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生物性威胁狂轰滥炸的报道，导致民众的警觉性下降。打破这一僵局的唯一办法，是让每个人了解风险，能够评估不同类型疾病的差异，并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
分析员的顶头上司是房间调度者——他是一位专家，要对计算机系统提供的数据进行权衡，研判孰轻孰重。尼日利亚是否上升到了计算机算法建议的“全面警戒”级别？迪拜汇总来的购买数据显示，有人正在购买一般用于大批量培养细菌的设备。这种微弱的、但有潜在恐怖性的生物恐怖袭击信息与尼日利亚的情况相比较，孰轻孰重？如何将其与慢性传染病研究小组的监测相比较？后者为努力识别不可见又发展迟缓的杀手，要对微生物进行发展趋势的长期监测，而不是控制室里那种紧急但短期的监测。这间屋子里发生的一切是快节奏的，是连接全世界的，并可能是拯救世界的。
流行病大事记
5.尽可能保证饮食卫生；
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新技术和研究手段，都比不上当地的信息。因此我们的中心工作，是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里不断地进行实地研究，目的是了解有可能跳到人身上的动物微生物。我们记录和追踪已经在人身上的、有可能以我们还未识别的方式引发疾病的微生物；也试图在新的疫情和流行病惊动传统的卫生和媒体组织之前，尽早发现它。
这间灯火通明、四面白墙的大房间十分杂乱。身穿卫衣和运动鞋的年轻人围坐在笔记本电脑前，一边用电话和即时通讯工具跟人交流，一边汇总并分析大量不同的数据。墙上悬挂着一排播放地图和新闻流的大屏显示器。没有窗户，因此很难判断屋外是白天还是黑夜。丢弃的咖啡杯和垃圾食品包装袋也没法透露时间信息。偶尔能看见一群穿着正装的年纪稍长者走进来，聊上几句，就匆匆离去。这是一间24小时运转的全球新兴疾病形势观察室。
也许大家同样关注的，是疫情发生后如何评价新闻报道和评估风险。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流行病的几个具体特征来进行评估：微生物正在如何传播？它如何传播才有效？感染者的病死率是多少？一种病死率高、但似乎不传播的流行病，与一种快速而有效地传播、病死率不高的流行病相比，后者更让人担忧。像埃博拉病毒这样看似恐怖的微生物，并非总带来全球性风险。而像人乳头状瘤病毒这样看似良性的微生物，有时也会带来灾难。传播力和致命性有助于任何人研判流行病的风险。
我们在GVFI做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与前沿科学无关，是预防工作。
风险素养即区分不同程度风险的能力，这不只是对政策制定者的要求。对自然疾病的有效应对，需要依靠每个民众和他们保持镇静并听从指挥的程度。
GVFI以旧金山为基地，在那里我继续在斯坦福教书。我们运用所有可支配的研究手段来识别流行病，平息疫情。政府和学术界总认为，要解决一个问题，应该坚持用一种专门的方法。微生物学家使用微生物学方法，而流行病学家使用流行病学方法。在GVFI，研究手段并不重要，我们只在意目的：尽早掌握关于人类和动物种群传染性疾病的趋势，和运动过程的情报。
动物也是监测工作的关键要素。在第9章里，我概述了自己和环球病毒预警行动组织生态学团队负责人迈特·布雷顿发明的一种方法：用简单的标准实验室滤纸迅速从我们研究地的动物身上采集大量血液标本。就此，我们增加了对动物死亡事件的监控。每天在地球上某个地方，都有一群野生动物相继死去，就像前文提及的喀麦隆猿类死于炭疽魔爪一样。小规模动物疫情为我们了解那里的微生物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在另一块屏幕前，我们的分析员通过网络电话与电脑黑客团队的人通话。他们正开通连接拉各斯实验室的存储数据专线，很快当地的小组就能实时将送检标本的大量新的基因数据上传。计算机算法和生物信息技术领域的工程师们将在大海里捞针——找寻正在西非害人的新型病毒。
我也试图回答一些作为病毒学家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个人采取什么措施减少感染疾病的风险？当一场流行病或者生物性威胁发生时，个人应该如何评判它？
4.尽量不用手碰鼻子和嘴；
我们的研究模式已经被证明相当成功。该模式锁定“哨兵”人群，他们代表了新型动物微生物演变成流行病过程中的传染门户。我们联合美国国际开发署对抗新兴流行病威胁项目（USAID-EPT）中的合作伙伴、美国国防部以及其他合作伙伴，正将这一模式推广到全世界20多个国家。然而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在上述每一个国家里我们都需要监控更多人，他们有从所接触动物身上感染新型的、有潜在传染性的感染源的风险。在我们设点的所有国家里，我们需要在更多地区积极开展研究。我们还需要将研究扩展到更多的国家去。从很多方面来看，监控潜在流行病的工作才刚刚起步。
预防流行病，人们可以在行为上有所改变：
