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思的内容种类很多，正如它给予作品的益处一样多。所有经验材料即所有本性上和最广泛意义下历史的或物理的事实，都是这里所说的思想内容。特性是在对象方面，因此不论作者是什么样的人，作品可能都是最重要的。
平庸者的作品枯燥乏味，令人生厌，可能是下述事实的结果，即他们一知半解地表达自己，就是说，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所用文字的意义。因为这些文字是他们从别人处整套地学来的，因此他们所拼集的不是个别的文字，而是整套的话语框架，尽是一些“陈腐的词句”。
第一种产生短暂的效果，我们注视着它们，大声地喊着：“看呀！”然后，它们永远消失无踪。
我们图书馆的书架上一层一层地保留着过去的错误，像地层中一层一层地保留着古代生物的遗骸一样，而对错误所做的解释也保存了下来。这些错误以及对错误所做的解释曾经是非常生动的，在它们所在的时代也产生过很大的骚动。可是现在却僵化了，只有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才会重视它们。
风格是心灵的表现。心灵比身体更可信。模仿另一个人的风格，好像戴上面具，不管面具多么好看，可是它缺乏生命，很快就会被看出来而让人乏味和不可忍受。因此最丑陋的面孔也比面具要好。
在这方面，德国作家违反得最严重。德文比其他现存文字更易助长这种错误，可以解释这个事实，但不能以此为借口。用任何文字写出来的散文，都没有比用法文写出来的散文读来更轻松愉快，这就是法文通常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原因。法国作家以最合乎逻辑和自然的顺序将自己的思想一个一个地表达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摆在读者面前。因此读者可以全力注意其中的每一个思想。相反，德国作家却不同，德国作家把所有思想交织在复杂的句子里，因为他一定要在同一时间内表达好几件事情，而不是把它们一个一个地表达出来。
德国语言是任何人的玩物吗？下贱的人都受到法律的保障，难道德国语言竟是微不足道而不值得法律如此保障的东西吗？可怜的凡夫俗子！如果准许所有胡说八道者和报纸作家有无限权限任意而愚昧地运用语言的话，德国语言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
匿名写作往往只是用来掩饰评论者的晦涩、无能和无聊。一旦他们知道自己可以托庇于匿名之下时，这些人便会做出令人无法想象的卑鄙行为来，也不怕在文艺方面做出臭名昭著的恶行来。
读好书的先决条件是不读坏书，因为人生是短暂的。
可是它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却促进这些现象，它们卑鄙地容忍了作家和出版商联合起来，剥夺读者的时间和金钱。它们的作家通常都是教授或文人学者，这些人薪水不多，所以是为了钱而写作。于是他们有共同的目的，利益一致便联合起来，互相支持，彼此捧场。这就产生了赞扬坏作品的情形，文艺杂志上所登载的都是这种坏作品。其座右铭是：生活，我们要生活。
任何著作的特质：例如劝诱力或丰富的想象力、使用比喻的才能、大胆、严苛、简明，在他们的步法、活动、语言、简洁、单纯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不能靠阅读表现这些特质的作品而获得。可是，如果我们早已具备这些特质，如果这些特质是我们的自然倾向，如果这些特质潜在于我们自己身上，那就可以通过阅读别人的作品而唤起自己身上原有的这种特质，我们就可以发觉这些特质，看看这些特质能够产生什么结果。在我们的自然倾向中加强这种特质，在我们大胆运用这种特质时加强这种特质并判断其效力，因而学习如何正确地运用。
风格方面的错误是它的主观性，由于文学的没落和古代语言被忽视，这种风格方面的错误越来越普遍，但是只有在德国才不受限制。
不读书的艺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不读书的艺术是对那些在任何特定时间引起一般读者兴趣的作品，根本不产生兴趣。当某些政治上或教会方面的小册子、小说、诗歌产生很大影响时，你应该记住，凡是为愚者写作的人都很容易获得大量的读者。
第一个规则是必须有东西可以表达，的确，这个规则就是好风格的充分条件。
只有取材于自己头脑中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才是值得阅读的。
