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中，魔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尽善尽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平衡力量！如果不把魔鬼当作一切罪恶的来源，就无法了解充满世界的无法估计的罪恶到底从哪里来。由于理性主义派已经扬弃魔鬼的观念，所以由此而在另一方产生的不利之处就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明显。
可是，如果能破天荒地让哲学家做国王，那么整个闹剧便会在最不适宜的方式下结束。
人类从宗教中长大，正如从襁褓中长大一样。信仰和知识不可能在同一个头脑中相安无事，它们像一狼一羊同处一笼，知识势将吃掉信仰。在宗教所做的垂死挣扎中，我们看到宗教死抓住道德不放，想要表示自己是道德的根源。没有用！真正的道德并非基于宗教，尽管宗教认可道德也支持道德。
我们要特别提到巴布拉在纽伦堡所做的令人憎恶的事：故意把两只老鼠饿死！后来又在“人类和脊椎动物大脑比较实验”中对大家描述这件事，好像他做得很对似的。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从事一项根本无益的实验，看看饥饿会不会在大脑的化学成分中产生明显的变化，这是为了科学吗？难道这些拿着手术刀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自己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化学家吗？当你知道自己把无害的动物锁起来让它慢慢饿死，你会睡得安稳吗？你不会在半夜爬起来大叫吗？
基督教有一特别不利之处，即它与其他宗教不同，不是纯粹的学说，而是历史，是一连串事件，是许多人的行动和遭遇以及一堆事实。构成基督教教条信仰的就是这种历史事实。
基督教必须取代的第二个东西是犹太教，犹太教粗陋的教义在基督教中被升华了，也在无形中变得更趋近神学寓言。一般说来，基督教的确是属于寓言性质的，因为世俗所谓的寓言在宗教中很神秘。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在道德方面还是教义方面，基督教都远远优越于先前的两种宗教，从道德方面说，只有基督教（就东方人而言）宣扬和好、爱你的敌人、忍受苦难和否定意志。
显然，犹太人对自然的看法尤其是对动物的看法，现在应该在欧洲寿终正寝了。我们应该承认，永恒者不但存在于人类身上，也存在于所有动物身上，因此我们也要照顾和考虑动物。我们一定是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否则为什么不知道动物在本质上和我们有某些相似呢？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偶然因素方面，即理智方面；而不在实体方面，即意志方面。
从无中造物的、外在于世界的创造主和救世主是同一个，并且由于救世主的关系与人类合一，他是人类的代表。自从亚当陷入罪恶之中，因而堕落、痛苦和死亡落到亚当身上以后，人类是因他而得救的。这是基督教表述世界的模式，正如佛教表述世界的模式一样，不再通过那发现万物都“很好”的犹太教的乐观主义。现在，魔鬼被称为“世界之王”（《约翰福音》第12章第31节）。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信仰教给我们的可比哲学教给我们的更多甚至多得多；然而信仰教给我们的，不能与哲学的结论联系在一起，因为知识比信仰更坚实，当两者碰在一起时，后者会被碰得粉碎。
犹太教利用恶之神直接补救它的乐观主义的根本错误，即补救产生“堕落”的说法，然后，“堕落”把悲观主义因素带入这个宗教里面来，因为悲观主义成分是忠于真理所需。虽然这个因素把原本应该看作基础和背景的东西变为存在过程，但仍然是这个宗教中最正确的基本观念。
这可能早已预料到，事实上也确为正统教会预料到。因为，当你从大厦中抽去一根柱子，不可能不危及其他柱子。这点也证实了别处所产生的看法，即耶和华乃祆教中善之神的化身，而撒旦则为祆教中恶之神的化身，善之神和恶之神是不能相离的。可是，善之神又是因陀罗的化身。
因此在这个范围以内，不论你相信自己的思想还是相信他人的思想，其结果都一样，因为你所相信的永远是人类的思想和意见而不是别的东西。然而人类往往有一种缺点，总喜欢相信那些自称其知识来自超自然力量的人却不愿相信那些自己头脑中有思想的人——可是如果你记得人与人之间理智上的巨大不平等，那就可以知道，某一个人的思想在另一个人看来，完全可以作为启示。
