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投票法案通过后，李绍祖立即提出不信任动议。林有福则提出修正动议，谴责政府"不约束已知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战线的领袖操纵像社阵那样的组织"。他滔滔不绝，把心里话都倾泻出来。他借这个机会表示为了在1956年到1957年对付共产党人，他曾经牺牲了一切。林有福后来说，他如果早知道总理跟"全权代表"勾结，就会把总理送去(樟宜监狱)陪林清祥，使总理跟蒂凡那一样，能好好地反省一下。他暗示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社阵指责行动党出卖了新加坡人民，但他认为行动党争取实现合并的努力符合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同时出卖了社阵。
1962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庆祝成立三周年，我向聚集在大草场的数千群众发表演说。他们是前来观看军人团体、平民团体和学生团体接受检阅和表演文娱节目的。我向他们保证，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我将在宪法中列明新加坡公民跟联邦所有公民平等。
同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动身到伦敦。时间很紧迫了。东姑正在结束跟麦克米伦的会谈，现在应该迫使他在英国人面前解决公民权的问题了；所以我没在纽约留下来听马绍尔陈词。马绍尔慷慨陈词，给特别委员会的印象比李医生强，然而无法消除我给委员们留下的深刻印象。特别委员会决定不对请愿采取任何行动。
穆尔之所以会担心，是因为已经获得特选委员会通过的全民投票法案建议，由于投空白票意味着选民不愿意行使权利表明赞成或反对合并，应该由立法议院的多数议员(指人民行动党)来做决定。我之所以会加入这项条文，为的是要应付共产党人号召人民投空白票。如果人民仍然通过投下大量空白票来抗议，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反对合并和全民投票，穆尔认为我应当让他们这样做。穆尔劝我别举行全民投票。他说，人民已经在指全民投票是不诚实和虚假的。我不同意。他在以代专员身份于6月21日呈交殖民部大臣的报告里写道：
在听证会上，我呈交备忘录，就反对党指责全民投票不让人民有表示异议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做了反驳，在两个小时内详细说明了各点。我说，他们要求联合国干预，犯了企图误导的过错；他们的呼吁是骗人的假警报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新加坡维持紧急状态的气氛，以便给他们的支持者打气。他们的支持者眼看合并已成破竹之势，因而士气低落。他们也犯了另一过错：为了一己的利益，企图在新加坡维持殖民主义，因此请愿反对要求立即独立的合乎宪法的民选政府。这里看来有明显的矛盾，但我的解释是，新加坡加入联邦之后，共产党的斗争就不再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而是反对一个已经争取到国家独立的民选政府。其实，我们已获授权可以落实合并，根本不需要全民投票。
但是报告给了我一条出路。全民投票法案辩论过后，我立即写信给莫德林指出，新加坡公民可以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因为科博尔德委员会也建议，选举权应该在选民平日居留的地区行使。换句话说．婆罗洲公民在婆罗洲投票，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投票，所以东姑不必害怕来自新加坡的华人会到马来亚去投票压倒他。7月12日我写信给东姑，附上给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建议解决办法是对婆罗洲和新加坡使用同样的字眼，不改变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限制投票权的内容。
在他们辩输两天后，以社阵议员为首的19个议员，联合向联合国废除殖民地特别委员会请愿，反对将在全民投票中提出问题的方式。特别委员会17名委员当中，只有两名来自共产集团，多数来自亚非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有代表，了解情况。回避问题没什么好处。我拍电报告诉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反对派的请愿只是新加坡国内的党派政治活动，特别委员会要考虑的话，必须先听政府方面的陈词。我准备向特别委员会提出有关事实，这些事实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