思想的生命只延续到用语言表达时为止，一旦用语言表达出来也就僵化了，变成死的东西，却又改变不了，就像史前时代的动植物化石一样。我们的思想一旦用语言文字表达以后，就不再是真正的或根本上真实的了。当它开始为别人而存在时，就不再活在我们自己心中了，正如当小孩开始自己生活时便与母亲分开一样。
即使他们的主要观念有错，然而仍旧是经过明确的思考和仔细的考虑，就是说，至少在形式上是对的，因此他们所写的东西往往具有某些价值。可是，相反，基于同样原因，客观上令人生厌的作品则往往毫无价值。
德国人真正的国民性格是阴郁沉静的。他们的步法、活动、语言、谈话、叙述方式、理解和思想方式中，尤其是写作的风格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从他们喜欢使用冗长滞重而复杂的句法中，也能更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写作艺术中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任何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想一件事情，因此我们不应要求他在同一时间想两件事情，更不应要求他想两件以上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在句子中插入括号，把句子分开以适应括号中的文字，那么，这就是要求一个人在同一时间想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情，这种做法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第三种是唯一永恒不变的，它们固定于苍穹之上，发出自己的光芒，各个时代都受它们的影响。当我们的观察点改变时，它们的外观不会跟着改变，它们没有视差。
一个装腔作势的作家，就像一个把自己打扮起来免得让人把自己和一般民众同等看待的人一样，这种风险是绅士人物从来不敢冒的，尽管他衣着一般。正如过分装饰和穿着华丽衣服反而表现出一个人的平凡一样，装腔作势的风格也足以表明作者平庸的头脑。
很少有人像建筑师造房子一样写作。建筑师造房子时往往事先绘图并仔细思考最微小的细节。大多数人的写作，像是玩骨牌游戏，他们的句子像骨牌游戏一样，一个一个连在一起，有的是经过思考的，有的则是十分偶然的。
即使在写作之前慎重思考的少数人当中，也很少有人注意思想主题本身，大多数人只是关注书本，只是关注别人对这些主题表达过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要进行思考，就必须用别人创造的观念对他们进行有力的刺激。
就世界历史来说，半个世纪算得上是相当长的时间了。因为，就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事件而言，它的内容经常变动。可是相反，在文学史上来说，半个世纪根本不算多长的时间，因为没有什么事件发生：情形还是和50年前一样。
这里所说的区别适用于整个思想交流方式，但是也可以在个人交往中表现出来，例如我刚在一部书中读到的“我的写作不是为了增加现有书籍的数量”这句话所表示的，正是与作者的原意相反的废话。
正如有人问尤伦斯皮吉尔走到下个城镇需要多长时间时，他给这位问话者一个表面上毫无意义的回答：“走！”其实，他的意思是想从步伐中知道一定时间内他能走多远，同样只要我阅读某一作家的几页作品，就多少可以知道我能从他那里得到多少益处。
真理是完全赤裸的，表达真理的方式越简单，真理的影响便越深刻。例如对人生空虚所做的悲叹，有什么话比乔布的话更使人印象深刻呢？乔布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
他们的命运多么像以扫的命运，当以扫外出打猎为父亲觅取猎物时，他弟弟雅各夺去了父亲对他的祝福。最后这一故事也告诉我们，尽管有这些阻难，但是他们对自己事业之爱却支持着他们，一直到这样一位人类教育家的坚苦奋斗获得最后胜利，永不凋谢的桂冠向他招手，而歌颂他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所以，当一部作品成名以后，一定要看清楚，它的成名根据到底是它的内容，还是形式。
主观方面令人生厌只是相对的，这主要因为读者对某一题目缺乏兴趣：不过，这是由于读者本身的限制。因此最令人钦佩的作品，对某一读者而言可能在主观上使他讨厌。相反，最坏的作品对某一读者而言，可能在主观上觉得很有兴趣，因为该书所讨论的问题或作者本人使他产生兴趣。
作者会描述所有人类真正的启蒙者，各种艺术的伟大大师的痛苦。作者会让我们知道，除了少数的例外，这些人如何在贫困和不幸中受苦，没有赞誉，没有同情，没有门人，而名声、荣誉和财富却都被无价值的人拥入怀中。
