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文莱叛乱牵涉的范围大得多。东姑于12月11日在联邦国会发表讲话时，提到了阿扎哈里发动叛乱所获得的财政支持。东姑说，阿扎哈里跟好些马来亚邻国的人有联系。他指的是印尼。印尼国防部长纳苏顿将军已经宣布，文莱起义后，他的政府将更为关注接近英属婆罗洲的地区。印尼总统的政党印尼国民党已经表明支持文莱人民党，支持显然来自苏加诺。
我之所以会对英国人推心置腹，是因为需要他们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以便推行自己的计划，向东姑证明扶持任由他摆布的林有福政府上台是愚不可及的。我告诉穆尔，我打算在新加坡选举中全力打垮林有福和人民联盟，让东姑和敦拉扎克看清他们非跟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不可。我准备在马来西亚协议于2月间在伦敦签署之后，并在1963年8月落实之前，立即在新加坡举行选举，以选出在联邦国会里的15名新加坡议席代表。我会把现有51个选区三四个拼成一个，划定15个选区。相信巫统会赢得一席；其余14席，人民行动党可能赢得8席甚至9席，比社阵多。
社阵发表愚蠢声明
东姑公开表示怀疑之后数天，苏加诺加以证实。苏加诺说："那里(文莱)发生的事情跟新兴力量的斗争分不开，我们站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一边。"几天后苏加诺在雅加达发表现场广播，呼吁印尼人支持叛乱。他说，不支持的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印尼人民在烈火中诞生，曾为争取独立受苦受难，同情为自由而战的人们是天经地义的，不像获得帝国主义恩赐独立的其他国家(指马来亚)那样。东姑回应时指出，尽管文莱叛乱现在结束了，印尼政府和政治领袖仍然在发表激烈的演讲，目的显然是要煽动婆罗洲三邦的人民反对当地的政府，这会导致大灾难。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去见东姑，接连几天跟他在一起，对我这个有独立看法，随时准备争论，必要时会独自行动的人，他感到不舒服。我确实没有暗中破坏他，却也没听他的话，按他的意思就是服从他。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划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的局面，包括让谁来主管新加坡，按照他们的命令办事。我感觉东姑不再把我看成驯顺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陈修信、林有福那样的人，听话、忠心耿耿。东姑和敦拉扎克都喜欢吴庆瑞。但即使是吴庆瑞也不太"安全"，他太聪明，不易受劝说，也诱惑不了。
9月8日内部安全委员会在新加坡开会，当时我已经动身到伦敦参加共和联邦会议。这个委员会考虑了由联邦和新加坡两地警察总监联合提出的一份报告。报告由新加坡政治部提呈，建议合并前分阶段采取行动对付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取代伊斯迈的马来西亚代表敦拉扎克要求立刻采取行动。
敦拉扎克向东姑汇报之后，马来亚方面要求10月再召开内部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对有关逮捕的问题再度延期做出决定。但人民行动党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巩固自身的地位，以及确保新加坡不受吉隆坡马来领袖的支配和压制。我向薛尔克强调，把逮捕行动推迟到合并之后最理想。我也向穆尔强调，在联邦国会的15个新加坡议席举行选举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要让社阵自由竞争。若是先把他们抓走了，再也没有明显的共产威胁，联盟可能会赢得好些议席。后来桑迪斯的国务大臣兰斯多恩勋爵说我"坦率得叫人吃惊"，竟然告诉他让反对党内保存少数亲共分子对我有利。可我有我的理由。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去见东姑……对我这个有独立看法，随时准备争论，必要时会独自行动的人，他感到不舒服……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划马来西亚成立后的局面，包括让谁来主管新加坡，按照他们的命令办事。我感觉东姑不再把我看成驯顺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陈修信、林有福那样的人，听话、忠心耿耿。