但是在辩论期间，所有立法议员都收到了一封近乎公然恐吓的信。以南大毕业同学会为首的39个校友会和大学生俱乐部在这封信上署名，要他们投票支持社阵的建议，否则……因此，6月29日我就拨款100多万元给新加坡步兵团第二营的附加预算案发言时，向社阵发出警告：胡言乱语导致胡作非为的话，到时胡来的人就会被关起来。如果有人不守规则，拿起石头和铁棒，那么，我基于和平、安全等首要利益和人民的福利，就需要以暴制暴。对于动用新加坡步兵团来对付共产党人，我没有什么疑虑，因为不至于被人称为殖民地的傀儡。但是为了鼓励这些人守规矩，我向李医生保证，只要他们遵守规则，军队就不会出动，
人们认识到势力很大的共产党人已变得脆弱，因此渐渐地不再害怕他们。人们知道将来跟他们对抗的是马来亚人而不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林有福的修正动议被否决，原来的不信任动议也一样无法通过。如今社阵既在全民投票法案中受挫，又在不信任动议中落败。7月中东姑动身到伦敦跟英国人会面，敲定婆罗洲三邦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对共产党人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他们不顾一切寻求其他办法阻止合并。
在听证会上，我呈交备忘录，就反对党指责全民投票不让人民有表示异议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做了反驳……我说，他们要求联台国干预，犯了企图误导的过错。他们的呼吁是骗人的假警报的一部分……他们也犯了另一过错：为了一己的利益，企图在新加坡维持殖民主义，因此请愿反对要求立即独立的合乎宪法的民选政府……
需要以暴制暴
1962年7月3日下午，人民行动党女议员何佩珠交给我一封信，以我们在做出重要的政策性决定之前没跟她磋商为由退党。共产党人一直在极力影响她，使她在这个最后关头改变主意。行动党如今只有35名议员，反对党联合起来有26名。我们成了少数党政府。我立刻要求穆尔会见我、杜进才和吴庆瑞。吴庆瑞问他：如果行动党认输退出，我们辞职之后，英国会不会继续促成合并?穆尔认为很难，因为没有民选政府的支持。他促请我可能的话还是促成合并。我说我会，但要求他告诉伦敦，现在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在立法议院再激辩了八天才表决，结果以29票(行动党24票，巫统三票，新加坡人民联盟两票)对17票(社阵13票，工人党马绍尔一票，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三票)通过动议，何佩珠弃权。我们是在林有福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和东姑的巫统支持下通过了法案。
除了致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我还附上一份写给东姑和桑迪斯两人的备忘录，内容说共产党人抨击白皮书，主要是指它反华：因为新加坡7O％的人口是华人，东姑不准备让新加坡得到他给婆罗洲70％非华人的条件。只有让新加坡获得看来比较好的给婆罗洲的条件，才能证明有关的反华指责是无稽的。我通知了英国。如果他们不向东姑施压，要东姑让我们获得平等的公民权，我就无法使合并在立法议院获得通过。我没说的是，他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袖手不管。我和杜进才、吴庆瑞、拉惹都这样想。到时东姑和英国人必须承担后果。
他继续说，社阵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出卖自己，会给人民带来痛苦、绝望和灾难；行动党通过合并的"出卖"会带来繁荣、幸福和安全。通过提出不信任动议，社阵要破坏全民投票与合并，他不会跟他们一致行动。
