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芙只有一个哥哥，所以总是很向往有个大家庭。20世纪30年代末，她曾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过一个大家族的生活：肯尼迪家族。尽管当时约瑟夫・肯尼迪——即肯尼迪总统的父亲——已是驻英大使，但这个家族尚未被人们熟知。在偶然的机会下，奥莉芙同杰克（约翰・肯尼迪）及他的两个妹妹在学校成为了朋友，她会在暑假的时候去海厄尼斯港同他们待上一段时间。我们家的周日晚餐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从肯尼迪家仿效来的。奥莉芙会为每次晚餐会指定一个讨论的话题——它可能是任何话题，从马匹到日本——但话题只有一个，要是你想插得进话，还真得做一番功课。在肯尼迪家举行的聚会上，谈论的话题总是严肃的——政治、时事、国际新闻……讨论由约瑟夫・肯尼迪大使亲自主持，在一次讨论中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给我妻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那天讨论的话题是某个社会名流，爱德华・肯尼迪——当时只有大概5岁——举起手来说道：“他的头发卷卷的！”他的哥哥姐姐们闻言都捧腹大笑，但肯尼迪老先生咆哮道：“安静！”然后他俯身看着小爱德华说：“你是个非常善于观察的年轻人。”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让孩子们树立自信心，这也是奥莉芙想要给予我们孩子的东西。
这次旅行十分成功，我们意犹未尽，后来还去了以色列、希腊和日本。不过这些旅行也可以拿来做很好的例子，说明我的独断专行是怎样抵消掉我为做一个好父亲而付出的努力。我在计划旅行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会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但好的本意常常在我用不当的方式将想法告诉孩子们时付诸东流。我不会询问孩子们想不想去旅行，只会简单地命令他们准备出发。回想起来，要让孩子们逐渐接受我的想法其实很容易，只需要这么做：今天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在瑞典有条横跨整个国家的运河。”然后第二天再跟他们说：“哎呀，不知道在那条运河上乘船旅行是什么感觉……”孩子们就会又是好奇又是期待，不用你提出来就主动嚷嚷着要你带他们去。但我是怎么做的呢？简单地宣布一句：“我已经订了环球航空公司的机票，今年6月我们去瑞典，就这样。”
每过几年，我就会把IBM的工作暂时放到一边，给自己放个假，带着家人进行长途旅行。对于这些旅行，我所做的考虑和准备工作就同我在工作中作出重大决策时一样慎重。旅行之前好几个月，孩子们就能看到我列出长长的清单、在饭厅的桌上仔细研究地图、埋头翻阅与目的地相关情况的书籍。我希望带孩子们看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祖国——美国。我从公司租了架飞机，亲自驾机载着他们从怀特普莱恩斯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并在返程途中多次停下，让他们欣赏祖国的河山。我会操纵飞机在农田上方低空飞行，让他们感受平原的广阔；我带着他们飞越白雪皑皑的落基山脉。当我们在拉斯维加斯降落加油时，孩子们通通跑进航空站里玩起了老虎机，直到老板出来跟我说他们年纪太小，不能赌博。
奥莉芙和我费尽心力地将此次驾船出游张罗得有模有样，我们确定食物清单、安排值班表。我俩之前都去过瑞典，但孩子们对这个国家却很陌生。带着孩子们，“巴拉望号”很快变成水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有好多次我们在岸边停靠时，人们都能看到我们的船舷栏杆上晾晒着孩子们的衣服——要知道，那可是一艘漂亮气派的新游艇。我们参观的城镇治安都很好，所以奥莉芙和我都放心地让孩子们骑着自行车自由自在地探险，甚至连刚刚四岁的小苏珊都不例外——奥莉芙会跟她说我们需要牛奶，于是小苏珊就会拎着一个小桶去最近的商店里买。不过瑞典人的大胆作风着实让孩子们吃惊了一把。瑞典人进行日光浴时喜欢把衣服都脱光了，他们裸泳的情形让我那四个妙龄女儿目瞪口呆，更别提我儿子了。“巴拉望号”上流行的一个玩笑就是大小汤姆总是抢着用望远镜。
