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虽然黑人与白人的脑容积大小不同，但有时候这种差异很可能是环境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基因引起的（Ho，Roessmann，Hause，Monroe，1981年）。和白人女性相比，黑人女性在怀孕期间更有可能遭遇到可能导致新生儿出生时体重过轻或脑容积较小的情况，例如营养不足和饮酒等（Bakalar，2007年）；而早产就与新生儿脑容积较小有关，尤其是黑人新生儿（Ho et al.，1981年）。只有当黑人新生儿早产时，他们的脑容积才会比白人新生儿小（Ho et al.，1981年）。黑人的产后条件也不如白人，尤其是营养条件（Ho，Roessmann，Straunfjord，Monroe，1980年）。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将美国教育进展评估测试中取得的进步，按照智商量表进行换算，即平均值设定为100分，标准差设定为15分，并对9岁、13岁和17岁儿童在阅读和数学方面取得的进步分别求平均值，我们就会发现，在迪肯斯和弗林（2006年）发现黑人与白人的智商差距缩小了5.5分的那个时间段里，黑人与白人在阅读和数学成绩上的差距缩小了5.4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幅缩小的不光是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据非常可靠的数据显示，黑人与白人在阅读和数学能力上的差距也缩小了。阅读和数学能力都是反映智力高低的重要指标，和智商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每隔几年，美国教育部就会随机选择一些9岁、13岁和17岁的孩子，参加一项叫作美国教育进展评估的测试。我们可以观察出生于1954—1994年的黑人孩子与白人在阅读和数学能力方面的差距。测试初期，黑人孩子的阅读成绩远远低于白人孩子，两者的平均差距是1.1~1.2个标准差。最近的测试则显示，两者的平均差距是0.6~0.8个标准差——差距缩小的幅度非常大。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黑人孩子取得的进步是不均匀的。早期差距以惊人的速度不断缩小，中期时差距又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只是从最近开始，差距才开始重新出现缩小的势头。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出生的孩子进步的速度如此之快，或者为什么稍晚一些出生的孩子进步的速度发生了变化，或者为什么又重新出现了进步的趋势，对于这些，我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信服的解释。
这么低的得分主要是从理查德·林恩和塔图·温汉南2000年总结的数据中得出的，参考的主要是（与环境高度呼应）的瑞文推理测验。林恩和温汉南使用的样本一般数量都很小，而且杂乱无章。不仅如此，他们还忽略了智商平均值较高的样本。所以这些测试的得分根本不能真实反映非洲人的智力水平。相反，这只能告诉我们，非洲人智力还没有取得大幅提高，尤其是瑞文推理测验所测试的液态智力。与此呼应的是，第3章中提到，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肯尼亚的某个地区，瑞文推理测验的分数在大约14年的时间里史无前例地提高了1.75个标准差。另外请注意，仅接受了几个月西式学校教育的非洲人，在液态智力测试中的分数就提高了0.5~0.7个标准差。即使是短时间的训练也能提高非洲黑人在瑞文推理测验中的分数，这些分数的提高相当于智商提高了14分（而这样的训练只将白人的分数提高了4分）。
威蒂和詹金斯（1934年和1936年）从芝加哥一所学校中的黑人小学生中挑选了一个研究样本，其中有63名学生的智商是125分或125分以上，28名学生的智商在140分或以上。通过他们对自己家族血统的介绍，调查人员将他们按照上面的四种血统类型分类。智商是125分或以上的学生和智商在140分或以上的学生，拥有的欧洲血统都略少于对美国黑人整体水平的最佳估计值。不过，这项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将芝加哥地区高智商的黑人小学生所拥有的欧洲血统的多少，和这一地区其他黑人小学生进行比较，而不是和黑人人口的整体水平进行比较。不过这项研究的结果再次说明了，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和遗传基因没有任何关系，或许还能说明非洲人具备微小的遗传优势。
弗林曾经指出，有关g负荷量的论点的主要基础，即韦克斯勒儿童智力测验量表，在很大程度上向测量晶态智力的小测验倾斜，即信息、词汇、理解、算术和类同。如果某一类小测验在一项智力测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第一个分离出来的因素在这类测验中的负荷量就会很高。所以，如果我们在智力测试中大量使用测量晶态智力的小测验，那么我们在因素分析中分离出来的第一个因素，也就是g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就会是晶态智力。
所以，我们现在似乎是证明了同一群体内的双胞胎研究（这些双胞胎中没有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的情况）并不能显示不同群体之间的环境因素带来的影响。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能用缺少一种营养成分的B组的环境和真实世界发生的情况进行类比吗？这种不利条件对B组的每个成员的影响必须同样大，但要对A组的每个成员都没有任何影响。即使是种族主义也无法达到这样绝对的效果。有些黑人比其他黑人在经济条件和其他方面的状况要好一些，有的白人也肯定在这些方面不如其他白人。莱旺庭的这种营养成分被命名为“X因素”，为的是最大程度地渲染这一因素的神秘效果，同时也表示没人能找到与其发挥同样效果的因素。
所以，尽管我们有时候发现黑人的脑容积小于白人，但我们从这一点上并不能得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不能从同一人口群中存在的关联推断不同人口群之间存在的差异，而且同一人口群之间的差异也许并不是由脑容积与高智商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引起的。
在白人中，高智商的人的反应时间比智商较低的人短。不仅如此，高智商的人的反应时间差别不大，也就是说，和智商较低的人相比，高智商的人的反应时间几乎是相同的。反应时间与智力的关联度很低——大约是0.2（Deary，2001年），并且也不是总能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不过还是相信两者之间存在微弱的联系比较好。和白人相比，黑人的反应时间更长，并且不同黑人个体间的反应时间差异更大（拉什顿和詹森，2005年）。