我陈词之后轮到李医生。在他结束陈词时我提出要求，获准作出答复。我说，反对党两位发言人李医生和兀哈尔，都是在马来亚而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并且兀哈尔是以马来亚公民的身份，持马来亚护照到纽约来的。这是充满讽刺意昧的。此外，他们并不代表多数，因为他们向政府挑战，提出不信任动议，只能获得立法议院51名议员当中的16名投票支持。我和吴庆瑞千里远行感到疲倦，却决心证明自己是亚非民族主义者。通过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调、手势以及应付所有问题的强有力的方式，我们确保了特别委员会不致误会我们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傀儡。英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休·富特爵士对我们的表现感到高兴，认为委员们无疑会认定人民行动党是个以进行斗争的总理为首的强有力的组织，绝不是什么英国傀儡。
有一点他说对了：我仍然决心举行全民投票。当前的任务是让立法议院通过有关法案。在这之后，科博尔德委员会报告一旦公布，我必须决定要向人民提出怎样的选择方案。人们在报纸、电台和马来亚大学的各个论坛公开讨论全民投票问题，没完没了。立法议院的辩论从6月27日持续进行到7月11日，其中八次会议开到深夜，辩论激烈，内容一再重复，没有什么新的论点，只是对立双方发表意见时态度越来越强硬。李绍祖医生就关键问题提出了一项修正动议，建议全民投票只提出一个问题："赞成"还是"反对"合并。他的动议获得马绍尔和王永元的支持。林有福介入，建议提出三个问题：你要的合并是，一、根据白皮书；二、以新加坡作为马来亚联邦一个组成部分；三、根据至少不比婆罗洲三邦来得差的条件。李医生的动议被否决，林有福的通过了。我暗自高兴。林有福所提的建议，正是我已计划要做的。
在这之前一个月，穆尔拿科博尔德报告的定稿让我过目，试探我的反应。报告的建议使我非常担心。报告说："并没有理由把婆罗洲三邦的公民权区分开来。"接着列出条件，包括在一定的时期让超过某个年龄的人免考马来语。因此，所有在三邦出生的人都有资格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的主张会站不住脚，全民投票会失败，许多人将会大投空白票或不去投票。
"六个月来我们一再建议他别举行全民投票，他的答复总是，为了避免受人指责为把新加坡的华人出卖给马来人，他非这样做不可……因此，看来他必须按照自己定下的条件举行全民投票。他的条件是经过仔细考虑，确保输不了的。眼下唯一最大的风险是，选民会大规模抵制全民投票。"
起初印度代表坚决支持我们，那是按照尼赫鲁那一年4月在新德里表明的看法，认为除了成立马来西亚没有替代办法。他说，印度、柬埔寨、突尼斯和其他亚非国家认为，既然新加坡具有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特别委员会不能审查新加坡政府的行动。但也许因为我愿意参加，他出人意外地改变了主意。第二天联合国说，特别委员会早些时候曾以10票对2票表决不采取行动，过后却决定准备会见请愿反对全民投票要求联合国派出观察员的新加坡立法议员代表团。李绍祖医生兴高采烈。我对这样的结果不会不高兴，我深信自己能驳倒社阵和马绍尔的论点。7月20日，我正式要求特别委员会让我去陈词。
绝不是英国傀儡
新加坡的外交事务当时依然由英国人掌管，来自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官员到机场迎接我们。英国人确实是第一流的专业人员，我们必须经历的每一道程序他们都很清楚，引导我去见了该见的人，进行初步的谈商。他们劝我别向特别委员会提出长篇大论，希望它能重新采纳印度代表原先的立场，那就是：新加坡有民选政府，特别委员会不应过问它所做出的决定。
两天后我和吴庆瑞动身到纽约，我的私人助理张奕贵随行。我要抢在前头向特别委员会陈词，然后到伦敦，在东姑和麦克米伦谈完婆罗洲三邦的问题后跟他们会面。我们坐的是超级星座涡轮螺旋桨飞机，那是当时主要的洲际客机。从新加坡取道西贡、关岛、夏威夷和洛杉矶到纽约要将近两天。飞行途中吴庆瑞和我一直在工作，针对马绍尔协助社阵起草的19点备忘录逐点反驳。到曼哈顿酒店打开行李箱之后，我立即找张奕贵，发现他疲倦得连衣服和鞋子都没脱就仰卧在床上呼呼大睡。他不断替吴庆瑞和我打一再修改的草稿，几乎持续工作了48个小时。
林清祥立刻说，我的许诺是承认根据建议中的合并和马来西亚的安排，他们事实上得不到平等的待遇。社阵把我的难题缩小到这个范围。我深信自己能说服东姑把"马来西亚国民"改为"马来西亚公民"，从而解决问题。我决心做到这一点，然后在社阵能够利用其他无理课题煽动不满情绪之前，尽快举行全民投票。可是我对东姑没有影响力，只有英国人才有，因为东姑要婆罗洲，也需要英国人协助防卫马来亚，所以必须设法使英国人影响东姑。穆尔同意我们心中不满是有道理的。我知道他会想方设法促使伦敦的部长们劝说东姑在公民权问题上改变主意。但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全民投票问题上，双方的看法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