但是，实际上，如果亚洲人问我“欧洲是什么”，那么我一定回答说：
的确，超自然主义者带给我们的是神话，但这种神话却是传达深刻真理的工具，这种真理是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让一般大众了解的。两者的错误都是想在宗教中寻找浅显的、未加任何渲染的、实实在在的真理。但浅显、未加渲染和实实在在的真理只能在哲学中找到，宗教所具有的真理只是适合于一般人的真理，只是一种间接的、象征的、寓言式的真理。
因此我们看到《新约》修正了《旧约》，也赋予《旧约》新的意义，所以在内在本质上都与印度古代宗教一致。基督教里所有真实的东西，在婆罗门教和佛教中也应该被发现。但是犹太教所谓从无中创生生命的观念，所谓只不过是充满不幸、恐惧和匮乏的短暂人生而永远不会太过谦卑地感激造物主赐予的世俗产物，这些观念你在婆罗门教和佛教中是找不到的。
正如多神教是许多自然力量的人格化一样，一神教也是整个自然力量的人格化。但是，当我试图想象自己站在某人面前对他说：
大家都知道犹太教源于波斯祆教，可是祆教中的悲观主义成分至今犹在，恶之神就代表这种悲观主义成分。不过，在犹太教中，恶之神也像撒旦一样，只具有附属的地位，然而撒旦与恶之神一样，是一切虫、蛇、蝎子的创造者。
可是，相反，如果我们只从寓言意义上去了解奥古斯丁所说的永远被选者少受罚者多，并用哲学的意义去解释它，那就与下述事实一致，即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否定意志，因而从这个世界中救赎出来，正如佛教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达到涅槃一样。相反，这个教义具体化为永远受罚的现世生存，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这就是传下来给所有其余者的世界。这是一个很坏的地方，这是炼狱，是地狱。
作为一门学问，哲学与应该相信的或可能相信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哲学只与可知的东西有关。如果这种情形与我们相信的事实完全不同，那么这对信仰也没有好处，因为信仰的本质就是：宣示不可知的东西。如果这种东西可被认知，那么信仰就成了可笑无用的东西，这就像在数学范围内提出一种证明信仰的理论一样可笑无用。
不过，在奥古斯丁这个教义之外，又加上一个更坏的教义，这个更坏的教义告诉我们，在大多数堕落因而注定永远受罚的人中，由于上帝预定论和恩宠论，只有极少部分的人才被宣告无罪，最后得救，而其余的人则只能被动毁灭并永远在地狱中受苦。
天知道，这个人居然成为许多世纪来无数诗歌、小说和故事中所歌颂的伟大人物。这种情形几乎和罗兰的情形完全一样。罗兰是整个中世纪的英雄人物，无数诗歌、史诗和小说都把他作为歌颂的对象，甚至还替他铸像，直到最后亚里斯托把他改观为止。可是，正史上说到他的只有一次，还是偶然说到的。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基督的全部实际情形只是塔西佗著作中的一段。
于是便自称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方法，他们说用这种方法可以把解决人生大疑问的答案直接带给人类。一旦人们相信了这种说法，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引导和支配他们。比较慎重的统治者便与他们联合起来，其他统治者本身就为他们所统治。
一个人不可能服侍两个主人，因此必须在理性和权威之间选择一个。这里如果采取中庸之道，就会两头落空。不信仰，就进行哲学思考！不管你选择哪一种，都要全心全意。可是，如果只信到某一限度，过此便不再信仰，只进行哲学思考到某一限度，过此便不再进行哲学思考，这种缺乏决心的状态就是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
因此，如果你问这些宗教的创立者那些不曾得救的人去了哪里，他们会告诉你：
然而，古代作家中却有许多记载表示他们确实重视这种宗教，尤其是马克斯穆斯在他的第一部作品中，特别有这种记载，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中这种记载则更多。后来，哲学的进展让这种严肃的信仰消失了，这使基督教得以取代这种宗教，尽管这种宗教有着外来的助力。