现在我们暂停一下，花点儿时间想想，如果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人的实际智商真的只有70分，那么这么低的智商意味着什么呢？这一智商甚至低于智商最低的2%的白人。考虑一下，在我们的社会中智商这么低的人能够做些什么？我们会发现，普通非洲人或许根本不知道应该何时播种或者一个部落首领的职责是什么，也搞不清家庭成员的辈分关系。显然，这些非洲人的智商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非洲人的智商得分所代表的意义，一定不同于受欧洲文化影响的人的智商所代表的意义。
斯嘉和韦恩伯格（1983年）认为，他们的这项研究中存在几个问题，使得这项研究不足以证明遗传假说。第一，收养机构有可能是有选择性地安置被收养人，因此黑人孩子有可能被安置在社会阶层较低的收养家庭里。第二，既然我们并不知道被收养儿童的亲生父母的智商究竟是高是低，那么有可能被收养的白人孩子的亲生父母（的基因型）智商高于白人智商的整体水平，或者被收养的黑人孩子的亲生父母（的基因型）智商低于黑人智商的整体水平。这本身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被收养的白人孩子平均智商高于被收养的黑人孩子的平均智商。第三，黑人孩子被收养时的年龄比白人孩子大，年龄偏大时被收养会对智力产生不利的影响。第四，与白人孩子相比，黑人孩子在进入收养家庭之前往往在数个不同的福利机构生活过，这也与较低的智力有关。第五，对黑人孩子在被收养之前的预适应安置情况也更差。第六，桑德拉·斯嘉告诉我，这些被收养的黑人孩子和黑白混血孩子，在青春期时会面临严重的心理障碍，而这些心理障碍都与身份问题有关。实际上，有一些孩子说：“我朝镜子里望去，里面竟然站着一个黑人，我吃了一惊，因为我知道我真的是一个白人。”其他孩子也面临一些心理障碍，因为他们感觉他们真的是黑人，而为什么收养机构要将他们安置在一个陌生的白人收养家庭里？鉴于上述这些问题，斯嘉和韦恩伯格谨慎地劝告我们，不要从这项研究中得出任何有关遗传基因决定智力的结论。总之，正如我们现在所见，针对基因中含有欧洲基因能够使一个黑人更聪明这种论点，唯一一个对这一观点进行证明的研究就是斯嘉和韦恩伯格所做的混种族研究。
洛林及其同事（1973年）选取了由少量黑人构成的两个不同的样本，然后寻找估测到的血型的欧洲特征（而不是个人的欧洲特征。通过对血型的估测得出一个人具备欧洲特征的多少）与智力之间的相关度。一个样本得出的相关度是0.01，而另一个样本得出了一个没有意义的相关度——–0.38，也就是说，与非洲人的血型更接近的黑人智商更高。
白人的脑容积与智力之间的关联度大概是0.3~0.4之间（McDaniel，2005年；Schoenemann，Budinger，Sarich，Wang，1999年）。拉什顿和詹森（2005年）认为，黑人的平均脑容积小于白人。
但是，弗林还指出，假设我们不考虑晶态g因素而考虑液态g因素。詹森（1998年）等专家认为，遗传对液态g因素的影响至少等于遗传对晶态g因素的影响。要求受试者用几何图形拼出图案来，或是将图片按照有逻辑有因果关系的顺序排列起来，这样的小测验测量的都是液态g因素。詹森和其他智力领域的专家认为，瑞文推理测验测试的几乎是纯粹的液态g因素。所以我们就用韦克斯勒儿童智力测验量表的各项小测验与瑞文推理测验之间的相关度，来代表韦克斯勒儿童智力测验量表各项小测验中液态g因素的含量。现在我们将每项小测验中液态g因素的含量与弗林报道的最近几十年里每项智力小测验分数的增长幅度对比起来。结果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液态g因素负荷量越高的小测验，得分增加得越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智力的提高毫无疑问完全是环境造成的，而得分提高最多的小测验偏偏是那些被认为受到了最多遗传基因影响的小测验！因此，虽然我们知道了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在g负荷量较高的小测验和g负荷量较低的小测验上大小不等，我们却并不能由此确定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有多少是由基因造成的，有多少是由环境造成的。如果我们将g因素定义为晶态g因素，那么黑人与白人在g负荷量较高的小测验上的智力差距更大，这就应该能够表明这种差距是遗传基因引起的。但是如果我们将g因素定义为液态g因素，我们就会发现，某项小测验的g负荷量越高，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就越大。更容易受到基因影响的小测验不可能是受环境影响最大的小测验，所以很明显，关于g负荷的论点是错误的。
那么在有关种族血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这是评估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究竟是遗传所致还是环境所致的最直接的方法——我们从中都得出了哪些结论呢？一项有缺陷的收养研究显示，这一差距主要是基因所致；还有两个略有瑕疵的研究，一个显示非洲的基因比白人的基因略微优秀一点，另一个则显示两者的基因没有差别。还有很多根据肤色和黑人的五官特征来判断种族血统的研究，都不能为遗传决定论提供足够的支持。不仅如此，有三项关于拥有不同程度欧洲血统的研究，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设计，也都不能证明遗传决定论的观点。关于德国私生子的研究并没有显示父亲为白人的孩子比父亲为黑人的孩子智商高。一项研究表明，智商极高的黑人孩子的血统中，欧洲血统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于根据对黑人人口的整体水平做出的最佳估计值。还有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混血孩子来说，母亲为白人比母亲为黑人更有利于孩子的智力发展。
现在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系列导致美国黑人与白人智力差距的环境因素。不同的养育方式、年轻人中流行的不同文化等，对每个群体都产生了强大的作用，影响了他们进行“智力练习”的数量以及他们发展解决问题的认知技能的程度。而且所有这些因素都不是像解释不通的X因素那样发挥作用。