那么，这些观念便是他们的直接题材，因此他们不断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因而永远无法获得真正原创的东西。可是另一方面，上面所说的少数人却因主题本身而引起思考，因此他们的思考直接指向这个主题。只有在这些人当中才可以发现持久而不朽的作家。
一个人所能琢磨出来的一切思想，总是用明白易懂和毫不含混的文字轻松地表达出来。凡是把困难的、模糊的、含混的论述摆在一起的人，都不真正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所具有的只是对它的一种模糊意识，这种模糊意识只是想尽力形成思想而已。可是，他们也时常想对自己和他人掩饰一个事实，即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表达。
可是相反，在形式方面，特性却在主体上。讨论的题目可能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和熟悉的，但了解这些题目的方式、思想的形式则是价值所在，这是主体方面。因此如果这样的作品是可以称赞的和独特的，那么其作者也是应该受到称赞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值得阅读的作者，他的价值越大，归因于他思想内容的地方就越少，这种内容的材料甚至是常见的和常被用到的。所以三位伟大的希腊悲剧作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内容的材料。
的确，一般从事对学识要求低的行业的年轻人，只因为报纸是印出来的东西，就把报纸看作权威。因此国家应该慎重地采取行动，保证报纸完全不犯语言上的错误。国家应该设立检查者来监督报纸达成这个目的，检查者不支薪俸，只领奖金，每发现一个糟蹋语言或在风格上令人讨厌的文字、文法或语法结构上的错误或用错的介词、系词，就接受相当于20法郎的奖金；若发现风格和文法上的笑话，则接受60法郎奖金，若一再发现，则奖金加倍，这些奖金应由犯错者支付。
沉重的甲胄，变成孩童轻便的衣服；
你可以很快地看到，他们的写作只是为了填满稿纸，你一旦发现这种情形，就应该把这种书丢开。时间是宝贵的。报酬和保留版权表明文学事业的毁灭，只有完全为表达自己需要表达的东西而写作的作家才会写出值得写的东西。这好像对金钱有一种诅咒的心理。
匿名写作可以庇护各种文艺上的无赖，所以应该取消。匿名写作之所以引入文艺杂志中，本就是保障诚实评论家不受作者及其读者的愤怒指责。但是，尽管如此，却有很多情形容许评论家的完全不负责任，甚至掩饰那些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卑鄙评论家的窘态，他们为了获得出版商的赏钱而向读者推介某些作品。
据希罗多德说，泽尔士一世看到自己无数的军队时心想，在这么多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活到一百岁。因此眼泪便流下来了。同样，今天当我们看到厚厚的书目时应该知道，在这些书籍中，没有一部书会留存十年，我们也不得不流泪了。
我们也可以把作家分为三种。第一种作家写作时没有任何思考。他们靠记忆、回想甚至别人的著作而写作。这种作家的人数最多。第二种作家写作时才思考。他们思考的目的是为了写作。第三种作家在写作前就进行了思考。他们从事写作只是因为他们有思想。这种作家最少见。
这让他们的作品明显地缺乏那种展现本身特色的明确观念，因为他们根本缺乏那种使观念明晰的素质，根本缺乏明晰的思想。相反，我们看到的尽是一些含混模糊的文字，流行的词句、陈腐的语句和时髦的惯用语。因此，他们模糊的作品，好像是用陈旧的字版印出来的印刷品。
每个作家，一旦开始为收入而写作，就会写得很坏。所有伟大人物的最伟大作品都是属于某一个时代的，在这种时代里，他们必须写出自己的作品，没有任何目的，所得报酬也非常少。因此有一句西班牙谚语告诉我们：“荣誉和金钱不会出现在同一个袋子里。”
许多恶劣的作家完全依赖读者的低级趣味（就是只阅读刚印行的东西），这种作家就是新闻记者。这个名字安得真好，在英文里面，这个名字的意义是“日常劳动者”。
只有在这种时候，才算实际地具有这种特质。这是阅读可以有助于写作的唯一方式。它在我们对自己天赋才能所能有的运用中大有裨益：因此只有当我们具备这种才能时，它才会对我们有所裨益。如果我们不具备这种才能，就无法从阅读中学到东西，只能学到僵硬的形式而成为肤浅的模仿者。
风格上的装腔作势，可以和扮脸孔相比。