11月27日会见兰斯多恩勋爵时，我把在合并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坦率地告诉了他。在征税方面，新加坡完全同意掌管财务是联邦的责任，却不能同意让吉隆坡来征税，然后才把应得的份额拨给我们。必须由新加坡来征税，然后把联邦应得的份额交过去，否则我们会受到冷落。至于新闻和广播的控制权．任何政府要同人民沟通，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在联邦手中，处理华人问题的手法将欠敏感，会犯严重错误，造成政治上的重大失误。我追述了东姑的一个例子，说明他在印度的时候如何给自己制造了麻烦。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谁对谁错很难判断，他却谴责中国是侵略者。有人指出这对马来亚华人的影响很坏，只有在这之后他才改变所用的词语，把争端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印度民主党派之间的问题。
我已经告诉薛尔克，东姑准备让林有福卷士重来。阿末·依布拉欣去世后，三巴旺必须举行补选，东姑提出人民行动党应该靠边站，让他的候选人跟社阵斗。这点我没接受。我对薛尔克说："这是最愚蠢不过的做法。"薛尔克必定同意了我的看法，因为他向桑迪斯报告说，东姑推行的政策必败无疑。东姑似乎认为可以利用逮捕行动来干扰社阵，把我和人民行动党当成过时的政治力量甩掉，让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崛起上台。桑迪斯回复薛尔克的时候同意了他的看法，认为眼下我是治理新加坡岛的最佳人选。
形势不妙。11月中我到吉隆坡走了一趟之后告诉穆尔，我跟东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他的行动表明，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他要甩掉我。在新加坡，陈修信正在下工夫重建反对党马华公会，敦拉扎克正在物色年轻的马来领袖。最不祥的迹象是，东姑要求我释放蔡和安。蔡和安是岛上最大的华人私会党的头子，我们援引刑事法临时条款拘留他。过去在选举期间，他组织过对付人民行动党支部工作人员的暴力活动。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有权释放像他那样的歹徒。为此我担心支部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当时我所发挥的对英国人至为重要的影响，反映在穆尔12月5日写给殖民部的华莱士的一份报告里：
接着双方展开了舌战。印尼人再度对他们魅力十足的领袖的豪言壮语做出反应，通过演说和媒体鼓动公众的情绪，以便引发示威行动。这是苏加诺策略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久前雅加达要求荷兰归还西伊里安(新几内亚岛西部)，证明这项策略收效。现在他需要另一个问题来吸引群众的注意，转移他们对经济困难的视线。12月23日数千人聚集在雅加达独立广场，焚烧两具模拟像：一具是西方人的；另一具是个马来人，头戴宋谷，架着一副角质眼镜，那就是东姑。印尼人以支持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独立为表面理由，正准备发动反对马来西亚的运动。
幸好英国人了解我的观点并且同情我。他们看出吉隆坡管辖联邦华人的那一套在新加坡行不通。新加坡华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习惯了英国殖民地的那一套，从没受过马来人的统治，采取强制策略肯定会引起暴力反抗。我需要英国人的支持，以便在伦敦通过"枢密令"颁布新加坡州宪法的方式，让我能在新加坡举行15个议席的选举。
就在穆尔提呈报告后三天，形势出现了新的一面。12月8日文莱爆发叛变活动。自称为"北婆罗洲国民军"，声称实力多达3万人的武装叛军攻占了诗里亚石油城。英国迅速做出反应。两连辜加兵和300名英军空运到文莱，随后是两个营的其他部队。英军迅速收复诗里亚，打死了一些叛军，俘虏了5O0人。与此同时，机灵的英国籍警察总监把文莱市内的第一批叛军包围在自己的网球场内，不让他们行动以免再制造麻烦。48小时内叛乱便以失败告终。辜加兵和英军收复诗里亚之后，扫荡行动跟着展开。
但是就在叛乱消息传开后，社阵发表了愚蠢的声明，欢呼这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民众起义，值得所有真正的反殖民主义者给予支持。声明宣布新加坡和联邦两地政府不反对英国的话，就会受到谴责。作为未来事态发展的前兆，马来亚政治部逮捕了50人，其中多数是华人，包括马来亚人民党的组织秘书；新加坡逮捕了同这个集团有联系的当地亲社阵的人民党的三名成员。为了显示团结一致，我们要跟马来亚一起采取行动。