双胞胎研究给出了智力和环境之间的关联度。赫恩斯坦和莫瑞假设了一个数值，他们认为这个数值代表的是环境对智力的最小影响，即他们假设60%的智力差异都是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造成的，剩下的40%是环境因素造成的。为了求得环境与智力之间的关联度，我们需要对环境造成的智力差异的百分比进行开平方运算。0.4的平方根约为0.63，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智力和环境之间的关联度。现在我们就可以计算当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达到1个标准差时，普通黑人和普通白人所处的环境究竟相差多少。1个标准差除以0.63得到1.59个标准差，这就是这两个种族在环境方面存在的差异。简而言之，只有黑人所处的不利环境如此恶劣，才能够解释黑人与白人在智力上存在的差异！我们来看一下位于正态曲线的平均值下方的一组百分比，这样就能够理解这种环境差距究竟有多大。如果你找到低于平均值1.59个标准差的位置，你就会发现剩下的人口只有6%——这就是说，美国黑人所处的环境非常恶劣，只有6%的美国白人所处的环境在黑人的平均水平之下。
我们对大量黑人进行抽样后发现，黑人女性的脑容积与白人的脑容积一样大，但是两者的智力差距还是1个标准差，这也是收集数据时得出的典型的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因此，即使是在脑容积相等的情况下，黑人与白人的智力仍然存在差距。
在这个附录中，我会列举出证明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异主要由基因所致的依据，并逐一进行驳斥。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尔斯·莫瑞（1994年）合著的《钟形曲线》中有关种族和智力的一章，以及菲利普·拉什顿和阿瑟·詹森（2005年）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都提出了遗传基因造成黑人与白人智力差异的论据。而且对于下列基因决定论的观点，不少科学家或多或少都抱着支持的态度。
迪肯斯和弗林（2001年）提出了一个形式模型，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证明了同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环境因素可以将一群人分为两个群体，但是这个环境因素对不同群体内的每个成员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用电视转播提升打篮球能力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电视转播篮球赛使得篮球运动越来越流行，这就意味着年轻人打篮球的时间肯定更多一些，并且练就了一些新技术，例如过人或左右手都可以投篮等等。当毕业生重返学校和原来的高中篮球队进行比赛时，虽然他们在基因上不存在任何劣势（身高相仿，动作也一样迅速），但还是被打败了。显然，新的篮球环境并没有整齐地把这两个组分开，因为有些人在电视转播篮球赛之前，就已经开始刻苦练习，精进球技了。每组的不同成员受到的影响也是大小不均的。而在同一个年龄组内，和那些较矮、较壮的人相比，那些因遗传基因而更高、速度更快的人，更有可能喜欢篮球这项运动，并且能享受到团队合作的好处，得到教练更多的指导。这的确就是双胞胎研究让人模糊不清的地方。同卵双胞胎基因相同，身高和速度都相同，所以他们与篮球有关的经历就很可能极其相似——而且既然基因和强大的环境因素造成了相同的结果，所有的原因就都被归结于基因的作用了。
通过与血型有关的指标衡量黑人是否具有欧洲血统的研究。有关肤色与智力的研究没能得出任何结论，但幸好还有其他数据能够继续对有关欧洲血统的假说加以证明。不同血型在不同种族中的比例各不相同。有些在欧洲人口中很常见的血型在非洲人口中就很稀有，反之亦然。在遗传决定智力的假设下，具有更多“欧洲”血型的黑人应该拥有更多的欧洲基因，因此智商也就更高。但是斯嘉、帕克斯蒂斯、卡茨和巴克（1977年）发现，在一个由144名黑人双胞胎青少年构成的样本中，智力与黑人拥有欧洲遗传基因的多少之间的关联度只有0.05。如果不考虑肤色和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关联度还会降至0.0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人员发现肤色与智力之间的典型相关度是0.15。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些研究得出的相关度也在0.15左右，那么这一相关度代表的并不是欧洲基因与智力的关系，而是其他一些与浅肤色有关的因素与智力的关系，例如浅肤色给黑人带来的社会优势等。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黑人士兵与白人士兵的子女的研究。一位德国心理学家（Eyferth，1961年）对数百个孩子的智力进行了研究，这些孩子都是1945年占领德国以后美国黑人士兵与当地的德国女性生育的私生子。将这些孩子的智力与当时美国白人士兵与当地德国女性生育的私生子的智力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先在大脑里想象一下这个实验。我们知道，这些美国黑人与德国女性所生的混血孩子会遭遇严重的偏见，因为显而易见他们是德国女性与外国士兵生育的私生子。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假设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异与基因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混血孩子所处的不利地位也决定了他们的智商不会很高。但实际上，美国黑人士兵的私生子女的平均智商是96.5分，美国白人士兵的私生子女的平均智力是97分。由于军队里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很接近黑人与白人的整体智力差距，所以这些数据说明，美国人口中黑人与白人的整体智力差距并不是遗传造成的。不过这些数据也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有说服力，因为美国军队在录用士兵时对智商有最低要求。这一要求将更多的黑人拒之门外，这也就意味着录用的黑人士兵并不能代表黑人的整体智力水平。虽然据弗林估计，美国军队中黑人士兵的智商只比黑人的整体智商水平高出3分或者更少，但这一漏洞表明，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那么确定。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私生子的父亲是北非军队的士兵。尽管如此，据弗林（1980年）估计，这几乎不会影响我们预测的黑人士兵的私生子的智商——除非我们假设北非士兵的平均基因型智商比已知的任何军队的士兵都高。
《钟形曲线》一书中的论点似乎轻松而从容地结束了有关种族和智力的辩论。那些认为黑人与白人基因相同，或至少智力基因相同的人，一定相信黑人与白人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他们所处的认知环境比较恶劣而已。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就需要测量环境对智力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关联度。
