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但是共产党人知道，这些问题能触动华人的心弦，把群众争取过来。他们拼命在这方面下工夫。在过去的立法议会选举中，演讲者讲话软弱无力，不愠不火，内容枯燥乏味，既无感情，也没说服力。他们通常讲英语，否则就是马来语，偶尔才译成不同的华族方言。这回华族演讲者使用自己的方言--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毫不费力就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应。他们口若悬河，借用成语、比喻和传奇故事以古喻今。他们热情洋溢，向听众宣扬中国的伟大前景，使听众为之动容，精神为之振奋。对新加坡华人来说，局面完全改观了。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认为，方水双加入的话，新政党将有比较广泛的工人阶级基础。我们已经有了受英文教育者以及马来蓝领和白领工人，现在又有华族会馆、同业公会和蓝领工人。
在欧思礼路我家饭厅举行了无数次会议之后，到1954年年中，我们决定在年底以前成立一个政党。为了在下个阶段的政治改革中成为立法议院里一股能积极发挥作用的力量，我们要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打响知名度，组织起来，并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有机会赢得足够的席位。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在工会、会馆和同业公会里已经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但就是还没法打通同说华语或方言的工人群众的联系。
1955年2月28日提名，丹戎巴葛选区的两名对手(一个受华文教育，一个受英文教育)反对我提名，理由是我不具备这个资格。按照伦敦女王枢密院发出的根据林德新宪制举行选举的枢密令，候选人过去10年里必须在新加坡居留满七年。但是看来这项规定本身可能有毛病，因为新加坡成为单独的殖民地只有8年11个月之久，1946年4月以前它是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选举官接受了我的提名，劝告两名对手说，以居留期不够作为反对的理由，只能在我当选之后，通过提呈选举请愿书的方式进行。
接着蓝天向我发出挑战，要我到丹戎巴葛区说广东话的牛车水街头会议进行辩论。我避开了，反驳说要在立法议院和政府里做事，候选人英语必须说得好，因此我当代议士工作效率会比他高。不过，当我到另一个广东人聚居区万达街出席人数最多的群众大会时，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说了几句华语。友善的《新报》记者易润堂替我写了两段话，原来只要三分钟便讲完，他却花了几个小时教我读。群众支持我，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
魁力四射的人物
虽然他所提的是马来亚学生，但是反对我的人都决定不再提这个问题。他们知道，伦敦在必要时会追溯这项规定的生效日期，以纠正事态而不至于让荒谬的规定引来不愉快的政治纷争。正如我当时指出，约翰·伊德在英国出生长大，在新加坡住满七年便有资格当立法议员，我在新加坡土生土长，除了在英国四年以外，一生都在这里度过，却没有这样的资格，那地球必定是方的，不是圆的。
两党人员一发觉输了，便偷偷溜出维多利亚纪念堂的计票中心，消失在夜色里。他们不了解，输了要摆出不向失败低头的姿态，誓言他日再斗，使支持者土气不致低落。共产党人就知道这一点。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很快就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我们的整个竞选活动是冲劲十足的。我们采取有效的、节节挺进的姿态，这使得进步和民主两党斗志全失。我们抨击进步党是殖民地势力的走狗，民主党是资本家和人民的剥削者，但主要目标是对准白人主子。我在自己的竞选宣言里写道："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是这个地方许多社会和经济弊病的根源。"
在这次竞选过程中，人们前来帮助我，是因为他们对我印象好，希望我获胜。大约20名邮政书记在工会领袖领导下，接连多天坐在欧思礼路我家前面的走廊上(那是四名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竞选总部)，为我的竞选宣言写上地址，以便分派给选民。在丹戎巴葛区，邮差替我进行拉票活动，沿户分发传单。一些团体，如贩商公会，也协助我们。一些在巴刹里卖鸡鸭的贩商公会会员，曾经因为在华人新年期间把过多的鸡鸭塞进绑在脚踏车上的篓子里，被警方控上法庭。我请求推事饶了他们，因为这是农历最重要的节日。结果他们都被罚得很轻。
因此，进步党和民主党两党文化差距很大，无法调和。所以在许多选区里，他们分散了右翼的选票。说英语和马来语的选民选票投给了进步党；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选票投给民主党。他们要是合作的话，原本可以获得实际投下的16万张选票(等于1951年选举实际投票数目的7倍)的半数。
"但我相信，一代土生士长的华人正在马来亚出现，他们接受华文和华族的传统教育，却持有马来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马来亚是他们的唯一家园。他们为中国感到自豪，正如魁北克的法国人为法国感到自豪那样。自然还有人认为，建立马来亚国是不值得做的事，他们是那些返回中国，重新纳入中国主流的年轻学生。留下来的是马来亚人，他们的马来亚意识将会与日俱增。"他们认为我这一席话值得报告，以领会我的真正观点。