在这些激动人心的旅程中，奥莉芙是最好的旅伴。她对旅行中的种种不便毫无怨言，而且能在遇到麻烦时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一天下午我决定带家人们去看看大峡谷。由于遭遇气流，飞机开始剧烈颠簸，孩子们都晕机了——珍妮特至今还记得我一边操纵飞机一边指着窗外飞掠而过的壮丽景象让她欣赏的情形——这时坐在后面的奥莉芙一直拿着呕吐袋照顾两个孩子。她是一个真正值得信赖的伴侣。
我们在云杉林中砍出路来，还买来大小马匹和驴子以供骑乘。我甚至还想弄些野生动物来放养，我觉得那肯定很有趣。于是我同美国国立博物馆的馆长迪伦・里普利（Dillon Ripley）聊了聊，他给我列了一张无害的野生动物名单。列在第一个的是美洲驼，所以我们弄了两只来。然后是一种扁角鹿，它们的毛皮是淡淡的黄褐色，非常活泼。再然后是野雉、丘鹬和火鸡。我听说缅因州有两个专门饲养野牛的农场后，差点弄了几头来养。我先给第一个农场主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想弄几头野牛当宠物养，他回答我说：“宠物？它们可是野兽！要是遇到它们心情不好，你就得结结实实地挨上几下了。”我对他表示了感谢，然后给第二个农场主打电话，这人就要圆滑很多，他声称野牛就像小兔子一样温顺。“我都是在厨房门口喂它们呢。”虽然这两个农场主都乐意把野牛卖给我，但我还是决定接受第一个农场主的忠言。最后我只买了两只驯鹿和一些加拿大盘羊，这些野羊已经驯化了，头上有着盘曲的长角，看上去长得很像大角羊。
20世纪50年代末，我的家庭受到了许多人的注目和羡慕。《生活》杂志曾到格林尼治来对我们家进行采访，登载了图文并茂的专题报道。不久之后，《体育画报》也在封面刊登了我们一家的照片，标题是这么写的：“享受滑雪的乐趣——汤姆・沃森一家”，照片上是我和奥莉芙带着我们的四个孩子在佛蒙特州一处滑雪场嬉戏的情形。要是当时已经有了《人物》杂志，我估计我们也会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的家庭似乎是完美的典范：成功的丈夫、美丽的妻子、六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但生活并不总像看上去那样美好。我们家同任何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一样，都有着逃不开的压力。我们家里的主要问题还是我的臭脾气。
奥莉芙和我旅行时尽可能地带上孩子们。旅行能给孩子们留下深远的影响，我觉得这是做父母的能带给他们的最重要的体验之一了。我是在效仿父亲——我还记得他在早年间开着房车带我们四处旅行的情形，我们去了尼加拉瓜大瀑布和华盛顿等不少地方。只要我们觉得某次旅行对孩子们大有益处，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从学校里拖出来。辛迪同我一起出过好多次差，珍妮特到现在还津津乐道于那次她心情不好，我们便带她去巴黎玩了一个星期的事情。
我在家里的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而且我父亲曾跟我说过，夫妻是床头吵架床尾和。所以我一旦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走到奥莉芙身边，把她抱在怀里，为我不可原谅的行为道歉。每当我那反复无常的坏脾气把家里搞得乌云密布的时候，是她的耐心和理解维系着我们的家。她能让你觉得她是发自内心地深深爱你，她对我的温柔体贴常常让我觉得惭愧不已。
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开车7个小时到斯托去。我们一家人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我依然记得我驾驶旅行车缓缓停靠在屋前的车道，车门打开，满车的可爱孩子欢跃而下，兴奋地将小屋指给他们的小伙伴们看。对那些毫无戒心的客人们来说，这个小屋处处充满惊奇，因为我们会不断想法子捉弄其他人——将橡皮玩具蛇藏在他们的睡衣里；将满溢的水杯摇摇欲坠地放在门框顶上。奥莉芙和我会让孩子们带上家庭作业，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一进门就把书包甩开，不到周末过完绝不会碰第二下。这事我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带着他们玩得那么起劲，他们根本没时间看书。我每天早上七点钟就会跑去把孩子们卧室的灯打开，放起震耳欲聋的音乐，把他们弄醒。让他们吃过早饭后，我们会任由他们去山上玩耍，直到大概4点缆车停运的时候才回到小屋。