有关被收养的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在有利于智力发展的环境中成长的研究。这是另外一项有关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在同一环境中成长的研究。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赫恩斯坦和莫瑞（1994年）以及拉什顿和詹森（2005年）根据斯嘉和韦恩伯格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这项研究中的黑人儿童、白人儿童以及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儿童在某个环境优越的机构中成长。对孩子们进行照顾的人员都训练有素，并且态度非常认真。研究人员每天给孩子们安排的活动都是高度启发智力的活动。在四五岁时，白人儿童的平均智商是103分，黑人儿童的平均智商是108分，混血儿童的平均智商是106分。从表面上看来，这些结果似乎显示这些黑人儿童具有很明显的智力遗传优势。这项研究中的黑人儿童是西印度群岛人，白人儿童是英国人。虽然有可能是黑人儿童的父母拥有非常高的基因型智商，但弗林（1980年）指出，西印度群岛人有选择性地移民到英国最多只会使他们的智商分数提高有限的几分。尽管如此，与斯嘉和韦恩伯格的研究一样，我们依旧不知道被收养儿童的亲生父母的智商究竟是高是低。
所有这些有关种族血统的研究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不过这些解释大都归结为一点，即黑人与白人的结合中，智力存在自我选择的可能性。如果与黑人结合的白人的智商远远低于一般白人的智商，那么他们的欧洲基因就不会使子女具备任何智力优势。同样，如果与白人结合的黑人的智商远远高于一般黑人的智商，那么他们的非洲基因也不会使子女具备任何智力劣势。然而在混种族的结合中，白人基因的贡献要小于一般的白人基因，或者黑人基因的贡献要大于一般的黑人基因，并且这种小或大的幅度必须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使完全具备非洲血统的孩子和具有部分欧洲血统的孩子的智力完全相等。不仅如此，在大多数黑人与白人结合的奴隶制时代，智力的自我选择不太可能具有很大的效应。例如，与黑人女性结合的白人男性的平均智商不太可能低于其他白人男性的智商。的确，如果这样的结合大多是白人奴隶主与黑人女奴之间的结合，实际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这样（Parra et al.，1988年），如果与智力相关的经济地位较为有利（就像现在的实际情况一样），这些白人的智商很可能比白人的平均智商略低。这类结合中的白人男性在选择黑人女性时的依据是她们容貌的美丑，而非智商的高低。同样，“二战”时的美国士兵，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在选择德国女性时的标准也不太可能是智商的高低。
赫恩斯坦和莫瑞（1994年）以及拉什顿和詹森（2005年）确认，美国“黑人”的基因中含有20%的欧洲基因。实际上，他们坚持认为，正因为这样，非裔美国人的平均智商才达到了85分，而非70分。当然，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如果黑人基因中含有的欧洲基因比例达到了40%而非20%，那么非裔美国人的平均智商就会达到100分——等同于白人的智商——而白人拥有的可是100%的欧洲基因。继续推理下去就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如果黑人基因中含有的欧洲基因达到了60%，那么非裔美国人的平均智商就会达到115分！
上面谈到的所有研究得出的结果都显示，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绝对不是由遗传基因造成的。但是这些证据多多少少都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因为这些证据都是间接证据。在遗传这个问题上，唯一一个直接证据就是一个人的种族血统。美国黑人的基因中约有20%来自欧洲（Parra et al.，1998年；Parra，Kittles，Shriver，2004年）。一部分黑人的血统完全是非洲血统，不少黑人的基因中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欧洲，还有一部分黑人——大约10%——的基因中占大多数的是欧洲基因。黑人基因中非洲基因和欧洲基因所占的比例大小，会使他们的智力有什么差别吗？如果按照遗传决定论的观点，基因中欧洲基因较多的黑人智商就较高。不过赫恩斯坦和莫瑞（1994年）以及拉什顿和詹森（2005年）恰恰几乎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一直接证据。
对于这样的论点，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就是，这一论点的主要依据就是韦克斯勒儿童智力测验量表中各项小测验的g负荷量。这一智力测试中各项小测验的g负荷量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有译码小测验的g负荷量偏低。除此之外，其他小测验的g负荷量差不多都在0.6~0.7之间。既然这项小测验的g负荷量并没有什么差别，怎么能说g负荷量与黑人和白人的智力差距有关系呢？
幸好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能够让我们比收养研究更直接地评估欧洲血统和非洲血统的影响。美国所有黑人的基因都是介于100%的西非基因到大部分都是欧洲基因之间。那么拥有欧洲基因的黑人智商会更高吗？对这个问题，有5项不同的定性研究分别给出了回答。
最后，正如我在第6章中指出的那样，有的论点认为某些试题g负荷量的高低能够显示黑人与白人间智力差距的大小，那么由此推断，在过去的30年里黑人在高g负荷量的试题上的得分应该增长得最少。威廉姆·迪肯斯和詹姆斯·弗林（2006年）设计了一个“gQ测试”——是用韦克斯勒儿童智力测验量表中各项小测验的g负荷量加权后得到的智商。赫恩斯坦和莫瑞，以及拉什顿和詹森一定会说，即使黑人在智力测试中的分数能够提高5分，他们在g负荷量较高的测试中的分数也不会有多大的提高。而实际上，和白人相比，黑人在詹森定义的g负荷量较高的试题上的分数提高了5.13分。