后来的传说增加了这些奇迹的次数，夸大了神奇的力量。只有在某种程度内，这种假设才可以解释保罗如何能把一个刚死去不久而又复活的人郑重其事地宣称为神的化身以及与世界创造者合一的人。因为要郑重其事地推出这种神圣和伟大往往需要数百年才能慢慢实现。另一方面，这个想法可以当作一种论证来否定保罗书信的真实性。
世界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快乐王国只在世界之外和死后才存在。舍弃这个世界并期望一个更好的世界便构成基督教的精神。可是打开达到这个更好世界的道路的是“修好”。从这个世界救赎出来的方式，在道德上要求要爱你的敌人而不要报复，给你永恒生命的希望而不给你无数的子孙以希望，以圣灵代替犯罪的惩罚，一切东西都安静地在圣灵的羽翼之下休憩。
我们现有的《福音书》是基于耶稣在世时以及他周围的原件或部分原件而成的，这是我基于所谓世界末日以及想象中主耶稣第二次光辉降临的预言而得到的结论，当主耶稣允诺重来时，人们认为，在现世某些人的有生之年，这件事将要发生。因此，这个允诺未曾实现，是非常令人困扰的事情，不但后世人觉得困扰，而且也让彼得和保罗感到十分困扰。百年以后，如果没有当时文献之助而攻讦《福音书》的话，那么一个人的确已经避免了把这种预言引进来，这种预言为何没有实现就能弄明白了。
如果你从实质意义上了解教义，这就是发生于教义方面的情形。相反，如果从寓言意义上了解教义，所有这些都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不过，我们早已说过，这个学说中荒诞不经的地方、让人觉得不愉快的地方，根本就是来自犹太一神教及其从无中创造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果，只是对轮回说做不合理而令人反感的否定的结果，在某种范围内看，轮回说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所有各时代的人类都接受这种说法，只有犹太人例外。
不过一般大众不能直接把握真理，所以最好用美丽的寓言把这个传播给他们，这种寓言足以作为他们实际生活的指南以及使他们获得安慰和希望。可是，在这种寓言中加上一点点荒诞不经的东西是不可缺少的，这更表示它的寓言性质。如果你从实质上去了解基督教教义，你就会明白伏尔泰的诊断是对的。
《纯粹理性批判》中说：“尽管没有人能够维持下述思想，可是我们也不能排斥下述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一切存在者中最高的存在者似乎对自己说：我是从永恒到永恒，在我身边的，除了完全因我的意志而存在的东西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是我又是怎么存在的呢？”
当我还在格丁根读书时，布鲁门巴哈非常严肃地给我们描述活体解剖的恐怖情形，并且告诉我们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不过活体解剖的机会不多，即使有，也是为了那些可以带来直接好处的重要实验。即使如此，也必须尽可能公开实行，以便使科学祭坛上的残忍牺牲尽可能得到最大的效用。
这样看起来，好像整个人类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永远受苦和受罚，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除了极少数人因神的恩宠而免于如此厄运之外，其余的人都要永远受苦和受罚。此外上帝似乎是为魔鬼而创造这个世界的。这样看来，反倒不如他根本没有创造这个世界。
最初是希腊罗马的泛神论，这种泛神论被视为大众的形而上学，没有任何真正明显的教条，没有任何规范行为的法则，没有任何道德的倾向，也没有经典。因此根本不应称之为宗教，不如说是一种幻想，是诗人们从民间传说中拼凑而成的产品，大部分是自然势力的人格化表现。我们很难想象希腊罗马人怎么会重视这种幼稚的宗教。
犹太教的基本特性是唯物主义和乐观主义，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也是真正一神论的先决条件，因为它们把物质世界看作绝对真实的，而把生命看作显然的赐予。相反，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基本特性则是唯心主义和悲观主义，因为它们认为世界只是梦幻般的存在，而生命则是自己罪恶的结果。