仔细观察其中一位年轻的分析员，就会发现她正在处理的数据就是疾病数据。她在3台忙碌的电脑屏幕前追踪“主诉”的频率。这些数据是通过位于拉各斯的一个依托手机的电子医疗记录系统筛选和转发来的。该系统虽是初建，但运转稳健。用户所报告的高烧频率在过去的30个小时以来，在基线水平上方稳步上升，与治疗发烧和疟疾的独立非处方药物购买数据相吻合。Twitter和谷歌所显示的有关急性病毒性疾病术语的倾向，也似乎与之相吻合。人们正“告诉”研究人员他们生病了。有些同事在位于雅温得的中非总部，他们已经与当地诊所通了几个小时的电话。实验室研究数据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出，但还要增加检测，因为常见的微生物都被否定了：它不是疟疾、伤寒，也不是马尔堡、埃博拉。
10年前，收集世界信息的顶梁柱是官方机构，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然而这不是一成不变的状况。今天，像谷歌这样的组织采用创新方法和激励机制，构建出几十年前我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访问信息的技术手段。在全球卫生领域，我们必须向这样的创新敞开大门。我们常说，像谷歌这样的组织已帮助我们创建了一个环球神经系统（global nervous system）。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等同于环球免疫系统（global immune system）的东西，就需要研发结合政府和非政府体系的新方法，使用最新的方法和技术。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试图概述了当今我们所面临的流行病和其他微生物风险——从主角微生物自身的角度来解释它们，探究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对我们与微生物关系的影响。
我们将地方流行病学研究手段用于在人类和动物群落中尽早检测疫情和记录微生物，同时结合前沿信息和传播技术，以监控下一场流行病的“数字信号”。我们的组织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勾勒传染性疾病的来龙去脉，并达到能预测甚至预防流行病的水准。
虽然我们苦口婆心地向这些人讲授与狩猎相关的风险，但我们也承认真正的敌人是农村的贫穷。要解决这一普遍性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不止是解释狩猎风险。我们需要致力于帮助农村人口找到解决营养不良的可行之道。我们要帮他们找到替代不安全狩猎的谋生之路，而且不能因他们费心养家糊口而横加指责。在我们将健康猎手项目拓展到更多地方的同时，我们与发展组织和食品组织一起合作，真正解决农村人口的生计问题。
以上的场景是虚构的。没有这样的控制室——现在还没有。来自拉各斯的大量电子医疗记录数据还不存在，来自药店的数据还没有被很好地协调和搜集起来。然而虽然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但这样的控制室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里面有一个富有创新性的群体，全心致力于了解和分析生物性威胁，并在其演变成疾病之前捕捉它们。
动物死亡事件也能成为一次人类疫情的预兆，正如南美发生的黄热病一样。经常是森林里的猴子们相继死亡后，附近人类居住区才被传染上致命性病毒。世界各地的生物多样化森林里，在一些协助我们研究的猎人们的帮助下，如今我们正着手建立一个调查更多动物死亡事件的体系。理想的状态是，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动物死亡事件，我们都应该知道。但目前的现实是，我们几乎没有这一关键信息。
在冬季我会留意呼吸系统疾病的传播路径，尽力降低患病风险。因为有大量的人流，公共交通是风险极大的地方。因此我乘坐地铁和飞机后，尽量洗手或者使用简易的含酒精洗手液。同样，我在与人握过很多次手后都会尽量很快洗手，或者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用手碰鼻子和嘴。尽自己所能确保进食洁净的食物和水无疑很重要，努力减少与不安全的性行为相关的风险也很重要。当然，这些答案的回答，视你自己和所生活的地方而定。可惜不是到处都有洁净的水、疫苗、好的疟疾药和避孕套——但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哪里都需要这些东西。
3.只要生病就在公共场合戴医用口罩。
6.减少不安全性行为的风险。
风险素养
