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全都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团里规定——老职工老战士家，不得养母鸡。母鸡会下蛋，当归于“生产资料”一类。至于猪，公的母的，都是不许私养的。母猪会下崽，私人一旦养了，必然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公猪呐，一旦养到既肥且重，在少肉吃的年代，岂非等于“囤稀居奇”？违反了规定者，便是长出“资本主义的尾巴”了，倘自己不主动“割得狠、割得疼、割得彻底、割出血来”。
我说：“我怎么听着像是小鸡叫？”
他说得煞有介事，而且有全班人为他作证，我也就懒得爬上炕去看一眼，只当就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
当年，我们连自己都不会保护，更遑论保护他人。这样想，虽然能使我心中的悔不再像难愈的伤口仍时时渗血，但却不能使当年发生的事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后来每一个星期日的夜里，都会有一爬犁烧柴送到他家门前……
埋了他，我们都哭了，在他的坟头……
我们将埋他的坑挖得很深很深……
后来他们的母亲生病了，我们全班步行了二三十公里，赶到团部医院去要求献血。我住到了他们家里，每天替他们做饭，辅导他们的功课，给他们讲故事听……可他们依然怕我、疏远我，甚至在他们瞪着三双大眼睛听我讲故事的时刻……
老杨一向为人老实，平时对我们也极好。他感到了被出卖的愤怒，也觉得当众受批判乃是他终生的奇耻大辱。一天夜里，他吊死在知青宿舍后的一棵树上……
他说：“杀了又太可惜呀！”
1971年，我到北大荒的第三个年头，连队已有二百多名知识青年了。我是一排一班的班长。
老板子发出赶马的吆喝声后，我见她双手将三个孩子往前一推，于是我听到他们齐声说出的一句话是“老师再见！”
如今二十多载过去了，心上的悔如牛痘结了痂，其下生长出了一层新嫩的思想——人对人的爱心应高于一切，是社会起码的也是必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遭到歪曲时，人不应驯服为时代的奴隶。获得这种很平凡的思想，我们当年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
一日三餐，全班总是有剩饭剩菜的。它们吃得饱，长得快，又有老杨的精心护养，到了八九月份，全长成些半大鸡了。
后来我当了小学老师，教他的三个孩子。我极端地偏爱他们、偏袒他们，替他们买书包、买作业本。然而他们怕我、疏远我……
你没法儿想象，那些“小鸟儿”，不，那些小鸡，是老杨每晚猫在被窝里，用双手轮番地焐，焐了半个多月，一只只焐出来的……
我们被认为或自认为是知识青年，其实并没有多少知识可言。我的班里，年龄最小的上海知青，才17岁。还是些中学生而已。
“十一”那一天，老杨杀了两只最大的公鸡，我们美美地喝了一顿鸡汤。
我却不曾料到，这件事被我们班里一个极迫切要求入团的知青揭发了。于是召开了全连批判会。于是这件事上了全团的“运动简报”。
他进一步恳求：“班长，让我偷偷带回连队吧！我家住在村尽头，养着也没人发现。发现了我自己承担后果。我家孩子多，又都在长身体的时候……”
我顿时泪如泉涌……
在他死后，尤其令人心情沉重而又内疚不已……
不久后的一天，我见他在喂他的“鸟儿”们。它们一个个已长得毛茸茸的，比拳头大了。
我指着问：“这是些什么？”
这时全班人便都七言八语起来。有的公然“指鹿为马”，说明明是些小鸟儿，偏我自己当成是些小鸡，以己昏昏，使人昏昏。有的知道骗不过我，索性替老杨讲情儿，说在山上，养几只小鸡也算不了什么，何必认真？再说，也是“丰富业余生活”内容么……
他一本正经地说：“深山老林，哪儿来的小鸡啊？是小鸟儿叫，我发现了一个鸟窝。大概老鸟儿死了，小鸟儿们全饿得快不行了。我一时动了菩萨心肠，就连窝捧回来了。养大就放生……”
“新点”建还是不建，团里始终犹豫。所以我们全班也就始终驻扎在山上。
后来我调到团宣传股去了。离开连队那一天，许多人围着马车送我。我发现我的三个学生的母亲、默默地闪在人墙后，似在看着我，又不似……
我也觉得大家的生活太寂寞了，不再反对。
我奇怪地问：“老杨，那里是什么叫？”他笑笑，说是小鸟儿叫。
而我，当时实在说不出断然不许的话……
春节前，连里通知，“新点”不建了，要全班撤下山。这是大家早就盼望着的事，可几只鸡怎么办呢？大家都犯起愁来。最后一致决定，全杀了吃。
他说：“我当它们是些小鸟儿养着，它们不就算是些小鸟儿了么？”
他嘿嘿一笑，反问：“你看呢？”
我说：“那又怎样？”
我说：“依你怎么办？”
我们被吩咐料理他的后事。他死后我才第一次到他家去。那是怎样的一个家啊！一领破炕席，三个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孩子，一个面黄肌瘦病怏怏的女人……那一种穷困情形咄咄逼人。
有一年，有一名老职工和我们班在山上开创“新点”。5月里的一天，我忽听到了小鸡的吱吱叫声，发出在一个纸板箱里。纸板箱摆在火炕的最里角。
批判稿是我写的，我代表全班读的。尽管我按照连里和团里的指令做了，我这个班长还是被撤了职……
我说：“我看是些小鸡，不是小鸟儿。”
其中四只是母鸡。杀鸡的老杨几次操刀，几次放下，对它们下不了手。他恳求地望着我说：“班长，已经开始下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