马绍尔在政治上是个新手。他批评行动党要求立即自治太过分。"看来他们集中力量在对抗和抨击英国，他们的言论似乎不必要地反英。"这也许是受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感受，跟受华文教育群众的感受大不相同。
为了平衡明显的激进政策以及一些发起人的左翼背景，我说服了当时的巫统领袖、马来亚行政议会成员东姑拉赫曼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爵士，让两人到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我在多个晚宴上和陈祯禄见过面，同东姑则是在他想控告新加坡一家报纸诽谤时结识他。东姑到办公室来见我，过后我邀他和新加坡的巫统领袖到我家吃晚饭。因此，这两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领袖出于跟我的个人关系，在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上讲话。他们多半也认为将来我会成为对他们有用的盟友。东姑不希望我参加联邦的政治活动，陈祯禄却希望，两人的根本分歧反映了他们在选举利益上的基本矛盾。东姑希望华人不团结，分散在小地区里，最好是一盘散沙，好让马来人容易应付。陈祯禄希望有年轻人能把华族社会团结起来。
4月2日投票，我得到6029票，两名对手分别获得908票和780票，我以最高票数当选，跟对手的票差也最大。林清祥、阿末·依布拉欣和吴秋泉也当选。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在凤凰园的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对这次选举有自己的情报分析。他们引述我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所说的话："依我看来，除了40岁以上的人，所有华人都为毛泽东政府的成就感到万分自豪。一个政府能在五年内革除贪污腐败，使它顶得住美国人在朝鲜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政府是值得大力称颂的。蒋介石将军和国民党完了--只有一些零星的支持者还在谈论反攻大陆。
在这次选举中，林清祥崛起成为善于打动人心的演讲者。他年纪轻轻，长得清瘦，个头不高，娃娃脸，说起福建家乡话来媚媚动听。姑娘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在工会里的。除了华族文化，他的话题是工人受到蹂躏，帝国主义者阴险恶毒，紧急法令限制了群众的权利、言论和结社自由。他在最初两次大会上演讲的反应是冷场，过后就一帆风顺，一讲话总是引起热烈的掌声。到竞选活动结束时，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魁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
这一切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林清祥和蒂凡那的选举代理也向我要求拨汽车给他们用。来自教师公会的甘绍仪坚持要我拨30辆车子给蒂凡那。甘绍仪是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4月21日，选举结束三个星期后，芝写了一封信给在英国的庆瑞，让政治部拦截到，于是留在档案里。信件内容通过描述工会和华校生在拉票和分配车辆的活动中有所偏袒，生动地说明了他们实际上在替谁进行竞选活动：
我得到的一个宝贵经验，是到丹戎巴葛最古老的地区进行竞选活动。丹戎巴葛是新加坡码头住宅区，码头工人、三轮车夫以及做他们生意的店主，都聚集在这里；鸦片窟也集中在这里。我访问了填海路新加坡海港局马来日薪工人宿舍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木屋，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没有排水系统，臭气熏天，使人受不了，我一到这个地区就想呕吐。但是在这些家庭里，马来领袖们有一个联络网，使马来人成为关系紧密的社群。有人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巫统领袖，他很快就让我会见了住在那里的几百户人家的主要成员。他们答应把选票投给我。
我把这个消息通知当时在伦敦的庆瑞，他转告工党议员奥伯利。奥伯利在下议院提出询问。3月，殖民部副大臣亨利·霍普金森回答说："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之前的有关时期，在英国的马来亚学生，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失去参加选举的资格，只要在离开期间继续把联邦当成自己的家园，他们都获准登记成为合格选民。他们无疑也会被视为有资格当候选人。"
这次竞选活动，跟1951年我在加东担任黎觉的选举代理人的情形完全不一样。那是上流社会的活动，开茶会、设晚宴，招待180万人口当中的4800O个登记选民。在新加坡出生的人自动登记成为选民后，1955年共有30万选民，六成说华语和华族方言。选民所用语言其次是巴刹马来语，最后才是英语。在各民族混杂的群众中，听得懂巴刹马来语的人最多，听得懂英语的人最少。说英语的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接近权力中心，但是选票有限。在街头和空地举行群众大会时，演讲者站在罗厘或小型货车上，使用扬声器和临时安装的喇叭讲话，靠电灯照明，在华族和说马来语选民占多数的地区吸引了大批群众。1951年选举时那种高谈阔论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政治把戏，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遇到的一个后勤大问题是，怎样找汽车载送选民到投票站。选民坐我们的汽车到投票站的话，会不好意思，只好投票支持我们的候选人。这个做法是由英国人引进来的，对富有的政党有利，因为他们的支持者有汽车。我只靠各种个人关系--弟妹、阿姨、客家邻居以及韩瑞生和他的兄弟等朋友。投票日我让金耀负责交通的安排。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当天许多汽车从新加坡各地集中到欧思礼路来，乱成一团，然后前往柏南街总部，再按拉票人员的要求到丹戎巴葛四处接载选民。他得设法维持秩序并定下一个制度。他也说服一些汽油站接受他和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书记签名挂账，因为朋友们打满了汽油才把汽车借给我，我们得打满汽油才把汽车还给他们。油钱由选举基金支付。