我们看到一个人口越来越稠密、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如何将我们推向了风暴中心。动物种群的驯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令人惊叹的人类运输系统，以地球上有生命以来空前的方式将人口紧紧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人类的繁荣发展，包括移植和注射技术的发展，为疾病感染源提供了传播和制造大破坏的全新路径——不管它们是天然的还是有目的引入的感染源。
有效的流行病防控体系，应该专注于研究不明流行病，而不是只盯着任何已暴发过的具体流行病。
另一个妨碍我们遏制未来流行病的问题，是公众对流行病的风险评估不准确。我在2010年斯科尔世界论坛上听到拉里·布里连（Larry Brilliant）将其称为“风险素养”（risk literacy）。作为流行病预防领域的早期开拓者和持续赞助者之一，拉里因希望“协助遏制下一场流行病”而赢得了声望颇高的TED大奖。他已凭借在谷歌和现在的斯科尔全球威胁基金的领导才能，成为推动这项运动顺利进展的重要领导者。拉里是扑灭天花项目团队的关键一员，因此他担当此职最合适不过了。
风险素养是很重要的一个术语。其理念是：拥有能够了解并恰如其分地解释流行病信息的有见地的公众，是流行病防控的一个环节。
微生物学家自己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作为一位专业微生物学家，我通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个人是如何减少感染疾病的风险的？首先，我总是务求接种最新的疫苗。当我在疟疾地区工作时，我十分认真地服用疟疾预防药物。我并非一直都这么做，但吃了苦头后我才知道这有多重要。
过去我们对流行病预防没有树立积极的公共卫生心态，导致防控体系极其低效。我听过的描述这些低效和反应过度的绝妙术语之一，是今日特色疾病（disease du jour）。当面临流感威胁时，我们放下手头所有事情，一心忙于减少未来流感大流行的风险。当我们遇到SARS时，我们一心忙于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为此，我们在医院和临床机构实施定期监控。我们也将精力集中于我们认为是“哨兵”的人群。这些人群因为所处地点或者自身行为的原因，在一种微生物进入大循环之前会最先被感染上。通过对猎人持续的监控，我们已经发现了各种各样以前未曾见过的新型微生物。运用这种费心搜集的监控数据，我们也已经记录了像人微小病毒4（human parvovirus 4）这样的已知病毒的情况。有迹象显示，它们的传播力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想。
以上问题是小人物悲剧人生的最好写照。对绝大多数要维持生计的猎人而言，染上一种新型致命性疾病的风险，低于不打猎的营养缺乏和其他损失带来的风险。然而当微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数千人以捕获野生动物为生时，我们就面临了能够导致一些新型感染源出现的情况，而这些感染源能毁灭全世界。这不只是猎人们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问题。
在最后一章里，我希望对本书的内容进行回顾。历史和进步是如何堆砌在一起的——是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
我们已经看到，一系列早期事件为一场完美的病毒风暴创造了条件。我们生物谱系中狩猎行为的出现，使得一大批新型病毒进入了类人猿。我们曾经沦为濒危物种，这可能令我们在对付这些病毒时有些措手不及。
新流行病出现的最大风险之一是人和动物的密切接触，尤其是与野生哺乳动物的密切接触。在理想的预测体系变成现实之前，我们可以开始改变人类行为，减少这类接触。
拉沙病毒引发的临床症状像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一样严重。约瑟夫在西非开发的拉沙研究点提供了一个模式，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感染源，知道预测和应对它们的最佳方式。与拉沙热不同，所有出血热病毒，包括埃博拉和马尔堡在内的一类致命性病毒，病例都是呈散发态势的，而拉沙是这些地区人们生活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因为几乎不可能真正监测只是偶尔发作的病毒，约瑟夫和其同仁们使用了塞拉利昂最重要的研究地点，研究和学习在拉沙病毒扩散前发现和控制它们的最佳办法。就“疫情电影”粉丝而言，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有高级别的生物防护，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争相挽救他人生命。然而其重要性远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学会很好地预测和应对拉沙病毒，那么控制像埃博拉和马尔堡这样的病毒就胜券在握了。
