢得了第二盘，然后又顺势拿下了第三盘。在第四盘中，他垮掉了，以0:6惨败。他脸红了，变成了“热熔岩色”。我想要告诉他：我希望这场比赛足够让你劳心劳力了。但是我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变成熟了吧。毫无疑问的是，我的身体更强壮了。
当然从一开始我的计划就有致命的缺点。很糟糕，真的。我的计划根本就行不通，不论这个比赛历时多长时间，因为当你仅仅想着不要输或者期望对手犯错的时候，你是无法赢得大满贯的冠军的。我拉长战线的企图反而给戈麦斯增添了信心。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他清楚这很可能是他赢得一个大满贯冠军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战胜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击垮他的信心和他取胜的欲望，也就是要主动进攻，因此当他看到我采用保守的打法，精心布局而不是主导比赛节奏的时候，他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
“我们先把它烘干，然后再拼起来。”他说。
当然，我可以不戴假发套，但是几个月以来的嘲弄、批评和嘲笑让我变得很敏感。形象就是一切？如果他们知道我一直戴着假发套会说些什么？输或是赢对于他们来说都不重要——他们不会谈论我的比赛，他们只会谈论我的头发。那样的话，就不是波利泰尼的几个小孩子或是戴维斯杯上的1.2万个德国人嘲笑我了，全世界都会嘲笑我。我闭上眼睛，几乎就能听到那些嘲笑声，而且我知道，这是我承受不起的。
菲利走了进来，我从他的眼里不仅看到了同情——他感同身受。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次挫败，他很痛心。然后他说了正确的话，一语中的，我知道这也是我一直那么爱他的原因之一。
我们两个人干巴巴地笑了起来。
皮特对我进行了一场很典型的老式纽约街头抢劫。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是的，我被抢劫了；是的，一些应该属于我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但是，我却不能报案或者试图在法庭上寻求公正，否则所有的人都会指责我这个受害者。
我又一次退出了温布尔登网球赛，整个夏天都在与吉尔一起艰苦地训练。他家的“车库健身房”已经完工了，现在里面摆满了各种手工制造的器械，另外还有许多独一无二的设计。他在窗户上装了一部大型空调，在地板上钉了一层像海绵似的人造草皮。在角落里，他放置了一张旧的台球桌，在推举和成套训练之余，我们会打上一局九球制台球。许多夜晚，我们都会在健身房待到凌晨4点。吉尔在不断地寻求新的方法来武装我的大脑，增强我的自信心，强健我的体魄。他和我一样，对法网公开赛惴惴不安。一天黎明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他母亲经常说的话。
吉尔用手推车推着我们的行李进入了巴黎戴高乐机场。我走在他前方，距他大概有一步之遥。我停下来看着出港和进港的航班，吉尔继续向前走着，结果那个手推车有处很锋利的金属边缘撞到了我那柔软的、暴露在外面的脚后跟（我当时穿着平底便鞋，并没有穿袜子）。一股血立即喷到了玻璃地板上，然后又是一股血涌了出来。我的脚后跟不断地向外喷血。吉尔迅速从他的包里掏出了绷带，但是我对他说不要那么紧张，慢慢来。“这样很好，”我说，“我们离开巴黎之前，我脚后跟的这一品脱血是该流的。”
尼克却喜欢四处闲逛，看风景。“兄弟们，”他说，“我们是在巴黎呀！埃菲尔铁塔？卢浮宫？”
从我对付戈麦斯的战术就可以看出我敏感的神经和我的胆怯。知道他上了年纪，知道他坚持不到第五盘，于是我打算将这场比赛的时间拉长，准备进行长时间的连续对打，最后使他精疲力竭。然而，当比赛开始后我才发现，戈麦斯显然也很清楚自己年龄上的劣势，因此他打算速战速决。他采取了很冒险的快速打法，迅速地拿下了第一盘，但之后又同样迅速地输掉了第二盘。现在我知道，我们将在3小时内决出胜负，而不是4个小时，那也就意味着体力在这场比赛中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现在的比赛只是单纯击球的较量，这是一种戈麦斯有可能会赢的比赛类型。两盘比赛没有耗费多少时间，这样就算比赛被拖入第五盘，他也一样会保持体力充沛。
在吉尔的精心照料和严格监督下，到1990年8月我已经狂长了10磅肌肉。我们来到纽约参加美网公开赛。我感到自己浑身都是力量，粗壮而充满危险。我直落三盘，横扫了来自苏联的安德雷·切卡索夫。我一路猛冲猛打，杀进了半决赛。在四盘激烈的厮杀后，我击败了贝克尔，而且仍留有大把的体力。吉尔和我开车回到酒店观看另外一场半决赛，以便确定明天我的对手是谁，麦肯罗还是桑普拉斯。