有关肤色的研究。研究肤色深浅和智力高低的研究很容易进行，所以以往有很多这样的研究。让我们先暂停一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设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异完全是环境造成的，那么在黑人的肤色和智力之间应该具备何种关联度呢？我们应该发现，肤色较浅的非裔美国人智商更高，并且因此取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教育和环境方面的优势。这样的话，肤色和智力之间的关联度应该在0.2~0.3甚至更高。而实际上所有关于这类研究的介绍都一致表明，黑人的肤色与智力之间的关联度很低。即使是奥德丽·舒伊（Audrey Shuey）——最坚信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异是基因所致的人，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黑人的肤色与智力之间典型的相关度是0.1~0.15。五官与典型非洲人五官之间的相似程度，与智力之间的关系同样很低（Shuey，1966年）。即使将肤色较浅有可能给黑人带来的优势忽略不计，仅为0.1的关联度也不能说明欧洲血统会对一个黑人的智力发挥强大的遗传作用。另一方面，舒伊回顾的很多研究样本数量都很少，并且选取样本的方式也不能令人信服。虽然这些研究对肤色和智力的测量都很准确，但主要的问题是，看上去肤色似乎可以直观地反映一个黑人拥有多少欧洲血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人，肤色的深浅差异很大，所以一些非洲人虽然没有欧洲血统但肤色却较浅。因此，如果要证明关于“欧洲血统”的假说，就需要更加可靠的指标来衡量一个黑人是否具有欧洲血统。
比较白人母亲和黑人母亲生育的混血孩子的研究。如果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主要是由遗传基因造成的，那么不管混血孩子的父亲是黑人，还是母亲是黑人，他们的平均智商应该是相同的，因为不存在先验理由让我们认为母亲是黑人、父亲是白人的孩子的基因型不同于母亲是白人、父亲是黑人的孩子的基因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中的黑人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的级别都高于一般的黑人男性。这就是说，母亲是白人、父亲是黑人的孩子的基因型略好于母亲是黑人、父亲是白人的孩子的基因型。）但是，如果：①在对孩子进行智力启发的过程中，母亲的作用大于父亲的作用，并且如果白人父母的养育方式鼓励孩子们获得了各种有利于提高智力的技能；②如果因为孩子的母亲是白人，孩子接触的同龄人更多的是白人。那么母亲是白人、父亲是黑人的孩子的智商应该高于母亲是黑人、父亲是白人的孩子的智商。实际上，威勒曼及其同事（197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母亲是白人、父亲是黑人的孩子的智商，比母亲是黑人、父亲是白人的孩子的智商高9分。这一结果说明，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绝大部分是由环境因素所致（不过请注意，接受测试的孩子只有4岁，根据这个年纪测得的智商预测成年后的智商，准确度非常有限）。
现在我们应该完全清楚了，用关于g负荷的论点来解释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是由基因造成的，只是用来转移注意力的做法。各小测验的g负荷量没有什么区别，某一项小测验的g负荷量也不能证明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究竟是由生物因素、遗传因素造成的，还是由环境因素造成的。而黑人在g负荷量高的测试中的得分，和在g负荷量低的测试中的得分几乎有同样的增长。
有关被黑人或白人家庭收养的黑人儿童的研究。这项收养研究的设计与斯嘉和韦恩伯格的研究不同，但看起来显然更加合理。研究中的黑人孩子和黑白混血孩子，被中等阶层的黑人家庭或白人家庭收养（穆尔，1986年）。结果显示，无论是被黑人家庭还是白人家庭收养，这些孩子的智力都极为接近。因此，在黑人家庭或是白人家庭里，基因中含有欧洲基因并没有给被收养儿童带来什么优势。拉什顿和詹森（2005年）则认为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成立，因为这项研究中孩子们在接受测试时才7岁。他们说：“随着人们年龄的增加，基因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家庭的影响就会逐渐减弱。特征的差异在年岁较小时并不明显，但随后就会逐渐开始显现，到了17岁则完全表现出来。”但是他们研究的结果显示，孩子们7岁时和17岁时的遗传度完全相同，所以他们自己的证据都证明了穆尔的研究发现是成立的，即黑人儿童与混血儿童的智力没有差异。不仅如此，更宽泛地说，还有很多证据显示儿童到7岁时的智力遗传度就已经很高了，所以在这个年龄上，不同种族的智力没有差异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我们可以通过因素分析找出矩阵中各种相关因素保持一致的方式。当我们对智力测试中的题目（或小测验）进行因素分析时，第一个分离出来的因素叫作g因素。所有智力测试的题目（或小测验）都与这个因素相关。关于g因素一直存在着一个争议，那就是g因素的存在是否只是一种统计上的需要，即用g因素表示不同智力测试题目之间具有一定相关性。有些人认为g因素没有任何意义。有些人则将神经系统的生理性质作为依据，认为g因素具有重大意义。他们认为，g因素与一些生理或遗传变量有关，例如神经传导速度（NCV），这就证明g因素才是智力的主要源泉。赫恩斯坦和莫瑞（1994年）以及拉什顿和詹森（2005年）都认为，黑人与白人在具备较高g因素负荷（即与g因素的相关度）的智力测试题目或小测验中的分数差距更大，这就能够证明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是由生物因素和遗传基因造成的。
不管怎么说，正如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的，同一人口群中存在的差异并不一定能说明不同人口群之间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在某一人口群中，更聪明的人脑容积更大，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黑人与白人在脑容积上存在差异的原因，和同一种族内不同智力水平的人在脑容积上存在差异的原因相同。男性与女性在脑容积上存在的差异大于黑人与白人在脑容积上存在的差异（Ankney，1992年），但是女性与男性的平均智商是相同的。（我们应该注意到，通常智力测试会被设计成能够保证女性与男性的平均分数都是100分。不过女性与男性在大多数测试题目上的平均分数都相差无几，所以智力测试的设计能够保证性别平等并不是什么难事。）不仅如此，在厄瓜多尔有一群身材非常矮小的人，他们头部的大小比平均值低好几个标准差（Guevara-Aguire et al.，1991年）。这些人不仅个个智力正常，而且远远高于普通人（一多半的人在班级中都是最顶尖的学生）。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发现黑人与白人的脑容积存在差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978年）。更重要的是，在白人中发现的脑容积和智力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脑容积越大智商就越高。在同一个家庭里，平均来说，脑容积较大的子女并不比其他脑容积较小的兄弟姐妹的智商高（Schoenemann，Budinger，Sarich，Wang，1999年）。