想当然地认为生活在某个地方或者追求某种生活质量，就让你对一种流行病风险有了免疫力，这是错误的观点。虽然艾滋病毒不是在世界各地四处扩散并任意侵害人们，但它对赤贫者和富豪一视同仁。它侵害几乎没有医疗保健服务的人们，也同样侵害世界上一些享受最好医疗保健的人们。我们置身于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的星球。
近期流行病发生后，专家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最好采纳并在行为上有所改变。2009年度TED大会在长滩召开，一位有影响力的娱乐界律师弗雷德·高德灵（Fred Goldring）在会上提出，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安全握手法”，相互碰触肘关节而不是手。当然，打喷嚏对着肘关节而不是手，同样有助于减少一些感染源的扩散。据我所知，没有人深入研究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鞠躬（而不是握手）对健康的影响，但估计应该减少了一些感染源的传播。同样在日本，我们见到了只要生病就在公共场合戴医用口罩的行为，此举会有效抑制一些微生物的传播。改变这些习惯非常困难，但我们的研究模式显示，有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们处在一个充斥着新型流行病风险的世界。幸运的是，我们也处在一个用技术手段建造环球免疫系统的时代。我们宏伟却又十分简单的理念是：我们应该、也能够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做得更好。但真正大胆的念头是：有朝一日，我们能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工作做得漂亮到可以宣布“这是最后的一种流行病”——到那时，我们发现和遏制流行病的能力，已经强到连“流行病”这个词都不需要了。
1.“安全握手”，相互碰触肘关节；
这一工作源自近15年来我所做研究的积淀，其中大多数我在书中都作了描述。2008年，我做了一个当时被同仁们视为愚蠢的决定，辞去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工作，那是一个珍贵的终身教授职位。我离职后创立了环球病毒预警行动组织（以下简称GVFI）。这是一个独立组织，致力于对全球医学情报进行监控，用以尽早发现流行病（见图12-1）。
风险素养的普及，将有助于公众支持政府将巨大开支用于适宜的流行病预测和预防所需。它将让我们意识到如何将资金用在刀刃上。从2001年4月到2002年8月，包括“9·11”事件在内的这一段时间里，据估计世界上有大约8000人死于恐怖事件。从2009年4月到2010年8月，8年以后同样的时间段里，仅仅被证实死于H1N1流行病的就超过1.8万人——这一流行病被公众认为无关紧要而被不当回事。这还肯定是一个低估的数字。我并不是认为在准备应对各种威胁的时候，我们应该将死亡率作为唯一的考虑因素。但是当我们把各种威胁放在相应的背景下权衡考量时，就实际的风险情形而言，把数万亿美元砸在反恐怖主义上似乎是严重失衡的。
流行病大事记
我们要学会利用传播率和致命性两个方面来判断一种流行病。一种病死率高、但似乎不传播的流行病，与一种快速而有效地传播、病死率不高的流行病相比，后者更让人担忧。
有朝一日，也许我们能够就未来最大的流行病风险排个座次，但现在我们还做不到。我们知道它们肯定是来自动物身上的微生物，也知道世界上有些地方是它们入侵的高风险地区。我们需要有弹性的防控体系，这些体系不假设下一次威胁将是流感、SARS或者任何我们正好熟悉的传染性疾病。这些体系应该是通用的和专注于未来流行病防控的。它们应该专注于研究不明流行病，并提供我们以往流行病的一般模式，而不是只盯着任何已经暴发过的具体流行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出色的全球流感监控系统，或者忽视像德里克·史密斯（Derek Smith）这样的同仁们所从事的卓越的研究工作。史密斯用全球季节性流感样本数据预测来年的病毒株，并研发相应的疫苗。我们应该承认，那些系统将帮助我们减少未来的流感风险——不是与下一个不明感染源有关的风险。
好消息是各方多年对流行病预防的反复强调，开始有了回报。作为富有远见的政府官员，丹尼斯·卡罗尔（Dennis Carroll）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管理下设的禽流感和其他新兴威胁研究机构（Avian Influenza and OtherEmerging Threats Unit）。在他的领导下，一项旨在了解并发展对抗新兴流行病威胁的全球能力的重大研究项目，已开展得风生水起，我很自豪自己参与其间。其他像谷歌和斯科尔全球威胁基金这样的组织，已经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确定为中心目标，把吸引人的技术和企业化理念投入到研究中。
流行病大事记