会议开得不错，却起不了鼓舞人心的作用。我们正式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媒体的报道对我们还算客气。我们宣扬自己，没有华丽的言辞，没放汽球，也没放鸽子。当局宣布1955年2月28日为选举提名日和投票日定在4月2日时，我们已做好了准备。经过热烈讨论之后，我们选定了五名候选人：除了我之外，林清祥角逐武吉知马区，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吴秋泉角逐榜鹅区(他是贝恩的朋友，60岁，职业是承包商，在榜鹅区生活过，当地人都认识他)。方水双出生在柔佛州，不能当候选人。我们也派阿末·依布拉欣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角逐三巴旺区，军港工人在该区的选票将起决定性作用。
蓝天的挑战
11月21日星期日上午10点，我们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一直开到下午一点才不得不中止，因为有人已预定下午在那里举行演奏会。那是个湿热的上午，会场上坐满了人，但不是爆满。人人都坐在藤把木椅上。《新加坡虎报》报道有1500人，《海峡时报》说有800人。会场没有热情洋溢的气氛，也不算紧张。来自工会的支持者占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座位，其余是来自其他政党的观察员和有兴趣的外人。我们读出讲稿，没有滔滔不绝的演讲。我们穿开领衬衫，陈祯禄穿西装便服，东姑穿马来族礼服--扣上纽扣的绸上衣，宽松的裤子，臀部系一块装饰性的沙笼。
但是问题还没结束。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关心我的竞选命运，我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在疑云全消了。我们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才组成统一战线。他们要他们的两个人当选，我只是因为掩护了他们，才对他们有用。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
我们打算在1954年l1月31日一个公开会议上发起组织人民行动党，我要他们成为发起人。两人私下商量了一阵子，然后说要先讨论一下。下次再来时，他们说，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的方水双会成为会议召集人，林清祥暂时不参加。
"……投票日早上，蒂凡那犯了错误，他派甘绍仪到欧恩礼路38号来拿分给花拉公园的车子。我们的交通委员会花了很大的力气，(从借给哈里的百多辆车子里)找出能派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的车子，因为多数人(像我们对面的客家邻居)是把车子借给李光耀本人，不是借给行动党，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让汽车开到丹戎巴葛以外的选区。因此得认真分配汽车，主人没有意见的车子才派到其他地区。当分到花拉公园的汽车来迟时，粗鲁的甘绍仪竟然厚颜无耻地大吵大闹，非要车子不可。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哈里的帮忙者、拉票人员、演讲者是老实透顶的工人--邮差、书记、店员、一个在牛车水摆食物摊的小贩、印刷工友联合会的主席等等。
东姑与陈祯禄的分歧
以最高票数当选
这只是我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报上报道，华校出身的民主党对手蓝天说，华族的语文我读不来，也写不来，没有能力代表华族选民。这使我公开受窘。我勇敢地反驳说："这么说来，既然泰米尔语和马来语蓝天读不来，也写不来，逻辑上这意昧着他不打算代表丹戎巴葛区的马来和印度居民。"我漫不经心地声称，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我都能读、能写、能说，也会说马来语。那是选举期间的虚张声势，一些华文报记者劝过我最好别承认不懂母语。那时我记起外祖母曾希望我在浚源学校学华文，我没听她的话，非常懊悔。如今非夸大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可。我会写一些汉字，但是多数忘记了，因为1943年辞去下田公司的工作之后便一直没用过。我的客家话和福建话很差，只能说三两句。我发誓要弥补过去的忽略。
在纳喜士街和在现在丹戎巴葛坊所在地通往纳喜士街的各条道路上，是一排排破旧简陋的店屋。这里也是一片肮脏败落的景象。每到这里，我也会作呕，回到家里光洗手不行，非得冲个凉把衣服全换过，才能坐下来吃饭。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