其实，如果你不是太严肃的话，这种理由是非常尖锐的，它的意思是说，如果科学超越《古兰经》，就必是宗教的敌人，因此就不能让它存在。如果基督教的统治也像奥马尔般贤明，那么基督教在今天的情形就会好多了。可是，现在再去烧毁一切书籍那就太迟了。
如果一个人想要推测这种与印度学说一致的情形怎么产生，他可以认为“逃亡到埃及”这一事实可能有某种历史的根据，也可以认为耶稣是由埃及僧侣养大的，而这些僧侣的宗教源于印度，接受印度的伦理观念以及由这些伦理观念而具体化的概念，后来则设法把这些学说用在犹太教义中并嫁接到犹太教的古树上。
基督教所谓上帝预定论和马丁·路德先驱者奥古斯丁所完成的上帝恩宠论，给我们提供上述所谓荒诞不经的地方源于《新约》《旧约》结合的一个证据和实例。根据奥古斯丁恩宠论的看法，有的人比别人处于更优越的地位，成为神恩的对象，这等于说，他是带着现成的特权来到这个世界的。
耶稣觉得自己在道德上和智慧上的优越可能让他自认为是神的化身，因而自称为神子以示自己不只是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的意念力量和纯洁以及当作物自体之意志的全能，让他也能表现所谓的奇迹，通过意志的形而上的影响力而从事活动。关于这一点，他从埃及僧侣那里接受的教育可能对他有某些启发。
信仰有如爱，爱是不能强迫的：如果要强迫别人去爱，就会产生恨，因此最让人排斥信仰的就是这种强迫别人信仰的企图。
要对基督教估做一公正的判断，必须考虑到基督教之前是什么，基督教所取代的又是什么。
这个伟大的寓言最初是在没有明确自觉的潜在真理暗中影响之下，通过对外在和偶然环境的解释才渐渐出现的，一直到最后，才由奥古斯丁完成。奥古斯丁深深理解这个寓言的意义，因此把它作为系统的整体，并补充了其中所缺少的东西。因此奥古斯丁的学说是完美的基督教教义，后来马丁·路德也采用这个看法，今天的新教徒是从实质意义上了解“启示”。因此他们把它限定于某一个人而认为最完美的基督教教义是原始基督教，可是马丁·路德却不这样看。
“我的造物主！我曾是虚无，但你把我创造出来，因此我存在了，而这种存在便是我自己。”然后又说：“感谢你给我这个恩惠。”最后甚至说“如果我对一切东西都没有好处，那是我的罪过”时，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我自己的哲学以及对印度思想研究的结果，我脑子里无法容纳这种思想；并且这种思想也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证明不可能成立的那部分宇宙论时告诉我们的完全相反。
总而言之，信仰与知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了两者相互的便利起见，两者必须严格地分开，因此两者各行其是，彼此互不影响。
在基督教国家中文明达到顶点的原因并不是基督教最适合这种文明，而是因为基督教已经死了，不再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如果发挥其影响力，那么在基督教国家之间，文明会降到最低点。所有宗教都是反对文化的。
奥古斯丁所谓犯罪者多而得福者少的想法，也可以在婆罗门教和佛教中发现，不过，婆罗门教和佛教中的轮回说已经把这种想法中令人讨厌的地方除去了。的确，前者的最后救赎和后者的涅槃也是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可是，这些少数人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经过特别挑选和具有特权的人，他们应得的赏罚是他们自己在前生中得到的，而他们也继续在今生保有它们。不过，其余的人也不全是被抛入永久的地狱中，他们被带到与自己行为相符的那种世界中。
对自由意志，救世主的死、恩宠，总之，对一切东西我们也可做同样的考虑。由于它浅显，易于了解。因此佩拉纠主义往往表现为理性主义，但是它现在所表现的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
从实质意义上去了解，这个教义让人很不舒适，因为这个教义不但惩罚过错，甚至惩罚仅仅缺乏信仰的人，惩罚一个20岁不到的人，要他们无目的地受苦，而且还说这种几乎普遍的受罚就是原罪的结果，因而也是人类最初堕落的必然结果。但是上帝最初造人时，没有把人造得比现在更好一点儿，他一定知道人类会堕落，然而却布下陷阱，他一定知道人类要掉进陷阱中，因为一切都是他创造的，没有事情可以瞒得住他。