对于预防流行病，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力的方式。公众给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施加压力，让他们支持对流行病采取长期预防之法是至关重要的。有见地的公众必须促使政府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未来流行病控制通用方法的研究和实践，而不是仅仅针对一种微生物的威胁。
你也许会问自己，究竟何时我们才会看到本章开头描绘的理想控制室？虽然那幅场景是虚构的，但我们没有理由要等几个世纪才能看到，甚至几十年都不用。实际上，GVFI的目标之一，就是让这间梦想的控制室成为现实。拉奇·古拉斯卡拉带领着我们的数据团队，其成员由清一色的新生代年轻科学家组成。他们将我们的实地研究与我们在第10章讨论的全新数据融合在一起。来自实地和实验室的详细数据，将很快与来自手机、社交媒体和其他来源的数据结合，形成最终疫情的聚合数据。
事实上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在不久的将来，无论你是担心一场疾病灾难带来政治和经济损失的国家元首，还是担忧与下一次流行病相关的供货链中断和员工离散的CEO，或是忧心家人健康的市民，你都可以迅速找到更好、更准确的实际疫情数据。这些信息不仅来自政府，也来自像我们GVFI这样的组织。大家将遥远的病毒情报站的实验室结果和国际新闻推送、手机短信、社交网络、搜索模式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流行病情报样式。
1.接种最新的疫苗；
图12-1 环球病毒预警行动组织在全世界的分布如果我们不费多少气力，就能够消除像中非、东南亚和亚马孙盆地这些病毒热点地区以打野味为生的狩猎行为，我们一定会这么做。除了流行病的风险，这些狩猎行为还会给地球上的生物遗产保护带来众所周知的负面影响，也会同样波及以不可再生的动物蛋白资源为食的弱势种群的食物保障。但是解决办法需要投入全球的能量和资源，消耗大量财力物力。解决丛林肉问题，除了满足全世界富人群体遏制疫情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利己目的之外，也能帮助世界上一些赤贫群体过上像样的生活。对那些想拯救一些富有魅力的濒危物种的人们而言，丛林肉问题不是他们口中的花边新闻。它影响到全球的公共卫生状况，忽视它的后果不堪设想。
凯伦·塞洛斯（Karen Saylors）是一位富有献身精神的医学人类学家，在我们的中非野外考察地工作多年，目前在旧金山总部工作。她花费大量时间与世界各地实地研究点的GVFI团队和其他同仁们一起，从事预防新型流行病的工作。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开展了几年，现在正迅速向外推广。迈特·布雷顿和其同仁约瑟夫·勒杜·迪福（Joseph LeDoux Diffo）以及其他人用近10年时间开展了一个我们视为中心工作的项目——健康猎手项目（Healthy Hunter Program） 。这一项目关注中非我们所研究的打野味的猎人们，试图找到降低他们感染新病毒风险的方式。因为这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出现地点，我们认为这项工作至关重要，但是开展起来并不容易。
流行病大事记
3.与人握手后尽快洗手；
也许我最喜欢回答的问题是：“面对以上所有情况，你正在做什么呢？”近两年来，我已有幸率领一支由超级棒的科学家和后勤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夜以继日地在全世界开发和布控监控系统，只为一个目标——在流行病扩散之前发现它们，遏制它们。
我已经去过目前地球上建立的、最接近这样一间控制室的机构。在H1N1流感大流行之初，我和美国疾控中心全球疾病检测和应急反应部主任斯科特·杜威（Scott Dowell）一起参观了疾控中心的控制室。在那里，研究团队对墨西哥逐渐增加的疾病报告迅速地作出了反应。我也在世界卫生组织在流行病和其他卫生紧急事件时使用的控制室里待过。我创立的环球病毒预警行动组织是世界卫生组织环球疫情预警和应对网（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的一部分。这些组织需要进一步壮大，需要更精良的装备，并且迫切需要更多资金，还需要更多进步。
GVFI所做的第一步，是改变利于新型感染源进入人类的行为。在寻找更多合作伙伴和资源帮助我们推广此举时，我们承认在预防引发流行病的行动方面，现在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我们的推广可以与其他公共卫生运动完美地配合起来。正如我们在第8章里所讨论的那样，发生在艾滋病人身上的免疫抑制促使新型微生物入侵人类。我们必须努力确保将控制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推广到最偏远地区经狩猎已接触野生动物的人群。我们已与像科学家黛比·伯克斯（Debbi Birx）这样的一些该领域开拓者一起工作。黛比曾在华特瑞陆军研究所指导一个成果丰硕的研究小组，她放弃这份职业，转而去负责美国疾控中心的全球艾滋病项目。该项目专注于向世界上一些最穷困地区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具体事项，它将惠及我们所有人。
