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第一轮比赛之后，我打电话给J.R.，并做了自我介绍。我向他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无限敬仰，然后邀请他到拉斯维加斯吃晚饭。我们两个一见如故，正如我预料的那样，那次晚餐后我们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最后，我问J.R.能否考虑同我一起工作，帮助我着手写自己的回忆录，构筑整本书的框架。我请他通过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的视角来展现我的人生。令我吃惊的是，他竟然同意了。
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施特芬妮、杰登还有杰姬。两年来，他们不得不忍受没有我陪伴的日子，不得不同这本书一起分享我的时间，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而只是不断地鼓励我。也正是由于他们的鼓励，我才坚持完成了这本书。施特芬妮矢志不渝的爱与支持是我不断奋斗的动力，杰登和杰姬每天的微笑给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就像是食物转化成血糖一般。
我多次要求J.R.将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他却觉得封面上只应印有一个人的名字。他说，尽管他为我们一起工作的成果感到很骄傲，但他不应该将自己的名字标记在另外一个人的人生上。“这些是你的故事，”他说，“你认识的人，你奋斗的历程。”这是那种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能体现出来的慷慨和大方。我知道我不应该跟他争论。倔犟是我们俩共有的另外一种品质。但是，我坚持用这部分来呈现J.R.对这本书的巨大贡献，来公开地表达我的谢意。
是J.R.在我们尚未见面之前，就开始让我认真考虑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书的事情了。2006年，在我参加最后一次美网公开赛期间，我花了一些空余时间来阅读J.R.那本震撼人心的回忆录《温柔酒吧》（The Tender Bar）。这本书广受好评，我也很喜欢这本书，事实上，我发现自己如此爱这本书，以至于不忍心那么快将它读完，所以我不得不为自己规定每晚可读的页数。开始的时候，《温柔酒吧》仅仅是让我摆脱职业生涯即将结束的难过情绪的一剂良药，但是我渐渐开始迷上了这本书，到后来我甚至开始惧怕和焦虑，惧怕我会在职业生涯还没有结束之前读完它。
几个月后，J.R.和我已经有了一整箱的盒装录音带——不论是好是坏，这些录音带记录了我一生的故事。然后金·韦尔斯勇挑重担，将这些录音带整理成了文稿，J.R.则将这些文稿改编成了一个故事。在克诺夫工作的杰出的编辑乔纳森·西格尔，还有出版界的罗德·拉沃——桑尼·梅塔帮助J.R.和我对初稿进行了润色，这样才有了第二稿、第三稿，而枯燥乏味的校对工作则是由埃里克·默卡多和舍洛克·霍姆斯完成的。我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多的时间读书，而且是反复地读一本书，斟酌探讨每一个词、每一段文字、每个日期和数字，就跟期末考试复习一般。
J.R.搬到拉斯维加斯，我们就开始着手写我的回忆录。我们的工作风格很一致，一旦确定目标就专心致志。我们每天都见面，形成了严格的流程——在狼吞虎咽地消灭几个玉米饼之后，我们会对着J.R.的磁带录音机谈上几个小时。我们无所不谈，所以有时的谈话内容很愉快，有时很痛苦。我们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或是话题顺序来谈的；我们只是随心所欲地谈着，时不时地会通过我们优秀的、年轻的、前途无量的研究员本·科恩收集的一堆简报寻求灵感。
有一天，我正在审阅第二稿，杰登的一个小伙伴来到家里。看到厚厚的底稿堆积在厨房的桌子上，杰登的小伙伴问：“那是什么呀？”
“那是我爸爸的书。”杰登用一种很自豪的语气回答——他只有在提到圣诞老人和吉他英雄（电影《吉他英雄》主人公）的时候才用这种语气。
尤其要感谢罗恩·博雷塔，他坚定不移地陪在我身边，就像关心我一样关心这本书。从心理学到策略，他在各方面都给了我一些极其珍贵的建议，让我重新认识和修正了我长期以来对最好的朋友的定义。
没有我的朋友J.R.莫林格，就没有这本书。
我还想感谢那些首先阅读我回忆录底稿的人，每一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在此我要向这些人表达最深的谢意，他们是：菲利·阿加西及马蒂·阿加西、斯隆·巴尼特及罗杰·巴尼特、伊万·布隆伯格、达伦·卡希尔、温迪·奈特金·科恩、布拉德·吉尔伯特、戴维·吉尔摩、克里斯·汉迪及瓦兰达·汉迪、比尔·赫斯特德、麦格劳·米尔黑文、史蒂夫·米勒、多萝西·莫林格、约翰·帕伦蒂及琼尼·帕伦蒂、吉尔·雷耶斯、贾米·罗斯、冈·鲁德、约翰·拉塞尔、波姬·小丝、温迪·斯图尔特·古德森、芭芭拉·史翠珊。
我希望他和他的妹妹在10年后，或是30年后、60年后依然能为这本书感到自豪。这本书是为他们写的，也是写给他们的。我希望他们能够不再走我走过的老路，不要犯与我相同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给他们带来安慰、指导和快乐的一本书。长久以来，我几乎与读书绝缘，在所有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不要再犯的错误当中，这是最重要的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