只要我们想一想，有时候人给人的痛苦多么大，慢慢把别人折磨致死的痛苦怎么样，并且自问一下魔鬼是不是做得更厉害，就可以了解这种情形。那些固守生命意志不放的人，可能会永远留在这个世界。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人是大地的魔鬼，而动物则是受苦的灵魂。这是伊甸园那一幕的结果。因为一般大众只能借助强力或宗教来控制，而在这里，基督教使我们羞居困境之中。我从可靠方面获知，当动物保护协会要求某位新教牧师讲道以反对虐待动物时，这位牧师回答说，尽管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事，可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在他的宗教中找不到根据。这个人的确是诚实的，也是对的。
然而所有宗教的弱点仍然在于：它们决不敢承认本身是寓言。因此它们必须郑重地表现自己的教义在实质上是真实的。由于荒诞不经的东西是寓言的本质，所以这个弱点导致永久的欺骗以及对宗教大大的不利。其实，更坏的是，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它们根本不是真实的，因此就迅速消亡了。
火车发明以后，为人类带来的最大益处，是免得千千万万可怜的驮马受苦。
但是，如果一个人还认为那些超人类的存在者曾经为人类带来信息，告诉我们有关自己或世界存在的目的，那么这个人就仍然停留在童稚时代。各种启示一定有错误，就像所有属于人类的事物一样，往往包含在奇怪的寓言和神话中并因而伪称为宗教，然而除了智者的思想以外，根本没有其他的启示。
那些认为科学可以继续进步和不断扩大而不会影响宗教持续存在和发展的人，是大错特错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是宗教的敌人。说两者之间可以和平相处，那是天大的笑话，两者之间是一场殊死战争。宗教由于无知而产生，宗教不比无知维持得更久。当波斯诗人奥马尔烧毁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时，他了解这一点，他这样做的理由，即书本中的知识如果在《古兰经》中找不到，便是多余的、荒谬的。
可是相反，如果你从寓言中去了解基督教，那么基督教便是一种神圣的神话，是一种使人们获得真理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工具，人们就根本无法接近这些真理。即使教会所谓的“在宗教教义方面，理性根本没有用，也是盲目的，因而应该排除”，从根本上看，也表示这些教条属于寓言因此不应以理性的标准来衡量它们，因为理性是从实质意义上来了解一切事物的。教义中荒诞不经的地方正是寓言和神话的表征，即使这里所讨论的例子也是源于《旧约》和《新约》两个相同教义联系在一起的需要。
理性主义者认为他们以理性为标准，可是，实际上，他们的标准只是一神论和乐观主义假设中所包含的理性，很像卢梭的《萨伏依代理主教宣言书》中提及的理性主义的那种典型。对于基督教教条，他们承认有效的只是从实质意义上认为真实的东西，即一神教和灵魂不朽。超自然主义者无论如何还有寓言真理，理性主义者则不可能有任何真理。理性主义者根本就错了。如果你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就应该成为哲学家，摆脱一切权威，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可是如果你是一位神学家，就应该和权威符合并坚守权威，即使硬要你相信无法了解的东西，也要坚守它。
两方面都对。
基督教的这个基本特性，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和麦兰克洪都深切地了解，也尽可能把它系统化。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却想除去它并做别的解释，他们的目的是想把基督教带回到平淡的、自私的、乐观的犹太教，再加上一种进步的道德观念和乐观主义所需的来世观念，以便让我们正在享有的美好时光不要结束得那么快，而将那终将来临的死亡赶走。
基于同一目的又产生了一种所谓万物复原的说法，根据这个说法，即使是犯罪者也会在宇宙大喜剧的最后一幕完全恢复原状，恢复到性本善的状态。只是新教徒执着于《圣经》上的内容，不放弃所谓地狱中永远受罚的说法。这可能对他们有好处，但我们可以说，他们得到的安慰是自己并不真的相信它；当他们不顾及这个问题时，心里其实在想：它还不至于那样坏。