我很幸运能与所有以上提及的群体共事。在全球流行病领域，我们与很多其他组织一起合作，正着手精心设计策略规划，满足孕育一个完全的范式转换所需。这是从应对流行病到预防流行病的转换。我们希望这个转换所花时间不会有公共卫生官员接受心脏病和癌症之类疾病预防的时间那么漫长。但无论花多长时间，朝这个方向行进势在必行。
美国国防部也已经在流行病预防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它们的国际疾病追踪和控制体系名列全球实力最强之列。以保护全球军队和抵抗生物性威胁为名，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和军队卫生监控中心（Armed Forces Health Surveillance Center）已投入重要的专业技术和资源，在世界各地了解生物性威胁的性质，找到诊疗方法，开发地方能力，帮助微生物学家与天然流行病作战。
虽然我们GVFI的主要实地研究是发现各种各样新型感染源中的任何一个，但在一些研究地点，我们主要聚焦于某种已知感染源。约瑟夫·费尔（Joseph Fair）是领导GVFI实地和实验室研究的病毒学家和实地流行病学家，他在塞拉利昂进行了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前沿研究，了解和控制一种叫作拉沙热（Lassa fever）的致命性疾病。拉沙是一种危险病毒，经由啮齿类动物带进家门并污染食品，进而传染到人身上。
除了研究感染源从动物进入人群的传染门户，我们也广泛监测处于病毒传播网络中心的关键人群。例如，我们仔细追踪定期接受输血的人群。因为这些人中的一些患者将从很多人那里接受好几百次的输血，他们将是微生物的早期感染者。监控他们有助于显示，什么时候新型微生物在四处流动。很多处于中心枢纽的群体将有可能成为正在传播的某种新型感染源的首批感染者——比如健康护理人员和空乘人员。我们的关键工作，是要不断将更多此类人群纳入我们的监测体系。
当我在全球听众面前就以上这些话题发言时，被问到的最有压力的问题之一是：“您讲的很好，我听明白了，现在感到很害怕。我们该如何应付流行病现状？”预测和预防未来流行病的最大障碍之一，是这样的观点：流行病是随意发生的，本来就既无法预测，也无法预防。我希望我已经在书中否定了以上的观点。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并非易事，但目前有很多我们能做的相关事情。不断涌现的科技进步，将使我们未来可以做得更多。
我也尽力回答好范围更宽泛的问题：控制未来流行病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为了将前文想象的未来控制室的美景变成现实，我们正在做什么？
第9章和第10章让大家了解了我们当代所使用的技术手段，它们也许能协助我们应对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威胁——包括用于诊断微生物的新技术和监测人们和生物群落的新方法。与书中大部分内容展示有害的微生物相对照，第11章探究新兴的、对很多无害微生物的使用和这些微生物的益处。
2.打喷嚏时对着肘关节而不是手；
这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控制室，最重要的监测地区是尼日利亚、迪拜和苏里南共和国。搜集的大量数据显示出明确信号，将这些地区的风险预测提高到“定期警戒”的级别，这意味着团队将大约20%的精力聚焦于获取更多数据、与当地的团队成员联系、以及与国内外卫生官员交流。就苏里南共和国而言，疫情已经成为新闻热点。近20小时以来，入院人数上升，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怀疑疫情是霍乱的报道。在尼日利亚和迪拜，这间控制室内被密切追踪的事件还没有公布于众，但终究会被公布出去。
我还记得在中非工作的早些时候，当我向猎人们描述我觉得跟猎杀野生动物相关的风险时，他们对此的反应是：“我已经打猎很多年了，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打猎了很多年。这风险显然不会像这里其他许多害死我们的东西的风险那么高。”这是我在所有研究地听到的反应。这番话有些道理，在每天有人死于疟疾、不安全的水源和营养不良的环境中，从一只动物身上传染上一种新型感染源的风险似乎不值一提。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
2.乘坐地铁和飞机后要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