然后，我开始想怎样才能避免输而不是想怎样去赢——我犯了跟戈麦斯比赛时同样的错误，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等到一切都结束了，我跟记者说：皮特对我进行了一场很典型的老式纽约街头抢劫。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是的，我被抢劫了；是的，一些应该属于我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但是，我却不能报案或者试图在法庭上寻求公正，否则所有的人都会指责我这个受害者。
在半决赛的时候，我的对手是乔纳斯·斯文森。他的发球威力很大，就像骡子踢人一样有力，而且他从来不惧怕冲到网前。而事实上他更擅长在快速场地比赛，因此我想在红土场地上我是有绝对优势的。既然他的正手攻势很强大，我很快就决定主攻他的反手。我不断地攻击他脆弱的反手，很快以5:1领先，并拿下了第一盘。第二盘中我也很快就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但他却又将比分扳回到3:4，然而在想反超我的路上他也只能走这么远了。值得钦佩的是，他鼓足余勇，赢得了第三盘。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心烦意乱，但是这次，我朝我的包厢望去，看到了吉尔。我不断默念着他在停车场说的话，然后以6:3拿下了第四盘。
“用什么？”
他检查了一下。
然而，一个完全不同的皮特登场了。一个不会漏接一球的皮特登场了。为了争夺一分，我们两人连续对打了数个回合。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简直无懈可击，不论是什么样的球，他都能接到，都能击中，他像一只羚羊一样跳来跳去；他的发球就像炸弹一般，飞越过网，直接将威力展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的发球显得苍白无力。我很无助。我很愤怒。我对自己说：这不可能。
但这不是梦，这是真的。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了。我看着屋子一点点亮起来，我的心情也随之一点点坠到谷底。
终于，我打进了决赛，我的第一个大满贯决赛。我的对手是来自厄瓜多尔的戈麦斯，我在几周前刚刚打败过他。他已经30岁，快到退役的年龄了——事实上，我还以为他已经退役了呢。终于，报纸上写道：阿加西的潜力要爆发了。
“用发卡。”
他说：“当你醒着的时候还有梦想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当你醒着的时候去追求你的梦想，安德烈。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做梦，但是你需要一直做梦。大声地说出你的梦想，并且相信你能够实现它们。”
吉尔、佩里还有我都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也不喜欢人群拥挤的地方，更不喜欢巴黎。我们不喜欢被当作异类，也不喜欢迷路或是因为说英语而遭人斜眼。因此我们整日将自己锁在酒店的房间里，打开空调，饿了就叫份麦当劳或是汉堡王的外卖。
换句话说，即便是在大满贯的决赛时，我也必须要做梦。我必须为了胜利而战。
在酒店的大堂，他碰巧遇见了克里斯·埃弗特，就问她有没有发卡，她说没有。她问佩里为什么要发卡，他没有回答。最后他终于在我姐姐丽塔的一位朋友那里找到了一大包发卡。他帮我重新拼好了假发，然后用了不下20只发卡别了起来。
“我无法向你保证你不会再感到劳累，”他说，“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在劳累的另一头总会有许多惊喜等着你。让自己劳累起来吧，安德烈，你将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你自己。”
我对尼克说：“我不想见什么人，也不想看什么风景。我只想他妈的赢了这项赛事，然后赶快回家。”
看起来似乎很不可思议，那个我以为再也不会出现在赛场上的孩子又重新构建了他的球技。他将会挑战麦肯罗，与其决一死战。然后，我意识到不是他向麦肯罗挑战，而是麦肯罗挑战他，而且还输了。我明天的对手将会是——太不可思议了——皮特·桑普拉斯。
他大笑起来。
“这结实吗？”我问。
“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不想去卢浮宫，我没有必要去。我现在闭上眼睛，脑海里还能清晰地浮现出那幅恐怖的画：一个男人悬在悬崖边上，他的父亲紧勒着他的脖子，而其他的亲人在下面抓住他的腿。
