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古德在向波露提呈的报告里写道："李光耀说，他们不会允许外国资本进行颠覆活动。他给颠覆活动所下的定义是：旨在促进不是我们人民的目标和利益，而是境外强国的目标和利益的任何政治活动；境外强国我们指的不光是苏联和中国，也指美国和西方集团……任何人如果为了境外强国的利益损害到本地人民……也在颠覆活动的定义范围之内……上面提到的演说，也许是最后一分钟在讲台上煽起选举的热潮--好些天前，李光耀提醒过我，他打算使用这个策略，但不应看成表明该党执政时会这么做。然而我担心这可能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真正倾向，或者会使行动党过后难以采取更温和的路线。"
我们会以牙还牙
晚上我们靠友善的商店供应电力，用没罩的电灯泡照明。虽然我们必须租用扬声器，做小生意的电工会前来提供服务，替我们在树上和灯柱上牵电线(有时演说到一半它会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
在这个忙忙碌碌有时也兴高采烈的竞选过程中，我感受得到，对"非共的"人民行动党可能在新加坡赢得大选，东姑和他在吉隆坡的伙伴并非抱着友善的态度。哈密裕末在芽笼士乃举行的一个巫统群众大会上说，马来亚是反共，人民行动党是非共；马来人从来不喜欢骑墙派，因此跟马来亚合并是白日做梦。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且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党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我们不会向恐吓和威胁低头，也不会利用压迫作为执政的手段。我们将按照人民的意愿，在人民支持下，坚定不移，明智和公平地治理国家。"维持公众治安法令不是用来威胁人民，而是用来保护人民的。
注：
第二天我形容他的说法是狂热的，他却极力要我公开反共。这不像是他本人的态度，于是我相信吉隆坡的信息使他的态度强硬起来。东姑支持哪一边清楚得很。
在游客眼中，当时的新加坡似乎是个令人激动而且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屋顶铺着中国式瓦片，街道两旁有小贩摊位售卖可口的辛辣食物。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一条条阴暗狭窄的横巷。由于热带气候湿热，扑鼻面来的是腐烂的废物发出的臭味。人夜则只靠小贩的防风灯、臭土灯和店屋前面的电灯照明。竞选活动是在令人汗流狭背的大热天里进行。每天晚上我驾车从一个选区赶到另一个选区，发表三四次演说。群众大会七点开始，10点非结束不可，所以每一站我停留半个小时，就再赶到下一站。幸亏我戒了烟，从没失声。但在溽热的晚上，用两种语言，有时是三种语言--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演说之后，总是大汗淋漓。此外，当听众人多热情，反应又热烈时，我往往会把原来规定的时间延长到45分钟。我几乎总是最后一个演说，因为人们通常在主要演说者说完之后，便开始散去。每天晚上芝都准备好背心和衬衫，让我在每一次演说过后便换上。我所用的交通工具越来越有气派了，因为知道自己输不了。1959年2月我们决定争取选举胜利之后，芝就买了一辆马赛地220，取代用旧了的史都巴克。新车有深浅两色，车顶是浅灰色，车身的灰色比较深，引擎好极了，运转得很平稳。芝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坐这辆车子，从而无须犯疑就了解，我不当总理也买得起。她陪我出席各个群众大会，有时还当司机。
我们决定派出34个华人、10个马来人、6个印度人和一个欧亚裔。马来族和印族候选人所占的比例高于人口比例，但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能提高少数民族的士气。当选的29个华人当中，6个是完全受英文教育的，16个是完全受华文教育的，7个是掌握华英双语，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旦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觉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
印度人献上鲜花花环，通常是白色的素蓉花(俗称鸡蛋花)或万寿菊配金银线束，有的重达l公斤。有时支持者一晚先后在我的脖子套上6到12个大小不等的花环，直到把我整个头遮住，脖子支撑得很辛苦。幸好我对他们所用的鲜花不敏感。
①卜基是指非法外围赌马收注者、一些没有领取执照的赌博集团，在赛马期间私自收注，让人赌马。后来，卜基集团还把赌博范围扩大到非法赌球赛和其他活动。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贫穷，多数住在贫民窟。作为工人的政党，有钱人捐给我们的钱很少，所以我们不得不节省开支，竞选期间尽量少花钱，就像1955年那样。幸好我们当时能得到公众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我们没付钱给竞选工作人员，他们全是志愿工作的。行动党给候选人提供划一的海报和宣言，只有照片和履历不同；能力做得到的话，候选人自掏腰包应付开支。必要时我们租用敞篷罗厘、小型货车和轻型货车，在群众大会上当讲台使用，规模大的群众大会两辆车子停靠在一起。支持我们的运输商人许多时候把车子免费借给我们。他们可能希望将来我们组织政府之后可以得到好处，但是我们上台后没给他们任何好处；许多人仍然继续在以后的选举中协助我们。