"他让新加坡同联邦合并的计划，是以假定能跟东姑作出工作上的安排，让联盟政府接管在新加坡维持治安的责任，而人民行动党将掌管新加坡的州政府为基础的。这个计划的前提是，东姑愿意跟他进行政治交易。"
代表我出席会议的杜进才反对仓促行事。代表英国的薛尔克支持杜进才的立场。他说，虽然有威胁，却不是非用暴力镇压不可。敦拉扎克不满意，过后前往伦敦向桑迪斯提出这个课题。桑迪斯回答说，他要推迟行动，直到建立马来西亚的立法在下议院辩论过后，也就是说，不会在第二年的2月之前。他相信采取逮捕行动无疑会引起不少人的批评，必须先考虑英国国内的反应。
"他急于在马来西亚计划落实之前举行选举，因为到时他仍然全面控制着政府机构，特别是警察和广播……李光耀说过，他情愿在东姑同意下举行选举。他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跟东姑宣战，但是认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证明联盟不能指望在新加坡赢得政权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东姑不同意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马来西亚选举，李光耀声称，他可以根据新加坡的法律举行选举。不管是否合法，这会在政治上产生必要的冲击。他要求我们对他要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选举的想法严加保密，尤其是不让联邦任何人知道……
"李光耀说，兰斯多恩勋爵、薛尔克勋爵等人劝东姑基于自身的利益同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他非常感激，认为我们做到了他单独做不到的事……任务是艰巨的，尤其鉴于东姑非常不信任李光耀，而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内部保持政治稳定的最大希望，仍然在于两人是否能做出有效的工作安排，否则新加坡不是出现社阵政府，就是在社阵因党人被逮捕和放逐而被摧毁的情况下，出现一个敌视联邦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李光耀反对吉隆坡的马来人，公开争取华族沙文主义分子的支持。联邦政府是否全面了解后一种局面的危险性，我有所怀疑。他们也许认为，作为同僚，李光耀极难应付。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联邦政府将发现，作为对手，李光耀的危险程度会大得多。"
我也告诉穆尔，敦拉扎克和陈修信要在新加坡加强联盟实力的行动毫无进展。他们犹豫不决、不晓得往后该怎么办，但无疑是想教训人民行动党。例如，《海峡时报》刊登评论说，编辑们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不了他们，这只能意昧着他们获得东姑的全力支持。这是他们向我宣战，时机适当我会报复。还有，吉隆坡要控制新加坡的广播和电视，虽然双方已经同意新加坡自行负责有关的行政工作和每天的节目。他们的目的是要约束新加坡政府的政治能力，尤其是在选举时期。与此同时，陈修信决心显示财政方面他说了算，代表联邦政府索取高于双方所同意的税收百分比。在组织共同市场方面他处处为难我们；有关决定只好推迟，让专家们去研究。
提过其他争议点之后，我告诉兰斯多恩，我跟东姑的个人关系不错，政治上他却要让更合自己口味的人控制新加坡。接着我解释了要选出我们在联邦国会的15个议席代表的打算。他担心这样做东姑可能有反应。我说东姑不会高兴。但是哪怕他感到非常不满和失望，也会因此了解他在新加坡培养的人政治上完了，无论他怎么照顾和公开支持他们，都不可能使他们复活。兰斯多恩促请我开诚布公地跟东姑谈这些事情，以便改善彼此的关系。我说我很想这样做，可东姑这人就是不能开门见山地谈。跟他谈话，他往往会支吾其词，打趣收场，不了了之。
英国人深知个中的危险，应付阿扎哈里显然比应付背后支持他的人简单得多。英国驻文莱最高专员丹尼斯·怀特爵士深信，叛军有把握获得印尼的协助，否则不会进攻林梦(地理上林梦位于文莱中间)，因为林梦是英国殖民地沙捞越的一部分，英国肯定会反击。他相信印尼人正在鼓动叛军，作为破坏马来西亚的手段。他指出，这场叛乱绝非报上所说那样是可笑的非专业行动。它在最初几个阶段是成功的，尽管基于种种原因，准备得并不充分。叛军占领了好些警署，夺取了许多武器，攻占了电力站，切断了电力供应，并扣留了英国专员的秘书，在林梦俘虏了英国驻扎官夫妇和其他欧洲人。幸而英军和辜加兵迅速开到，才把局面扭转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