“巴拉望号”上唯一的IBM设备是一台口授录入仪——是由打字机分部生产的——我们用它来记下航行日志。家里每个成员每周都会轮到一次这个工作。我还用它同那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们玩游戏：把麦克风举到她们嘴边然后问她们问题。我照了好几百张照片，回来之后，我将这些照片做成了一个剪贴簿，再把录入仪记录的内容打出来，每张照片下面配上相应的一段文字作为说明。
如果性格随和一些，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出色的父亲，因为我为我的孩子们做了许多富有创意的事情。不幸的是，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下班回家后不知道怎样转换角色。对任何一个从事管理工作的人而言，这都是一件最难学会的事情。我在公司里一整天都面对着络绎不绝前来征求我意见的人——这个新产品的竞争对手是否值得担忧；公司人事制度中某个模棱两可之处怎样解释；某位主管人员因为丧偶而悲痛过度导致工作停滞不前该怎么办。而在接见这些人的间隙里总有接不完的电话——更多的人，更多的问题。作出决定本身并不难，难的是怎样处理日复一日待在这个位置所累积起来的负面情绪。我曾经做过努力，但想把这副重担卸掉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等我下班回家时，整个人已经筋疲力尽。当我走进家门，迎接我的常常是大家庭所不可避免的凌乱景象——这边有玩具汽车在地上跑来跑去，某个孩子正拿着BB枪对着它射击；那边是两个孩子扭成一团；再或者是某个孩子交上一份“惨不忍睹”的成绩单。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看来都是需要立刻解决的，可我实在是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无比渴望有某个人走进来帮我处理这些事情，我就可以喘口气了。但是没有这样的人，于是我就会大发脾气。孩子们会像受惊的小鸟一样四散奔逃，只留下奥莉芙独自承受我的滔天怒火。事实上，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富有耐心和同情心。我觉得我是期望她对孩子们的管教能严格些，就像我母亲对我那样，但这根本不符合奥莉芙的本性。我花了好多年才体会到经营一家企业和主持一个家庭之间的根本区别。我经营IBM就像开汽车：每到拐弯处，我能打好方向盘，漂亮地转过弯去，开上一条崭新的道路。虽然时不时有颠簸起伏，但最后我总能把车开到我想去的地方。但我在家里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一个家庭更像是一辆有着两个甚至多个方向盘的汽车，我只握着其中一个方向盘，却不断地想让其他的方向盘也按照我的意愿转动。
《生活》杂志刊登我们一家照片的那年，我的儿子13岁，刚上寄宿学校。他是个结实的孩子，但很严肃，他的妹妹们经常抱怨说他老是想对她们指手画脚。他喜欢和我一起在院子里露营，花上好几个小时练习射击；珍妮特11岁，有点爱做白日梦，对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很着迷，不过她的故事讲得很好，带着一种很有意思的幽默感，让我想到我的母亲；小奥莉芙比珍妮特小2岁，但更加自信，也更加活泼。其他的孩子们都管我叫“爸爸”，只有小奥莉芙喜欢对着我直呼其名，有时让我挺恼火的；辛迪7岁，处处以小奥莉芙为榜样，胆子很大；苏珊4岁，是个甜美的小姑娘，成天抱着她的洋娃娃；最小的是海伦，刚刚1岁大，是个漂亮的小婴儿，我对她还不太了解——我从来都不善于哄小婴儿。
我会无所不用其极——想象力、金钱、父亲的老熟人——以确保这些旅行给孩子们留下难忘的记忆。我们第一次全家出动出国旅行是在1958年夏天，当时我休了6个星期的假，带着家人乘船游览瑞典。我们顺着约塔运河一路而行，最后抵达波罗的海。