1959年5月3O日星期六是投票日，一切平静，秩序井然，根据新法律，投票是自愿的，用汽车载送选民去投票是非法的，不许拉票。在投票站内和投票站附近，政党工作人员身上不得有政党标志。整个投票过程没有不正当的行为，也没有恐吓、贿赂或贪污。投票站晚上8点关闭，9点正7个计票站开始计票，到凌晨2点45分结束。
马来人献上用金银线织成的头饰，那是高级首领在庆典上佩戴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人们不常献赠。但是候选人受人拥戴的话，可能得到5O到100面锦旗，把它们分别挂在连成一串串的彩色灯泡之间，能绘群众大会增添喜庆的气氛。每面锦旗上都有献赠者的名字，也许是宗乡团体或同业公会以这样公开的方式支持候选人。有关团体一表态之后，它的会员便会协助候选人争取胜利。支持者如果是店主，就会送东西支持--做竞选布条使用的白布，让工作人员解渴的汽水等等--而不是实际参加拉票活动。
然而从争取选票的角度看，我们的未来部长们表现却参差不齐。拉惹学得很快，用英语演讲有说服力，把社论语言的风格化为强有力的街头语言。他也会说巴刹马来语，高声有力地传达了自己的论点，身势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吴庆瑞却糟透了。他头脑第一流，也精心写讲稿，但是声音单调不变，又含糊不清，只照着稿子念；即使他并不沉闷，但是看上去他总是很沉闷，而且只会说英语。但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我们避不开一个问题：虽然一些候选人生来就能在大庭广众发表演说，却谁也无法在竞选大会上同时打动所有听众，使他们一起哭笑、愤怒和叹息。无论他使用什么语言，而且能说会道，任何时候也只有部分听众能了解他，所以他必须通过手势、脸部表情和语调跟其他听众沟通。
多姿多彩的场合
我写信告诉他们："如果本地人的报纸批评我们，不管批评得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是真心诚意的批评，因为如果他们宣扬的政策或事业是愚蠢的，他们必须留下来面对后果。主持《海峡时报》的漂泊不定的人却不一样。他们必须逃到联邦，在联邦的安全环境里勇敢地声称自己会为新加坡的自由献出生命。"《海峡时报》总编辑莱斯利·霍夫曼同一天回答说说"我不是漂泊不定的人。这家报纸的方针和内容是由我负责的，我准备留在新加坡，哪怕李先生和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哪怕他们利用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对付我……我的家在新加坡。"但是在选举结束前，他动身到吉隆坡去了。他看不到也不承认这份报纸的主权属于他的英国主子，报纸的方针是受他们左右的；我们却知道。我们决心铲除英国人对我们报纸的控制，而且决心铲除任何其他外国对我们报纸的控制。
1959年接连三个月，我在调查委员会和主持竞选工作之间两头奔忙，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选定51名候选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说华语或方言的新加坡人现在有了政治权利，选民人数大幅度增加，我们必须代表70万选民。
3月22日星期日，吴庆瑞发表"经济政策"演讲，那是《今后的任务》这个系列的一部分。他解释新马两地必须合作。他说："作为建立共同市场的交换条件，我们可以让联邦联合管理我们的港口，我们的港口平时处理那么多的联邦对外贸易。"但是，联邦的工商部长陈修信声称"人民行动党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共同市场的主张是实行不了的。人民行动党应该认识到，自由港和共同市场是不能并存的，二者必居其一"。
绝大多数人都贫穷
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充分控制了竞选过程，对此我感到十分满意。我们定下日程，选定主题，发表重要的演说。左翼的工会领袖并未组织群众参加我们的群众大会。虽然行动党支部有亲共分子在活动，一些亲共分子可能成为候选人，王邦文和我小心翼翼地从获得提名的受华文教育的党员当中挑选，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
巴刹马来语最简单，听得懂的人也非常多，我们这方面的最佳演说者是耶谷。耶谷是马来人，演说媚媚动听，扣人心弦，连非马来人也被他吸引住了。他了解群众。为了谴责反对党夸夸其谈，他一度引用丁加奴州的一句马来谚语。丁加奴州是海龟之乡，也是他的故乡。他说："母鸡生下一个蛋，全村都听到它咯咯叫；海龟生下几百个蛋，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换句话说就是人民行动党替工人争取到许多利益，却从不吹嘘。群众听了发出轰然的欢笑。那时新加坡还没电视，谁声音动人又仪表堂堂的话，谁就明显地占上风。
