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那女人又在一家商场门前看自行车了。一次，我去那家商场买蒸锅，大小没有合适的，带着的一百元钱也就没破开。取自行车时，我没想到看自行车的人会是她，歉意地说：“忘带存车的零钱了，一百元你能找得开吗？”我那么说时表情挺不自然，以为她会朝不好的方面猜度我。因为一个人从商场出来，居然说自己兜里连几角零钱都没有，不大可信的。她望着我愣了愣，似乎要回忆起在哪儿见过我，又似乎仅仅是由于我的话而发愣。也不知她是否回忆起了什么，总之她一笑，很不好意思地说：“那就不用给钱了，走吧走吧！”——她当时那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许多人，不是已被猜度惯了吗？偶尔有一次竟不被明明有理由猜度我们的人猜度，于我们自己反倒是很稀奇之事了。每每地，竟至于感激起来。我当时的心情就是那样。应该不好意思的是我，她倒那么地不好意思。仅凭此点，以我的经验判断，在牙科医院前的人行道上发生的那件事中，这外地的看自行车的女人，她毫无疑问是被欺负了……这世界上有多少事的真相，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之下被掩盖甚至被颠倒了啊！这么一想，我不禁替她不平……
我不知她从农村来到城市，除了看自行车，还能干什么？如果她仍在北京的别处，或别的城市里做一个看自行车的人，我祈祝她永远也不会再碰到什么欺负她的人，比如那个抢夺了她书包的胖女人。
看自行车的女人可怜巴巴地说：“我确实就没看见嘛！我看的是自行车，你丢了包儿也不能全怪我……你还兴许丢别处了呢……”
我推自行车下人行道时，觉后轮很轻。回头一看，见她的一只手替我提着后轮呢。骑上自行车刚蹬了几下，纸箱掉了。那看自行车的女人跑了过来，从书包里掏出一截塑料绳……
他说，还能为什么呢？那就是她不称职呗！我们外地人在北京挣这一份工作，那也是要凭竞争能力的！
她说出了一座我陌生的河南城市的名字。我知道近年某些省份的地区级城市的师范类专科学院，也有改挂大学校牌的，就没再问什么。
“唔？在一所什么大学？”
我第二次去那家商场买到了我要买的那种大小的蒸锅，付存车费时我说：“上次欠你两毛钱，这次付给你。”我之所以如此主动，并非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多么诚信的人。我当时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倒是相反，认为她肯定记着我欠她两毛钱存车费的事，若由她提醒我，我会尴尬的。不料她又像上次那样愣了一愣。分明地，她既不记得我曾欠她两毛钱存车费的事了，也不记得我和她曾想买下同一本词典的事了。可也是，这地方每天有一二百人存取自行车，她怎么会偏偏记得我呢？对于那个外地的看自行车的女人，这显然是一份比牙科医院门前收入多的工作。我看出她脸上有种心满意足的表情。那套迷彩服和那顶迷彩单帽，仿佛是她看自行车时的工作装，照例穿戴着。依然赤脚穿着那双旧布鞋，依然用一只绿色的帆布小书包装存车费。
阳光底下，农村人，城市人，应该是平等的。弱者有时对这平等反倒显得诚惶诚恐似的，不是他们不配，而是因为这起码的平等往往太少，太少……
北京下第一场雪后的一天晚上，北影一位退了休的老同志给我打电话，让我替他写一封表扬信寄给报社。他要表扬的，就是那个看自行车的河南女人。他说他到那家商场去取照片，遇到熟人聊了一会儿，竟没骑自行车走回了家，拎兜也忘在自行车筐里了……
“不用啊，不用啊，”她又不好意思起来，硬塞还给了我两毛钱。我觉得，她特别希望给在这里存自行车的人一种良好的印象。我将装蒸锅的纸箱夹在车后座上，忍不住问了她一句：“你哪儿人？”
而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一家牙科医院前边的人行道上：一个胖女人企图夺她装钱的书包，书包的带子已从她肩头滑落，搭垂在她手臂上。她双手将书包紧紧搂于胸前，以带着哭腔的声音叫嚷着：“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啊，我每天挣点儿钱多不容易啊……”
胖女人理直气壮。
她将大学两个字说出特别强调的意味，顿时一脸自豪。
她默默地，有些不知说什么好地笑着。
不久前我又去那家商场买东西，见看自行车的人已经换了，是一个外地的男人了。
我问她为什么走了呢？