遗传决定论者常常认为，由于基因的缘故，黑人的平均智商比白人低，如果黑人孩子的父母与白人孩子的父母智商相同，那么黑人孩子的平均智商会降到白人孩子的平均智商以下。换句话说，黑人的高智商与黑人平均基因型之间的差距较大，而白人的高智商与白人平均基因型之间的差距较小，所以和父母为高智商白人的孩子相比，父母为高智商黑人的孩子的平均智商有着更大的下降空间。不仅如此，当黑人孩子的父母与白人孩子的父母智商相同时，黑人孩子的平均智商也低于白人孩子的平均智商。这种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从环境决定论中我们可以得出相同的推论。如果环境因素，例如父母的养育行为和亚文化中不鼓励学业成就的压力，使得黑人的平均智商与白人的平均智商之间的差距拉得更大，那么黑人孩子的平均智商同样会降低到白人孩子的平均智商以下——而这与基因没有任何关系。
白人血统的作用。第三个查明黑人拥有的白人血统的方法就是询问他们的家族历史。假设黑人与白人智商相差的15分主要是由基因造成的。然后我们来考虑四类黑人：只有非洲血统的黑人；非洲血统多于白人血统的黑人；非洲血统和白人血统一样多的黑人；白人血统多于非洲血统的黑人。在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由基因所致的假设前提下，这四类黑人的智商也应该不尽相同。如果我们将智商非常高的黑人单独挑出来，我们应该发现其中有很多人都拥有很大比例的白人血统，而且这些人所占的比例远远大于拥有较大比例白人血统的黑人在整个黑人人口中的比例。
这一论点的缺陷就在于，它假设同一群体内的环境因素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环境因素是相同的。遗传学家理查德·莱旺庭曾经对这一缺陷进行过说明。想象将一袋种子随机分成A、B两组，这就意味着虽然同一组的种子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基因差异，但这组种子之间平均来说不存在基因差异。将所有A组和B组的种子种在理想的培养土中，但是研究人员从B组中每一棵植株的培养土中去掉了一种营养成分。显然，在每一组内部，植株成熟时的高度完全由基因决定——毕竟在同一组中不存在环境差异。但是A、B两组植株高度的平均差异，就完全是由环境因素造成的，因为B组的培养土中缺少一种营养成分。
迪肯斯和弗林没有采用其他5项智力测试的数据，虽然这几项测试也完全实现了更新，但他们认为这几项研究的样本或设计存在缺陷。拉什顿和詹森却认为应该将其中4项测试的数据包括在内，而所有这4项测试的数据显示的黑人与白人智力差距缩小的幅度，都小于迪肯斯和弗林的研究结果。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把所有这9项测试的数据都算在内，虽然有一部分测试的数据显示差距只减少了2~3分，但所有测试数据的平均值也有4.5分，这与迪肯斯和弗林的估计并没有太大差别。
穆尔的研究为我们证明环境假说和遗传假说奠定了基础。如果假设种族之间的智力差距主要是由基因造成的，那么被收养的黑人儿童和混血儿童，无论是在黑人家庭还是在白人家庭内长大，他们的智力都不会有什么差别。如果假设种族之间的智力差距主要是由环境造成的，例如家庭、社区和学校的环境，那么这些孩子是在黑人家庭还是在白人家庭内长大，他们的智力就应该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即使黑人收养家庭和白人收养家庭都属于中等阶层，研究人员仍然预测被白人家庭收养的孩子的智商更高。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被黑人家庭收养的孩子平均智商是104分，而被白人家庭收养的孩子平均智商是117分。总之，这项研究并没有证明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是遗传基因造成的，而是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样的差距主要是或者完全是环境因素造成的。不过，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并不知道被收养儿童的亲生父母的智商究竟是多少（并且样本的数量——46人——也不太令人满意）。
有关被白人家庭收养的不同种族血统的儿童的研究。赫恩斯坦和莫瑞（1994年），以及拉什顿和詹森（2005年）介绍了斯嘉和韦恩伯格（1983年）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显示，被白人家庭收养的黑人儿童的平均智商，低于白人家庭收养的白人儿童的平均智商，被白人家庭收养的黑白混血儿童的平均智商则介于两者之间。根据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完全由基因所致的观点构建的最简单最典型的模型，被收养的白人儿童的平均智商应该比被收养的黑人儿童的平均智商高出15分或者更多，被白人家庭收养的黑白混血儿童的平均智商应该介于两者之间。当孩子大约7岁时，他们的智力几乎显示不出任何遗传的作用。但当他们成年后，他们的智力则受到了更多遗传因素的影响（韦恩伯格，斯嘉，沃德曼，1992年）。
在第6章中，我详细地介绍了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的巨大环境差异。理论上是这些环境差异造成了不同种族在智力上的差异，现在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由原来的1个标准差缩小至现在的2/3个标准差，这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是环境造成了智力上的差异。当然，这种差距的缩小与基因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还有好几项研究完全排除了自我选择的效应。尤其是关于在某个机构中成长的黑人和白人儿童的研究，以及被中等阶层黑人或白人家庭收养的黑人儿童的研究，都不能用智力的自我选择效应来解释。