在社交场合，我的坏脾气也会“走火”。我曾在我们孩子上学的格林尼治镇中学担任过多年的校董事会会长。我兢兢业业地对待这个职务，和我一同担任董事的人总是夸赞我说：“沃森先生肩负如此重担，但他提出了那么多具有创造性的意见，也从未缺席过董事会的任何一次会议。”好景不长，一年夏天，当地一家报纸披露了一份警察报告，说这所学校有位老师花钱找了个流浪汉搞同性恋，社区一片哗然。这件事情本应由校长处理，可当时校长正好携夫人去度假了。有人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件事情后，他建议把这件事情交由学校董事会处理。于是我像处理IBM事务一样开始着手此事，我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具有影响力的董事会成员组成，对此事展开调查，最后我们打发这个老师走人，还以董事会的名义给了他一笔钱，责成他接受心理治疗。这件事情到这儿本来就完了。但校长回来后对此毫无表示，我一下子火了，冲着他大嚷大叫了一顿，把他也给彻底惹毛了。我过后才意识到自己不该对他表现得如此不友好：他是个有才干的校长，对这个学校而言比我更重要。我们之间的争执传到了董事会，我试图作出补救，提出捐钱赞助校长的某个教学项目，尽管他提出的那些项目计划在我看来都不值一提，但董事会拒绝了我。
我们喜欢那些全家人都可以参与的运动。我们建了个网球场，想着大家可以边打边学。我们每个人都有辆自行车，周末的时候会全家一起骑车出去玩，我们那两个十来岁的儿女要是在路上碰见了同学一准会抱怨说没面子。到了冬天，我们的活动中心就转移到位于佛蒙特州的滑雪小屋。奥莉芙和我在结识之初就开始借着去佛蒙特州滑雪的机会秘密约会，当IBM销售额首次突破十亿美元大关时，我们在那儿盖了间小屋子。考虑到我们俩当时的财政状况，这个决定就同我在公司里作出的那些决定一样重大，一样冒险。当时滑雪还不是很流行。我们修建小屋的地点附近只有一栋滑雪小屋，我们把小屋盖在斯托镇外六英里处，就在曼斯菲尔德山脚。曼斯菲尔德山上的缆车是新英格兰地区架设的第一部高空缆车；缆车排成单行缓缓上升，到周末的时候坐缆车的人非常多，要是你只等了45分钟就坐上缆车，就算是撞大运了。我们的滑雪小屋有着漂亮的拱顶和一整面玻璃墙，屋前是一片覆盖着皑皑白雪的树林。小屋能容纳20个人，有两间大卧室和数间为孩子们准备的寝室。屋里摆满了我们在阿尔卑斯山和斯堪的纳维亚旅游时带回来的纪念品，地上铺着地毯，要跳舞的时候就把地毯卷起来，露出下面垫的油毡。壁炉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样子普通的油画，上面是一片白雪皑皑的山坡，它象征着佛蒙特州对我的意义。这幅油画最开始挂在IBM恩迪科特乡村俱乐部的宴会厅里，父亲就是在那里举办他那些仿佛永无尽头的纪念筵席。它总是让我想起某次在斯托滑雪时看到的一个弯道，那个弯道的地形非常特别。在恩迪科特的那些晚宴上，我常常会靠盯着它看打发时间，一边在心里想：“再过两天我就能去那儿了。”
修建一栋滑雪小屋已经算得上很值得夸耀的事情了，但当我们物色夏日别墅时，我心里又有了更大的宏愿。我想找一个可以停靠飞机和游艇的地方——现在孩子们还小，我们不必等IBM赚更多的钱就能负担得起。奥莉芙和我驾驶着一架租来的小飞机开始寻找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先是看了看长岛两岸，然后依次飞过布洛克岛、玛莎葡萄园岛、南塔基特岛和科德角。很快我们往北飞过缅因州一半的海岸线，接近卡姆登市，我小的时候，父亲曾在卡姆登买了一栋夏日别墅。最后我们在北天堂岛上找到了一个心仪的地方，那里距离佩诺布斯科特湾只有几英里。这块待售的土地叫作“橡树岭农场”——一块风景优美、怪石嶙峋的半岛，它有半英里长，有着布满岩石的海滩和成片的云杉林，广阔的草地上曾放牧过无数代羊群，所以草长得并不高，地势最高的地方孤零零地长着几棵橡树，这个地方正是因此得名。农场里唯一的建筑是一栋不很整齐的老房子，顶上的烟囱都塌了。不过这个地方既有大小合适的海湾又有足够平坦的草地，正符合我们的要求。
像所有为人父母者一样，奥莉芙和我一直努力改进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我觉得我父亲从未留出足够的时间过自己的生活。他永远是IBM先生：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某个社交场合为自己和公司赚取名声。我从未想过像他那样让IBM占据自己的全部时间，而且我还年轻，有精力同我的孩子们做些我父亲从未同我做过的有趣事情。我将几乎所有的周末都留给我的孩子，带他们去放风筝、野营、驾船航行，我带他们进行各种冒险，竭尽所能地让他们感到快乐。