当的一声，一只小铁瓷碗抛在看自行车的女人脚旁，抢夺者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带着装有十几元零钱的别人的书包，扬长而去。我想，那与其说是经济的补偿，毋宁说更是一种平衡心理的行为。我居京二十余年，第一次听一个北京的中年妇女口中说出“丫挺”二字。我至今对那二字的意思也不甚了了，但一直觉得，无论男女，无论年龄，口中一出此二字，其形其状，顿近痞邪。
又听卖书的人好像不情愿似的：“行行行，别啰唆了，十五元六角拿去吧！”
想为那个看自行车的女人写篇文字的念头，已萌生在我心里很久了。事实上我也一直觉得还会见到她，如果那样，我就不写她了。却再也没见到。北京太大，存自行车的地方太多，她也许又到别处看自行车去了。或者，又受到什么欺辱，憋屈无人可诉，便回家乡去了？总之我再没见过她……
那绿色的帆布书包，看上去是新的。我想，她大约是为了她在北京找到的这一份看自行车的工作才买的。从前的年代，小学生们都背着那样的书包上学。现在，城市里的小学生早已不背那样的书包了，偶尔可见摆地摊的街头小贩还卖那样的书包，一种赖在大城市消费链上的便宜货。看自行车的女人四十余岁，身材瘦小，脸色灰黄。她穿着一套旧迷彩服，居然还戴着一顶也是迷彩的单帽，而足下是一双带扣襻儿的旧布鞋，没穿袜子，脚面晒得很黑。那一套迷彩服，连那一顶帽子，当然都非正规军装。地摊上也有卖的，十元钱可以都买下来。总之，她那么一种穿戴，使她的模样看去不伦不类，怪怪的。单帽的帽舌卡得太低，压住了她的双眉。帽舌下，那两只眼睛，呈现着莫大而又无助的惊恐。
我问原先那个看自行车的女人呢？
我听到她在背后央求地说：“卖给我吧，卖给我吧，我真的就剩十五元钱了！你看，十五元六角，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我不骗你，你看，我还从你们这儿买了另外几本书哪……”
“河南。”她的脸，竟微微红了一下；我于是想到了那是为什么，便说：“我家小阿姨也是河南人。”
我想问她到哪里去了？张张嘴，却什么也没有再问。
我心黯然，替那看自行车的女人。并且，也有几分替她那在一所默默无闻的大学里读书的儿子……
“来北京多久了？”
我从围观者的议论中听明白了两个女人纠缠不休的原因：那人高马大的胖女人存上自行车离开时，忘了拿放在自行车筐里的手拎袋，匆匆地从医院里跑回来找，却不见了，丢了。她认为看自行车的外地女人应该负责任，甚至，怀疑是被看自行车的外地女人藏匿了起来。
我满口应承照办，然而过后事一多，所诺之事竟彻底忘了。
“拎兜里有几百元钱，钱倒不是我太在乎的，我一共洗了三百多张老照片啊！干了一辈子摄影，那些老照片可都是我的宝呀！吃完晚饭天黑了我才想起来，急急忙忙打的去存车那地方，你猜怎么着？就剩我那一辆自行车了！人家看自行车那女人，冷得受不了，站在商店门里，隔着门玻璃，还在看着我那辆旧自行车哪！而且，替我将我的拎兜保管在她的书包里。人心不可以没有了感动呀，是不是？人对人也不可以不知感激，是不是……”
我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北京的一家书店门外。那家书店前一天在晚报上登了消息，说第二天有一批处理价的书卖。我的手，和一只女人的黑黑瘦瘦的手，不期然地伸向了同一本书——《英汉对照词典》。我一抬头，认出了对方正是那个看自行车的女人，不由得将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我家小阿姨莲花嘱我替她捎买一本那样的书，不知那看自行车的女人替什么人买？看自行车的女人那天没再穿那套使她的样子不伦不类的迷彩服，也没戴迷彩单帽，而穿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衫裤。我的手刚一缩回，她赶紧将那一本书拿在手中，急问卖书人多少钱。人家说二十元，她又问十五元行不行。人家说一本新的要卖四十元呢！你买不买？不买干脆放下，别人还买呢！看自行车的女人就用一种特别无奈的目光望向了我，她的手却仍不放那词典。我默默转身走了。
“不容易过啊……再加上我儿子又上了大学……”
北影退了休的摄影师在电话里恳言切切。
他说走了。
“你再这样说我抽你！”——胖女人一用力，终于将看自行车的女人那书包夺了去，紧接着将一只手伸入包里去掏，却只不过掏出了一把零钱。一排自行车五六十辆而已，一辆收费两毛钱，那书包里钱再怎么多，也多不过十几元啊。
“我包里有三百元钱，还有手机，你丫挺的敢说你没看见！难道我讹你不成？！……”
看自行车的女人，追了几步，回头看着一排自行车，情知不能去追，也情知是追不上的，她慢慢走回原地，捡起自己的小铁瓷碗，瞧着发愣。忽然，头往身旁的大树上一抵，呜呜哭了。那单帽的帽舌，压折在她的额和树干之间……
“还不到半年。”
“家乡的日子怎么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