我们可以采取与反驳有关g负荷的观点相同的方式来反驳这一论点。从表面上看，如果近交衰退严重地影响了一项小测验的分数，并且如果黑人与白人极有可能在这项小测验上拉开很大的差距，那么这或许看上去能够很好地证明，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主要是由生物因素和遗传因素造成的结果。但实际情况却是，就像液态g因素负荷量一样，小测验受到的近交衰退的影响程度，同样与过去几十年里智商的增长幅度是相关的（弗林，2000年）。实际上，两者的关联度越高，智商增加的幅度就越大，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智力差距也就越大。这样一来，我们又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窘境。如果我们相信近交衰退的程度能够说明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是基因造成的，那么我们也就必须相信近交衰退的程度也能够说明智力的提高是基因造成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可近交衰退的程度表明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是由生物因素造成的，那我们就必须相信近交衰退的程度也能够证明弗林效应——几代人的时间里智商逐渐增加——也是由生物因素造成的。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于血型的研究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确定。这是一些技术原因造成的。这些技术原因与一个情况有关，即在黑人中，白人的血型基因间的联系极其微弱。如果白人的血型基因彼此之间不存在联系，那么或许它们与决定智力高低的白人基因也没有联系。
对于赫恩斯坦和莫瑞来说，这是解释不通的，但糟糕的还在后面呢。詹森对双胞胎研究进行了最新的分析，这项分析显示，成年人的智力差异只有25%是环境因素造成的。0.25的平方根是0.5，1个标准差除以0.5得到2个标准差。现在我们就要假设黑人所处的平均环境比白人的差2个标准差，这就意味着只有2.27%的美国白人所处的环境在黑人的平均水平之下。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全部人口的整体智商，在每30年一代人的时间里平均增加了9分，并且黑人与白人的智商差距在过去的30年里减少了5分，我们会发现，黑人现在的智商要高于白人以前的智商。弗林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的黑人参加1947—1948年第一版的韦克斯勒成人智力测验量表（标准化时的样本中全部是白人）的测试，他们的得分会是多少？那是近60年前的事了，在这段时间里全部人口的平均智商增加了18分。弗林计算，现在黑人的得分要比1947—1948年的白人高出4分。
黑人在宣称与文化无关的智力测试题目上的表现，不如在与文化有关的智力测试题目上的表现，从表面上看，这一论点似乎很难被驳倒。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第3章（关于智力测试的分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中詹姆斯·弗林（2000年）的研究。这项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是这些大家都认为“与文化无关”的智力测试和小测验的分数有了最大的提高。例如，被认为“与文化无关”的瑞文推理测验的分数一直以来不断上升，增长的幅度远远超过了明显与文化有更大关系的测试的分数。像词汇和信息这样的小测验分数，增长幅度远远不及积木图案（就是简单地对一些几何图形进行处理）这样宣称与文化无关的测试，或者其他测试操作智力或液态智力的小测验，例如物体拼组和图片排列。既然我们知道，基因不可能使智力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大幅增长，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为是一些环境因素使得与文化无关的测验的分数有所增加，并且增加的幅度大于明显与文化有关的测验。所以，事实有力地反驳了智力与文化无关的论点。黑人与白人的得分相差最多的测试，恰恰是我们现在知道与文化关系最大的测试，例如瑞文推理测验和积木图案小测验。
让我们按照顺序逐一对这些论点进行剖析。
对于因反应时间长而认为黑人智商低的论点，这些还不是最大的问题。首先，赫恩斯坦和莫瑞（1994年），以及拉什顿和詹森（2005年）都坚持认为亚洲人的智商略高于白人，而且他们都暗示这种差距至少有一部分是基因造成的。在拉什顿和詹森从林恩和温汉南的一本著作中（2002年）援引的表I中，我们知道一个样本中的中国香港人平均智商达到113分，另一个样本中的日本人平均智商是110分（这样的智商比大部分文献中中国香港人和日本人的智商还高。顺便提一句，回忆一下第8章，有证据显示东亚人的智商并不比西方人高）。和表中的其他黑人与白人相比，东亚人的反应时间最短，并且反应时间的长短差别最小。但是詹森（1993年）称，和欧裔美国人相比，华裔美国人一组的反应时间更长，并且不同人的反应时间差异很大，尽管这群华裔美国人的智商比欧裔美国人高出5分。林恩和施戈西亚（1991年）报道称，虽然一组日本人的反应时间比一组英国人短，但不同日本人的反应时间差别比这组英国人要大。弗林（1991年）报道称，对于研究样本中的中国人来说，与智力相关的是动作时间，而不是反应时间。动作时间衡量的是一个人在决定移动手指以后将手指从起始位置移开所用的时间。大量研究都表明，动作时间与反应时间一样，都和智力高度相关（Deary，2001年），并且黑人的动作时间比白人短！但拉什顿和詹森（2005年）在他们讲述的有关反应时间与种族的简单故事里，对此只字未提。另外，根据林恩和温汉南的报道，南非黑人与爱尔兰人的智力差距很大，但两者的反应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总之，所有的研究结果都与下面的论点不一致：①平均反应时间和反应时间的差异都与智力相关；②动作时间与智力不相关；③亚洲人的反应时间，而非动作时间，比白人短；④白人的反应时间比黑人短，但动作时间却比黑人长。这样一来，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并不清楚反应时间、动作时间和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是威廉姆·迪肯斯和詹姆斯·弗林证明，通过对不足25岁的受试者进行智力测试，得出的结果显示，1972—2002年，美国黑人与非拉美裔美国白人的智商差距缩小了4.5~7分（使用的测试的种类不同，其差距也不同，迪肯斯和弗林更倾向于5.5分）。正如我在第3章中指出的那样，智力测试需要不断更新进行标准化，否则就会过时。测试人员需要尽可能地随机选取研究对象构成标准版本研究的样本。迪肯斯和弗林收集了四项使用最广泛的智力测试曾经使用过的9个标准版本：韦克斯勒儿童智力测验量表，韦克斯勒成人智力测验量表，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量表以及武装部队职业资格测试。他们认为这几项智力测试最能有效地估测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所发生的变化。收集到的韦克斯勒儿童智力测验量表过去整整30年的数据显示，黑人与白人的智商差距缩小了5.5分。其他三项智力测试标准化的时间间隔更短，不过平均来说，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做出的预测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30年的时间里，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缩小了1/3个标准差，或者比30年前缩小了1/3。