我的下一个对手是卫冕冠军张德培。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场雪耻之战，因为我仍然不能够相信他竟在我之前赢得了大满贯。我嫉妒他的职业操守，敬佩他的赛场纪律——但是我不喜欢他这个人，因为他仍然大言不惭地说着比赛的时候上帝站在他那一边之类的话。他竟然将自己的狂妄自大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这彻底激怒了我。四盘比赛后，我将他淘汰出局。
不，这不可能。
赢得了这场比赛后，戈麦斯表现得极其优雅、颇富魅力。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在镜头前挥手。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厄瓜多尔的民族英雄。我很想知道厄瓜多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可能我会移居到那里，可能那儿将成为我躲避羞辱唯一的藏身之处。我坐在更衣室里，低着头，想象着成千上万的专栏记者和头条新闻会怎么形容我的这次失败，更不用说其他网球手了。我仿佛都已经听到了那些攻击和批评的声音：形象就是一切，阿加西什么也不是；“热熔岩”先生就是热乎乎的一团糟。
在1990年法网公开赛中，我因为穿了粉红色的紧身裤而登上了各大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这则新闻覆盖了大大小小体育版的首页，甚至在一些新闻版的首页也可以看到鲜明的标题：阿加西穿了粉红色，而且是在水洗牛仔短裤下面的粉红色紧身裤。我跟记者说，那不是粉红色，确切地说，那是热熔岩（Hot Lava）的颜色。我真的感到很奇怪，他们竟然这么在意这个小细节。更令我惊讶的是，我竟然也如此在意他们的报道是否准确。但是事实上我的感觉却是，让他们写我短裤的颜色总比写我人格的缺陷要好得多。
然后，灾难降临了。决赛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洗澡的时候，感觉到佩里买给我的假发套突然在我手里裂成了碎片。我肯定是用错了护发素，那些编织在一起的结松了开来——这件假发套他妈的散了。
他赢得了第三盘比赛。第四盘开始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又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大多数选手在比赛后期感到疲乏时，发球的杀伤力都会降低，他们由于腿部过于劳累以至于无法跳起大力发球——但是戈麦斯的发球却像弹弓一样，他发球的时候本来就不怎么跳，而是利用身体的重量将球“压”出去；当他累了的时候，他会更加依赖身体倾斜出去的重量孤注一掷，他那独特的“弹弓”式发球威力也就会更强。我一直都在等待他的发球变弱，但是相反，他的发球却越来越凌厉。
在极度的恐慌中，我把佩里叫到了我的酒店房间。
他将项链戴到了脖子上，我想除非天气极为寒冷，否则他是不会把它摘下来的。
“大灾难，”我跟他说，“我的假发套——你看！”
比赛前热身的时候，我在祈祷，不是为了取得胜利而祈祷，而是为了我的假发套千万不要掉下来而祈祷。通常情况下，第一次杀入大满贯决赛，我应该会紧张，但是我脆弱的假发套让我几乎变得神经质。不管它会不会真的掉下来，在我的想象中，它已经掉下来千万次了。比赛中的每一次飞奔投球、每一次跳跃，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它掉在红土场地上的情景，就像被我父亲从天上射下来的鹰那样躺在红土场上。我能清晰地听到现场观众的齐声惊呼，我能想象几百万人突然凑到电视跟前，你看我，我看你，用不同的语言和方言说出相同的台词：安德烈·阿加西的头发刚才是掉下来了吗？
他跑遍了整个巴黎找发卡，但是没找到。他打电话说：“这是他妈的什么城市？难道没有人别头发吗？”
早上的时候，我觉得神清气爽，浑身充满了力量，简直可以参加一场十盘大战。这次也没有假发的问题困扰我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戴假发套。我用了一种新的、不需要维护的伪装系统，即厚厚的束发带，外加颜色艳丽的挑染。我绝对不会输给皮特，那个我去年曾带着怜悯的目光注视的不幸的孩子，那个不能将球控制在球场上的可怜的傻瓜。
为了感谢他，我送给他一件礼物，是一条配有金字塔吊坠的项链，金字塔里面是三个小环，分别代表着圣父、圣子和圣灵。这款项链是我自己设计的，然后由佛罗里达一家珠宝商制作而成。我自己有一对和这条项链相配的耳饰。
几个小时后，我躺在酒店的房间里，睁着双眼盯着天花板。这一切就像一场梦，有几秒钟我甚至相信，我是在菲利和尼克嘲笑皮特的超烂球技时睡着了。我梦到了在所有人当中，偏偏是那个皮特在一场大满贯赛的决赛中击败了我。
“嗯，嗯，只要别老是乱动它就行。”
“去过了，看过了。”菲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