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有一位老师，与徐景贤开过几次会，且曾“有幸”同室。徐怕鬼，却又爱听鬼故事。偏那位老师擅讲鬼故事，在徐的央求下，讲了几则给徐听，“文革”中就成了审查对象。审得他稀里糊涂。后来终于明白，档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写着“对领导怀有不良心理”。“领导”怕鬼，还讲鬼故事给领导听，当然是“怀有不良心理”了。再后来经暗示方恍然大悟，于是从实招来，结果因而被定为“坏人”。再再后来被下放农村改造，贫下中农以为他惯耍流氓，一点儿好颜色也没给过他……
然而这是真的，并且就发生在我身上。
这一份材料，怎样的不实事求是，有着什么歪曲之处、什么无中生有之处，也就不必细说了。仅说一点——我的做人原则，我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诲，我成长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在某些时候，是一定会采取担当责任的态度和做法的。何况，我当时在厂里的职务角色也决定了，我不能眼见群众陷于互相揭发的局面。由我担当，比之无人担当，无论当时或现在看来，非是不良企图。然而那材料却连这一点也干脆歪曲了……
倒是想说，我也给不少人做过所谓“政治结论”，且至今都在他们的档案里。那是“文革”时期，我下乡前，以班级“勤务员”资格，与军宣队一道，给我们全班五十几名同学作过“文革”表现之鉴定。算上我两名学生，一名军宣队员，还有一位是校“革委会”成员的老师。那样的一份鉴定，对我的全班同学们后来十年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没有利用我当时的“特权”以报私“仇”。恰恰几名曾欺负过我的同学，将可能因某些莫须有的言行被列入政治另册。我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在他们到外地打小工的时候，替他们多方取证，使他们未被列入另册……
倘此类事发生在从前，即“文革”结束以前，恐怕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觉得惊讶的。我们从前的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已是见惯不怪。从前中国人档案里的种种材料，因为代表着组织、单位或领导，其真实性简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实也真实。“文革”中对许多人搞“逼供信”，每以档案中的材料为证据……
因为现在，我这种年龄以上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档案中，古古怪怪的记载仍在其中，而自己仍不知。不知倒也好，如果都知道了，该怎么想，怎么说呢？历史的痕迹，莫如就那样保持原状。
有一份材料于1990年4月被塞入我的档案十二年之久，我在不久前因工作调动才得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打印着“本人完全认可”。不但“认可”，还“完全”。而十二年间，从无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向我核实过。其上打印着我的名字，代表我的签字。也打印着当时儿影厂厂长的名字，代表领导签字。而那位厂长和我一样，十二年来全然不知此事，并且盖着单位的章。但除一位当年主管人事的副厂长已故，一切任过儿影厂厂级领导的人皆全然不知。现已查明，是一份冒用单位名义及厂长名义的材料，是一份严重违背人事纪律和原则的材料。甚而，可以认为是一件违法的事。
我们原儿影厂的一位老大姐，年轻时档案里被塞入半页纸，其中仅一行字——“常与华侨出双入对，勾勾搭搭”。
就那么半页纸，就那么一行字，无章，无署名，无日期。然而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匪夷所思的作用。看过她档案的领导皆以为她“作风不正派”。后来人们才搞清楚，其实她仅“经常”与一位华侨“出双入对”，而且那华侨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亲……
事实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两份户口。一份证明身份；一份记载个人历史。那第二份“户口”，即每一个中国人的档案。它从我们的中学时代起即开始由别人为我们“建立”了。以后将伴随我们的一生。两份户口都与中国人的人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十余年前，户口简直可以说驾驭着我们的一生。
倘谁的档案中，被以组织（比如团支部、团委、党支部、党委）的名义，或单位或单位领导个人的名义塞入一份材料，对其一贯的或某一时期的工作表现、生活作风、道德品质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面做歪曲的、甚而带有恶意的某种所谓“结论”，更甚而编造了情节，而其人始终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第一份户口就不多说了。当年对一个城市人最严厉的处罚，便是注销户口。这种处罚每与刑律同时执行。现在不这样了，乃是法律的进步。现在某些城市，已开始松动户口限制，乃是时代的进步。
不必说显然地，当年领导班子内部的一些矛盾，怎样成了导致那样一份材料被制造为一种“事实”的诸种因素……
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改变改变呢？
人们也许就不太相信了。
由此我想到，在将来，我们目前的档案制度，是要改变改变为好的。起码，自己的档案里记载了些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由谁们记载的，自己应是有权一清二楚的。并且，有权想什么时候看一下就看一下，想提出质疑就可以提出质疑，可以要求重新调查了解。当然，如果某人被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分子，另当别论。
而这一天的到来，肯定标志着中国的进步达到了更高的层面……
不必说此事使我当年的所有厂级领导们多么震惊，多么生气……
这里谈谈我对中国人的另一份“户口”的看法。
正是由于我那样做了，老师和军宣队员，才在我的档案中写下了“责人宽，克己严”一条。
我希望那么一天早一些到来——一切的中国人，看自己的档案，随时了解自己的档案之中记载了些什么，像到图书馆借一本工具书一样，成为一种最一般的权利。
不必说此后某些事体现在我身上我也曾觉困惑……
电影界的一位老同志去世，我为其写小传，接触到其档案（已故之人的档案就不那么保密了），内中一封信使我大为奇怪——那不过是她年轻时写给她亲兄的一封亲情信，纸页已变黄变脆。只因其兄当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政治嫌疑”的证据入了她的档案……
但，倘诸如此类的事发生在“文革”后呢？暴露于今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