无论是街头会议还是群众大会，都可能是多姿多彩的场合。选举使不同种族的不同文化习俗流露出来。华人亲自向候选人献上绣了四宇或八字贺词的锦旗，以示支持。它们最大可以是三四米长，需要多人一起上台协助献旗者在赞赏的群众面前拉开。候选人鞠躬接受之后，就和献旗者一起跟锦旗合照。
《海峡时报》的敌视引发了一场斗争。4月15日我打响了第一炮。我警告说："谁想伤害我们，我们会以牙还牙。"
耶谷出身寒微。他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丁加奴，在当地宗教学校受教育，战争时期替印度国民军开过罗厘，50年代初期到新加坡来，一度当过流动理发师，后来成了宗教教师。他加入过非常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政党"觉醒青年团"，1954年转到巫统，发现巫统太保守，不够平等，1957年加入人民行动党。后来我先后委任他为政务次长和政务部长。他很受马来人爱戴。他从社会的底层攀升，这是那个革命时代的特点。旧秩序根基动摇，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工人阶级出身没受过教育的男女抓紧机会，凭着自己的能力、干劲和运气攀上顶层，所以我们派出的多个理发师(古德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报告里，把他们列为"美发师"和许多职工运动分子，都只受过几年的小学教育。
人民行动党按照原定计划，角逐所有51个议席。在33天的竞选期间，我们举行了6个群众大会和60到100个街头集会。竞选开始时，卜基①接受人们下注，赌看我们会赢多少席，这是个好迹象。反对党知道了，由于缺乏信心，没进行剧烈的竞争，前后的表现也不一致。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的工作人员和候选人精力充沛。候选人年龄多数还不到30岁，他们的演说在年轻选民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我们打破传统，派出了三名华族理发师，虽然在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剃头匠和艺人、屠夫一样，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也没有。我们代表了铲除这种封建意识的新秩序。
我们赢得了51席中的43席，获得了实际投票的9O％选民的53．4％的选票。新加坡人民联盟获得4席，巫统3席，独立候选人1席(A．P．拉惹)。
我们举行下一次群众大会的时候，拉惹紧接着抨击《新加坡虎报》。他说，他们大谈言论自由，却把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压下来。拉惹大有条件说话。1950年到1954年他担任过该报副总编辑，报社要他改变方针，否则就离开；他离开了。该报转而反对人民行动党。一个星期后拉惹把矛头转向《海峡时报》。他离开《新加坡虎报》之后到《海峡时报》工作，知道该报是由谁控制的。他说出了控制该报的四个人的姓名，他们全是白人，包括掌管日常事务的澳大利亚人A．C．西蒙斯。西蒙斯了解报业，他知道当拉惹和我说一旦组织政府就会跟他们较量时，我们不是闹着玩儿的；由于害怕人民行动党胜利，他们已经在进行准备，要把公司和主要人员转移到吉隆坡，此外，我当时也毫不怀疑，他们决心以联邦首都为基地跟我们斗，也知道我们决心跟他们周旋。
这些就是当时的新加坡人民。他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明确许下诺言，要使未来变得更美好、更安全，作为报答
小心翼翼地挑选候选人
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设法帮助竞选的另一方。后来我才觉察，他的这些看法是坚定不移的。当时吉隆坡的态度一般说来是敌视我们。东姑颁赐林有福"敦"的头衔，那是马来亚的最高荣衔。东姑说，虽然他自己不会参加竞选活动，但他赞成建立反对人民行动党的阵线，并警告巫统内的亲人民行动党党员，如果他们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巫统将把他们开除出党。
我的华语进步了，虽然还不能口若悬河，但也足以在竞选大会上不用讲稿发表自己的看法，也许只是重复自己用英语和马来语说过的话。虽然说得不那么好，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却为我努力学习他们的语言，说起话来信心越来越强而尊敬我。杜进才的情形也一样。他长得矮小，身高仅有1．5米左右，在讲台上可活跃万分。他华语说得比我差，却勇气十足。群众为我们努力跟他们交流感到高兴，为我们喝彩。
美国政府也不喜欢人民行动党。《海峡时报》报道说，美国商业部出版的《国外贸易周刊》预见新加坡可能左转，放弃私人企业传统，"这个可能性使人无法估计这个城市的经济前景和贸易展望"。新加坡的金融地位健全，"但跟联邦形成对照的是，尽管政府宣布希望吸引外来投资，新加坡的投资环境继续恶化"。《海峡时报》选用了合众社从华盛顿发出的这则报道。这家英文报也恶毒地反对人民行动党，跟友善的华文报和马来文报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