第三种与其他两种不同，它们不只属于某一天体，不仅仅属于某一国家民族，而是属于整个宇宙、全人类。但是，正因为它们如此高远，所以它们的光往往要许多年以后才能到达地球。
最重要的是，作家有两种：一种是为表达自己思想而写作的人，另一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人。前者心中具有某种观念或体验，他们觉得这种观念或体验值得表达出来；后者需要金钱，这也是他们写作的原因——为金钱而写作。他们的观念和思想是半真半假、含糊不清、勉强、游移不定的，他们总喜欢朦胧不清，这样就可以表现自己不曾经历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作品缺乏明确感的原因。
痛苦短暂，快乐无穷。
如果真的产生了这种情形，那么文字就像完成了的油画一样，在一种完全客观的方式下发生作用；而主观的风格很难比墙上的污点发挥更多的效果，只有被这些污点激发想象力的人才能在其中发现某些形状和图画。对其他的人而言却只是污点而已。
要想对某一作家加以初步的评价，不必知道他的思想的内容和形式，因为这要阅读他所写的全部作品——只要知道他如何思考就够了。现在，关于他如何思考，关于他思想的主要本质和重要特质，他的风格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印象。因为这表示一个人整个思想的形式性质，不管他思想的内容和形式如何，这种形式的性质总是一样的。这好像面糊一样，他可以把它捏成种种不同的样子。
能够阅读的人当中十分之九以上的人，除了报纸，什么书都不读，因此他们的拼字法、文法和风格几乎都是根据报纸的，而且由于他们的单纯性甚至把自己对语言的扼杀看作简洁、优美和真正的改革。
与这种情形一致的是，我们发现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时代精神大约每隔30年就解体一次。因为在此期间，每个时代精神中所蕴含的错误已经成熟了，这些错误的荒谬的压力摧毁这种时代精神，同时也助长了相反观点的力量。这样就突然产生一种变动，但是继之而来的是另一方面的错误，把这种情形周期性重复展示出来是文学史中真实的内容材料。
一般读者对内容材料比较感兴趣，对形式方面兴趣则较少。这种情形在一般人对诗集所表现出来的可笑态度中表现无遗，他们不辞辛劳地探索产生诗作的真正事实或个人环境，的确他们对这方面的兴趣远比对诗集本身来得大。
客观的令人生厌往往由于这里所说的缺点，即作者没有任何明确的观念或见闻知识可资表达。因为凡是具有明确观念或见闻知识的人都用直接方式把它们表达出来，因此总是表达出明确清楚的概念，所以他们的作品既不冗长乏味，也不含混，也不模糊，因而根本不会令人生厌。
冗长滞重而复杂的句子增加记忆的负担，让我们无助，一直到句子的最后，才能看出因由，才能解开这个谜。这是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如果他们也能装腔作势和说大话，一定也会在其中显示出来。可是这么做只会失去读者。
拿歌德的《浮士德》来说，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比歌德本人看的书还要多，他们研究有关《浮士德》的传说，比研究《浮士德》更为专心。布格曾经说过：“他们对勒诺做学术式的研究，研究勒诺到底是谁。”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情形也发生在歌德的情形中。这种忽视形式而对内容材料的偏好，好像一个人忽视埃特鲁里亚美丽花瓶的形状和花纹，却要对颜料和陶土做化学分析一样。
含混和模糊的表达方式，总是最坏的象征，因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由于思想模糊，而思想模糊又是由于思想本身中原有的不和谐，不一致，是它的错误。如果头脑中所产生的是真正的思想，立刻就能寻求明确的表达方式，并且会很快达到目的。无论如何，明确地思考过的东西更容易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
卢梭在他的长篇小说《新爱洛绮丝》序言中说过：“所有诚实的人都在自己所写的东西后面摆上自己的名字。”这句话更应该用在论战的作品上，即通常所谓的评论文章上！
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没有原则胡说八道的人，产生了许多低劣而无益的作品，这种潮流不断兴起，文艺杂志应该成为抗拒这种潮流的巨石。由于它们的判断刚正不阿、明智严格，应该毫不假以辞色，鞭挞所有不够格作家写出的东拼西凑的低劣著作。所有空洞头脑借以填满腰包的废话，也就是全部作品中十分之九的作品，因而应该把反琐碎反欺骗看作主要责任。