同样，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人口群中，对于脑容积或其他任何与智力有关的变量来说，不同人口群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与同一人口群中存在的关联具有相同的原因。不仅如此，反应时间在11岁以后就不会再继续增加，而智商能一直迅速增长（Nettelbeck，1998年）。而且有些智力发育迟缓的人反应时间却极短（弗林，2007年）。
虽然我们有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明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并非基因所致，但是如果没有证据显示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智力有所增加的话，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放弃遗传决定论的假说。随着民权运动、机会均等行动计划的兴起，更多的黑人迈入中等阶层的行列，黑人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最高等级（包括一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两位国务卿，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全球最大的媒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全球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的首席执行官），黑人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伴随着这些变化，黑人的平均智商有没有提高呢？拉什顿和詹森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中，给出的是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在100年来都稳定地保持在1.1个标准差，或者16.5分左右。
关于黑人与白人在数学成绩上的差距也有好消息。最早进行测试的孩子中，黑人与白人的差距足足达到了1.2个标准差。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的孩子，在数学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末期的孩子的差距保持不变或略微有所增加，此后出生的孩子的数学成绩差距再度缩小。同样，也没有明确的解释能够说明，为什么发展趋势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不过总体情况还是好的：数学成绩的差距在0.6~0.9之间，比原来缩小了1/3还要多。
总之，黑人与白人在智力上的差距由基因所致的论点，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这一论点本身也站不住脚，很容易就可以被驳倒。最直接的证据——也是唯一真正能够算做证据的证据——与黑人的欧洲血统有关。在这唯一一个例外中——赫恩斯坦和莫瑞（1994年）或拉什顿和詹森（2005年），恰巧都没有给出关于这项研究的详细报告——数据显示，更多的欧洲基因并不会给一个黑人带来任何智力上的优势。在过去的30年里，黑人与白人在智力上和学习成绩上的差距都缩小了大约1/3。这些证据都证明，黑人与白人之间既存的智力差异完全是环境造成的。
1. 白人的智力遗传度很高。因此，有可能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中的一大部分都应该归结于遗传基因。
2. 有些智力测验宣称与文化无关，例如涉及对不同几何图形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测试。有的测试与文化有很大关系，例如找出沙龙舞和方块舞之间的相似之处。黑人与白人在前一种测试中的差距，大于两者在后一种测试中的差距，所以这种差距不太可能是文化原因造成的。
3.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人的智商（赫恩斯坦和莫瑞1994年的测量结果是75分，拉什顿和詹森2005年测量的结果是70分）比非裔美国人更低。非裔美国人的智商（一般认为是85分）比较高是因为他们的基因库里有大约20%的欧洲基因。
4. 黑人在所谓的g（一般智力的g因素）负荷量较高的试题上的表现，不如在g负荷量较低的试题上的表现，而在g负荷量较高的试题上的表现，比在g负荷量较低的试题上的表现更易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
5. 近交衰退（近亲结婚对后代智力造成的不利后果）会影响在某些智力测试题目上的表现。在这些题目上黑人与白人之间智力的差距最大，这也就表示黑人与白人在最易受基因影响的测试部分上的差距最大。
6. 黑人和白人的智商都与脑容积——大脑的体积——有关，白人的脑容积一般比黑人的大。
7. 智商更高的人的反应时间更短。在测试中，要求被测试者将手放在一个按钮上，当一个灯泡亮起时，尽可能快地触摸灯泡。白人在这个测试中的反应时间比黑人短。（反应时间短就意味着反应快。）
8. 由于受到基因的影响，黑人的平均智商天生就比白人低。如果黑人孩子的父母与白人孩子的父母智商相同，那么黑人孩子的平均智商会逐渐降低到白人孩子的平均智商以下。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9. 有一项关于种族血统的研究，对黑人孩子、白人孩子和黑人白人混血孩子进行了考察。这些孩子大都被中上阶层的白人家庭收养，黑人孩子的智商与黑人的整体智力水平没有太大区别，而黑人白人混血孩子的智商介于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之间（Scarr and Weinberg，1976年和1983年）。
总之，虽然阅读赫恩斯坦和莫瑞的书（1994年），以及拉什顿和詹森的文章（2005年），我们永远无法得出有关种族血统和智力关系的确切结论，但这些纷繁复杂的证据——也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直接证据——全都无法证明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异是遗传基因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