夏天的缅因州海岸是世上最美的地方，经过九个月的寒冷霜冻，万物苏醒过来，一派欣欣向荣。这个美妙的地方成为我们夏季的活动中心，客人们纷沓而至——飞机员、游艇爱好者、孩子们在学校的朋友。那栋老房子在我们买下之前已经空置了二十年，它的前任主人曾打算把它推倒，然后在农场最高的小山顶上修建一栋更体面的大宅子。但奥莉芙和我觉得现在这栋房子就很适合我们，只需要把它的烟囱和屋顶修好。它实际上是由一个谷仓和两间农舍组成的，大概已经有五十年历史了。房子里有许多小而舒适的房间，谷仓很大，用来举行娱乐活动再合适不过了。有一年我们在谷仓里举行了一场方形舞会，邀请了整个岛上的居民参加，从那以后，这就变成了当地夏季的一个传统节目。
我们在格林尼治的房子有15个房间，总是被孩子们、宠物们和来访的朋友们挤得满满的。房子里装饰着我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古怪物件，像是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带回来的各种帽子、太平洋上带有舷外托座的小艇模型。房子后面是一片起伏的草坪，长着几棵大树，我在树上系了一张战时用来拖运物资的大网兜，让孩子们爬着玩。我们还有一架出游时使用的梅塞施米特式小型战斗机。甚至我还弄到了一艘小皮划艇，它曾经还撞坏过几个行李箱，我们用它到附近的河里或是紧挨我们房子的那个小湖泊上划船。
在我心里，橡树岭农场就像彼得・潘的永无岛（Neverland），再异想天开的举动你都可以大胆去做。我喜欢驾驶一辆老式福特T型车载着孩子们在山上兜风——这辆车很像我12岁时偷偷摸摸买的那辆。孩子们用我们平日里常常挂在嘴上的话给山路命名，像是“很难但很公平路”“爸爸快来路”。我们甚至还弄来一辆艳红色的水陆两用摩托——孩子们会邀请他们的小伙伴去野餐，然后让我用这辆摩托载着他们穿越水面，到海岸两百码开外的一个小岛上去，每到这时，孩子们都会又惊又喜，尖叫不断。不过，也有一些异想天开的举动最后让我悔不当初。在临水的一座小山上，放着一艘中国式帆船。我在一次去香港的旅途中买下了它，一路运到缅因州。但我们发现它很难驾驭，孩子们都不喜欢它，于是我们只得把它从水里拖出来，放在支架上当装饰。在另一座小山顶上有一个50英尺高的图腾柱，出自一位自称“基克波酋长”的印第安人之手。我是某年在加拿大遇见他的，尽管我自始至终也没搞清楚他来自哪个部族，但还是觉得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他说服我让他带着助手来给我雕一根图腾柱。这根柱子杵在那座小山顶上显得有点孤单，于是过了一阵子，我在一次去科罗拉多州的时候找到了一组真人大小的青铜雕像，雕的是正在研磨玉米的大平原印第安人女子，我把这些雕像放在图腾柱旁边高高的草丛中。在我眼里，“基克波酋长”的图腾柱就像一个纪念碑，赞颂着全世界巧言令色的商人。
驾船旅行给我带来的愉悦几乎同驾驶飞机一样，我们的船是一艘54英尺长的新游艇，是我在德国不来梅著名的阿贝金・拉斯姆森公司（Abeking & Rasmussen）定制的。我们在船厂验收完这艘船后以菲律宾一座美丽小岛的名字将它命名为“巴拉望号”，我曾在二战期间参观过那个小岛。在玩快艇的人里面，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一艘游艇要是全家人舒舒服服地出游，就别想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但这句话对“巴拉望号”并不是很适用。1959年我驾驶它参加了纽约游艇俱乐部的一次比赛，赛程是绕长岛一周，这是我平生参加的第一次重大游艇比赛——我拿了第一名。
第二天早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糊涂。我们都忘了要求酒店的叫醒服务，所以等我醒来的时候，离会见勃兰特的时间只剩半个小时了。我从没见过有谁穿起白衬衣来像那天的我们一样快。出门之后我们打了辆车，就风驰电掣地往市里赶，一路争论睡过头到底是谁的错。好在同市长大人的会谈进行得十分不错，沃森家的名誉算是保住了。不过我总是忍不住想，要是父亲知道这件事，他会怎么说？