正因为如此歌德纯真的诗歌比席勒经过修饰的诗歌不知要高明多少。也正因为这个，民歌产生了强有力的效果。任何多余的东西都是有害的。
这种错误是这样的，作家只要自己了解自己的意图，就满足了，作家可能不管读者，让读者自己随意体会。作家不理会这种困难，继续写出自己的东西，好像一个人独白似的。可是，实际上应该是一种对白，而在这种对白中，表达者必须明确地表达自己，不要使对方产生任何疑问。
凡是草率写作的人，一开始就表示自己并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有价值。因为只有对思想的重要地位和真实程度的信心，才能激发我们不屈不挠地热心发掘最明晰、最有力和最引人注目的思想表达方式。正如只有宝贵的东西或无价的艺术品才值得使用金银盒子一样。
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作者思想的复制品。这些思想的价值如果不在内容方面即作者所思考的东西方面就在形式方面即处理内容的方式，亦即作者构思这些内容的方式方面。
正因为如此，风格不应该是主观的，而应该是客观的。所谓客观风格是下述的一种风格，在这种风格中，语言安排使读者和作者所想的完全一样。但是只有当作者还记得思想是服从重力法则的，因而从头脑流溢于纸上远比从纸上灌输到头脑中容易。因此要从纸上把思想灌输到头脑就需要我们的主动配合，只有当作者知道这一点时，才会产生上述情形。
第二种像行星，维持的时间较久。它们与我们比较接近，所以往往比恒星更为明亮，无知的人便误把它们当作恒星。但是，它们也会很快地空出自己的地位，而且它们只是反射别处的光，而它们的影响范围也只限于自己的同伴之间，即限于它们同时代的人之间。
如果你有时间读好书，那么买好书是一件好事。可是通常人们总是误认为买书就得到了书中的宝藏。
希望有一天有人写出一部文学的悲剧史，告诉我们，很多国家现在虽然把它们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引为无上光荣，可是当这些人在世时，它们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艺术家的呢？在这种历史中，会告诉我们，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真正优秀的作家，往往要耐心地对抗最坏和最顽固的作家和艺术家。
这是突然停止一个词语以便加上另一词语的拙劣方式。不过，他们这样做，不只是由于惰怠，也由于愚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让论述有生气的做法。其实只有在很少的情形下，这种句法才有存在的理由。
把一种思想直接置于另一种思想之上，这显然违背一切健全理性。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在自己已经开始表达的语句中加上某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形，于是这时读者所看到的，只是毫无意义的一半句子，直到另一半句子出现时，才能完全把握它的意义。这就像给客人一个空盘子让他希望有东西在盘中出现一样。
然而，如果你想像说话一样写作，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所有写作风格多少都保持某种与碑文体相近的痕迹，碑文体确是一切风格的原始形式。因此这种企图和相反的企图一样，都应该批评，因为要想像写作一样讲话，一方面得有些学究气，另一方面也得有理解力。
如果括号与原来的句子并不是密切贴合在一起，只是为了直接破坏句子的结构而插进去的，那么这种造句的方式就达到了不雅致的极点。如果我们说，打断别人的说话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那么打断自己说话也同样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可是这种行为却出现在下述造句法中，多少年来，所有以赚钱为目的下等的、粗心的胡说八道的家伙，每一页都用括号五六次之多，并且以此为乐。
关于上面所说著作中的令人生厌的问题，我们应再做一般的观察，即令人生厌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的，另一种是主观的。
我们可以用象征的方式把作家分为三种，第一种像流星，第二种像行星，第三种像恒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