可是，今天却不同，每个小小的医学人员都以为自己有权在刑房（实验室）以最残忍的方式折磨动物以便确定某些问题的答案，其实这些答案早已写在书中了，只是他们无知也懒得去翻阅罢了。
这些理性主义者都是对《新约》神话的深刻意义毫无所觉的诚实肤浅的人，他们无法超越犹太教的乐观主义。他们希望在历史和教义中都能获得浅显而未加任何渲染的真理。他们可以和古代的尤墨鲁斯学派鲁斯学派，源于尤墨鲁斯，该学派认为，神是人间英雄和征服者的神圣化身。">相比。
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婆罗门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所有教士僧侣的基本秘密和狡猾的地方都像下面所说的：他们认识并抓住了人类形而上需要的巨大力量和牢不可破的顽固本性。
理性主义者对超自然主义者说：“你的看法不真实。”
奥古斯丁主义及其关于原罪的有关教义，我们早已说过，是真正的基督教观念。另一方面，佩拉纠主义则想把基督教带回到粗浅的犹太教及其乐观主义上来。
各种宗教之间的基本差别不在于它们是一神教还是多神教，是泛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佛教是无神论的），而在于它们是乐观主义的还是悲观主义的。基于这个理由，《新约》和《旧约》是极端相反的，它们的结合造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怪物：《旧约》是乐观主义的而《新约》却是悲观主义的。前者是长音阶曲调，后者却是短音阶曲调。
希腊正教教会主张有限度的佩拉纠主义，如天主教会自特兰托宗教会议（1545-1563）之后所主张的一样，其目的是反对奥古斯丁主义和内心有神秘主义倾向的马丁·路德以及加尔文。耶稣会也是半佩拉纠教派，詹森教派则是奥古斯丁派，他们的主张很可能是最地道的基督教。因为放弃独身生活和禁欲主义以及代表禁欲主义的圣者，新教变成被割裂了的基督教，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儿，变成没有头的基督教，它的上端不见了。奥古斯丁主义及其关于原罪以及原罪有关的教义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佩拉纠主义则想把基督教带回到粗浅的犹太教及其乐观主义上来。
几年之前，法国政府派遣维勒马克到英国去研究亚瑟王这些传说的渊源。他发现这些传说背后的事实竟然是6世纪初期住在韦尔斯的一位名叫亚瑟的小首领，他不屈不挠地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但是他的无关重要的事迹已经被人遗忘了。
奥古斯丁主义和佩拉纠主义之间的对立不断地使教会分裂。追根究底，我们可以说，前者表现事物的本质，后者则表现事物的现象却误以为在表现事物的本质。例如，佩拉纠教派否认原罪说，因为还没有做过任何事情的孩童一定是天真无邪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孩童是现象的起始，不是物自体的开始。
生命短促的人类川流不息地、一代一代地相继来到这个世界又相继离开这个世界。每人都肩负恐惧、匮乏和忧虑而跃进死亡的怀抱。当人类如此生死相继时，不厌其烦地问什么东西造成了自己的烦恼，这个悲喜剧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向天呼求，但天道无言。天没有给我们回答却来了一批带着启示的教士。
“看看你自己的四周；这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这就是他们所成为的人，这就是他们的活动范围，这就是欲望、痛苦、生、老、病、死的世界。”
施特劳斯建立了一项原则，这项原则说，福音故事或其特有的细节应该用神话方式来解释。当然，这项原则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很难确定这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有多大。对于一般神话性质的判断，最好运用手边不太需要慎重处理的实例。
可是，这个学说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以及荒诞不经之词完全源于《旧约》中的一个假设，即人是外在意志的创造物，外在意志从无中把人创造出来。但是我们想一想，真正道德上的优越实际上并非天赋的，在婆罗门教和佛教轮回说看来，问题便完全不同，他们的解释也更为合理了。根据轮回说的看法，一个人可能与生俱来的一切好处都是他从另一个世界和前生带来的，因此它们不是恩宠所赐，而是自己在另一世界所做行为的结果。