在这些滑雪之旅中，我们有意保持简朴作风。我们的孩子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我们不希望娇惯他们。小屋的清扫工作和三餐的烹饪都由我和奥莉芙亲力亲为。我很喜欢做饭，这个爱好可以追溯到我小时候，那时我在男童军里获得了一枚烹饪荣誉徽章，赢得了母亲赞赏的目光。我将整个厨房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个抽屉和橱柜上都贴了标签，这样不管是谁来帮我做饭都能将东西归置好。奥莉芙则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让孩子们的卧室保持整洁。她发现市面上的毛巾颜色正好是六种，于是她将孩子们卧房里的六张床漆成相应的六种颜色。每张床的床尾钉上同色的毛巾架。浴室的橱柜也按颜色区分。这样一来，孩子们收拾起卧室来就不会互相推诿。与此同时，我努力将我母亲勤俭节约的作风传给孩子们。我女儿珍妮特总是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件事情：当时我不停地告诉孩子们出门要关灯，但他们都当成耳边风。有一天早上，他们又没关灯就离开了房间，于是我等他们出门以后把他们卧房的所有灯泡都拧下藏了起来。等傍晚孩子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没一个人能让灯亮起来。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地方能让我感觉自由自在，感觉我不是什么大公司的老板，不是一群孩子的父亲，满心只有欢乐，那个地方就是欧洲。每年冬天，我和奥莉芙会把孩子们留在家里，去阿尔卑斯山进行为期两周的滑雪之旅。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去，有时同行的人有十个之多。我最喜欢的度假小镇是基茨比厄尔（Bezirk Kitzbühel）和达沃斯（Davos）——特别是基茨比厄尔，那里的人们会用一种叫齐特琴（Zither）的乐器演奏令人心醉的音乐，我非常爱听。我们会花上整个白天的时间滑雪，晚上的时候村里的小旅馆会举行晚会，有时晚会会在山顶上举行，我们只要花上很少的钱，就能同朋友们一起搭乘只挂着单节车厢的有轨电车，上山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晚会上有音乐，有甘醇的奥地利美酒，晚会结束下山的时候，我们耳边还回响着那些浪漫的歌谣和阿尔卑斯山区古老舞蹈的优美节拍。
每当我看到妻子和孩子没有服从我的意愿时，心里就会充满挫折感和气闷感。这是我成年之后感觉最为黑暗的时刻。有时冲着奥莉芙和孩子们大嚷大叫后，我会郁闷得只想挖个洞钻进去。我会把自己锁在更衣室里，而奥莉芙会站在门外想尽办法劝我出来。最后她没招了，只得给我弟弟打电话说：“你能过来劝劝汤姆吗？”迪克就会从新迦南赶来。他总是知道怎样减轻我心中的负担，把我拉回现实世界。
当然了，欧洲属于IBM世界贸易公司的业务范围，是我弟弟迪克的“地盘”，但我每年总有那么一两次机会因为公务原因到那里去。迪克和我总会找机会给自己放放风，我们曾经共度的许多美好时光都是发生在这种时候。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晚上，我和迪克、威兹・米勒（Wiz Miller）一同飞往柏林。第二天上午我们同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有个约会，勃兰特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是当时的柏林市市长，后来当上了西德总理。当然，西德的夜总会充满了诱惑，我们谁也不想待在旅馆研究第二天开会的资料，于是我们一起去了市里。我们看了两场让人拍案叫绝的歌舞表演，然后去了一家著名的夜总会，那里的每张桌子上都有醒目的号码，还有部电话，要是你看上了房间那头的某个姑娘，就可以打电话过去自我介绍。我们三个人真是大开眼界，我们差不多待到快天亮的时候，不过没干任何不体面的事情。
最后我被迫辞去了校董会董事长一职——这发生在一次董事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中，我差点对一位支持校长的董事大打出手，那是个有名望的银行家。他指责我太自私了，于是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身子扳过来面朝着我，幸好这时有人在我身后说了句“别做傻事”，要不然我准会一拳打在他脸上。这次事件极其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名望，我再也没有被邀请加入过格林尼治镇上的任何一个董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