方水双也在群众大会上演讲，但不像林清样那样能使人如痴如醉，他也没有像林清样那样的魅力。他的条件比较差。为了尽量使群众听懂，他非说福建话不可，因为福建社群是新加坡人数最多的华族社群，结果说其他方言的人也听得懂福建话；但是他跟我一样，也是客家人。用华语演讲者只能以35岁以下上过华校的听众为对象。我当时在拼命学华语，但开过竞选大会之后才知道，就算会说也不行。对于学福建话，我有点犹豫。许多听众听得懂的另一种语言是巴刹马来语。"巴刹马来语"是混杂语，但是各民族都听得懂，它也是跟马来人和印度人做生意的唯一语言，只是表达能力有限，很难用来打动听众，感染力不强。
10月，我们宣布成立人民行动党。l1月我们誓言争取"建立一个使用多种语言、有同步传译设备的立法机构，因为民选立法议员们对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口想些什么和有些什么感受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并不健全"。其他政党也不得不这样做。
进步党早在1947年便成立，成员只限于一小部分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一些在本地安家落户的英国佬，如黎觉。黎觉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输了，因为他们现在人数比"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少得多。民主党是1955年3月才成立的。当时中华总商会发现，在林德宪制下自动登记，许多说华语和说华族方言的选民会被纳入选民名册。大致说来，两党都代表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上层，但一个属于英国殖民地当权派，另一个不在掌权的圈子里。民主党成员是华族进出口商、零售商、店主、银行家、树胶业巨子和锡业巨子，生活过得不错。他们是当时说华语或方言的传统行会领袖，管理着自己出钱开办的华校，担任董事会成员。华族会馆所设慈善医院和其他福利组织也是由他们提供资金和管理的。他们以为选举是他们升上掌权地位的机会，那会使他们生意做得更好。他们也相信自己能利用华校中学生的力量支持民主党，因为华校中学生是他们的子弟，他们一直同情华校中学生捍卫华文教育的事业。
林清祥和方水双看来正是适当的人选：他们彬彬有礼，热切诚恳，衣着俭朴--方水双的衣着甚至有点褴褛。他们的面容和举止，无不说明他们充满热忱和献身精神。我向他们解释，我打算组织一个政党，代表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为的不只是在未来的选举中胜出，而是要赢得足够的席位，以便暴露整个制度和现有的政党，为下一轮选举养精蓄锐。对这个计划，他们不置可否。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跟华校生打过交道，我知道，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他们必须回去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他们的上级会进行认真的讨论，最后把党的路线向他们传达。大约两个星期后，他们准备跟我一起组织政党，目的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暴露殖民地政权的腐朽，暴露准备实施的林德宪制的缺陷，打垮上台的政党。
但最热烈支持我的是客属总会和它的属下团体，如茶阳会馆，那是来自广东大埔的客家同乡的会馆。我记得一些完全陌生的店主到欧思礼路来表示愿意帮忙，他们是大埔客(其中一个年纪比我大，却叫我"叔叔")。在我看来，他们除了希望分享我的光荣之外，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主席张梦生动员了总会的资源，并把车子借给我。他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两地有一系列当店(许多当店是客家人开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是我在欧思礼路的邻居。我是总会的义务法律顾问。客家人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小社群，因此他们坚决支持我。新加坡零售酒商公会甚至允许我利用柏南街的会所作为竞选总部。许多人来捐钱，有人送来一捆捆的白布，以便用作竞选布条。他们不要求什么好处或报酬，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或报酬可以给他们。
当时人民行动党在组织上很弱，几乎毫无组织可言：没有受薪人员，没有支部，没有基层领袖。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袖。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芝当时正和两岁的儿子龙在走廊上。我到会客室见他们，他们自称来自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他们低声说话，略懂英语，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我感到兴奋，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尝试从中物色人选，来参加我们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事业。
这次选举引起的最大冲击，是进步党一败涂地，人们本来以为它会获得最多议席。劳工阵线竞选17席，赢得了10席，马绍尔当上首席部长，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行动党竞选4席赢得3席，其余8个议席归小政党和独立人士。进步党只赢得竞选的22席中的4席，民主党赢得20席中的3席，但两党却是钱最多，选举工作人员也最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