这样说来，宗教最好是直接承认本身的寓言性质。只是困难在于如何让人们了解一件东西同时是真实的又是不真实的。但是由于我们发现所有宗教多少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在某种程度以内，荒诞是合乎人性的，其实还是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要承认欺骗是宗教中不可避免的，其他许多方面也证明了这个事实。
不管你用木头、石块、金属做偶像，还是从抽象概念中把它们合在一起，都一样，一旦你面对一个具备人格的东西，为其奉献，向其求助，向其拜访，这就是偶像崇拜。从根本上看，不管你是牺牲自己的羊还是自己的爱好，都没有多大区别。一切仪式、一切祈祷都是偶像崇拜的明确证明。这就是所有宗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都同意废除一切仪式的原因。
欧洲是一块完全被前所未闻和无法相信的幻想所支配的大陆，这个幻想告诉我们，人的出生是他的绝对开端，他是从无中被创造出来的。
《新约》必定源于印度，因为《新约》中的伦理观念完全是印度式的，在这种伦理观念中，道德导致禁欲主义、悲观主义及其具体化。但是正因为这个理由，《新约》和《旧约》完全立于内在对立的立场，因此《旧约》中唯一可与《新约》相连的是关于“堕落”的故事。当这个印度学说进入巴勒斯坦时造成了腐化、不幸及需要救助的惨状；通过神的化身而获得拯救、自我牺牲以及赎罪的道德这些都和犹太一神教教义相互关联。这种相互关联是隐性地完成的，就是说，虽然这两个东西看上去完全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然而它们最终还是关联在一起了。
从根本上看，撇开两方面的神话不谈，佛陀的轮回和涅槃与奥古斯丁的两城说是一样的，奥古斯丁的两城说把这世界分为两个城，即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
基督教是一种反映某种真实观念的寓言，但这种寓言本身却不是真实的，把寓言看作真理是超自然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通病。前者说寓言本身是真实的；后者则曲解它的意义，直到他们根据自己的看法使之还原成为真实的为止。因此每一方面都能提出适当有效的论点来驳斥对方。
基督教的另一种基本错误是用不自然的方式把人类与人类所属的动物界分开，只认为人类才有价值，把其他动物看作“物”。这个错误是所谓“从无中创造”的结果，此后，在《圣经·创世记》第1章和第2章中，造物主把一切动物只看作物，根本没有善待动物，即使一个卖狗的人与自己的狗分手时也会有惜别之意，可是造物主却不善待动物，把动物完全交给人类，让人类来支配它们。在第2章中，造物主继续指定人类为动物命名，这又是动物完全依赖人类，根本没有任何权利的象征。
6世纪时，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为了避免因否定轮回说而产生的巨大不利并减轻这个教义令人不愉快的性质，非常聪明地发展出一套涤罪的说法，并把这种学说正式摆进教会的教义中。从本质上看，这应该在奥利金的思想中已经出现过。于是，一种轮回说的代替品就被引入基督教中来，因为两者都构成一种净化过程。
那么，根据这个教义的意思，他从无中创造出脆弱而易于犯罪的人类以便使他们承受无穷的痛苦。最后还有一点，上帝禁止一切犯罪也宽恕一切犯罪，甚至要人类爱自己的敌人，可是他自己却没有这样做，他所做的正与此相反，因为当一切都成为过去而永远毁灭时，当世界末日来临时，那最后的惩罚，既不是存心改进人类，也不是存心吓阻人类不再犯罪，唯一的解释只是报复。
后者反驳前者说：“你的看法不是基督教。”
例如，亚瑟王在整个中世纪的英法两国是一个相当真实的人物，许多人都知道他的事迹，他的名字常常与同样人物同样环境一起出现，与他的圆桌、骑士、英勇行为、术士，不贞的妻子和她的情人兰塞劳特等共同构成中世纪许多诗人和文学家笔下的主要题材。他们描写的都是同样的人物、情节，所不同的只是服装的式样和风俗习惯，就是说，根据他们自己时代的不同而在服装和风俗习惯上有所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