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灭亡以后，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在魏明帝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为了壮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并借助中国声威对付与倭奴国的冲突，派遣使节难升米等前往魏国首都洛阳，进贡奴隶十人与麻布二匹，魏明帝不仅授以“亲魏倭王”金印，而且赏赐大量丰厚礼物，如黄金八两、铜镜百枚，文锦三匹，白绢50匹，珍珠、铅丹各50斤等，日本使节满载而归。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国王又多次遣使献贡，中国有时也派使节赴日，成为这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虽然魏明帝赐予邪马台女王的“亲魏倭王”金印迄今尚未发现，其印拓文也难辨真伪。但是1951年日本大阪府泉北郡信太村出土的汉代神兽镜，在镜面缘上有铭文“景初三年陈国作铭之保子宜孙”，证明这枚铜镜就是公元239年魏明帝赏赐邪马台国女王的百枚铜镜之一，同样也是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实证。
这颗金印果真是汉代皇帝所赐吗？金印出土200年来曾经不断有人提出怀疑。据考证印文上的第一个“汉”字，表示受印者臣属于汉帝国，下面的“委奴国”就是《后汉书》中提到的倭奴国，古时委、倭两字通用。该印经过日本计量研究所测量，印面为2.34厘米见方，约合东汉度量衡制铜尺的一寸见方，正好符合汉代赐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的制度。印上的钮是蛇形，下有横通小孔，供挂绶之用。这也与以钮的形状不同，如列侯龟、将军虎、蛮夷蛇等表示名分的汉制相符。1956年在我国云南省晋宁县石塞山汉墓出土文物中，也有一方刻着“滇王之印”的蛇钮金印。尤其是1981年，在中国扬州市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了一颗“广陵王玺”的龟钮金印，与“汉委奴国王”金印不仅印面尺寸相近，边长都为汉制一寸，而且篆刻字体也十分相似，印钮上也都有鱼子纹。这两颗印授与的时间只相差一年。中日两国考古学家、历史学者经过反复比较考证，进一步证实志贺岛出土的的确是汉光武帝所赐金印，终于解开了争论近200年的金印真伪之谜。日本报纸《中日新闻》在报道这一发现时说：“在日本历史上一直独放光彩的志贺岛金印，传入日本1900多年以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兄弟。人们的脑海里也隐约地浮现出后汉的工匠为远道而来的日本使节、为王侯而施展才能的形象。”
金印是公元前后中日两国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标志和实证。当时中国先进的文明经过朝鲜半岛首先传到日本列岛最西端的北九州地区，那里最早使用铁器进行农耕。生产力提高以后便出现了以地缘结合为主的部族集团和奴隶制国家。其中较强的奴隶主统治者，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和满足发展生产以及军事和生活上的需要，便逐渐通过汉代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机构(如乐浪郡)，向汉帝国称臣纳贡，以得到中国皇帝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赏赐。北九州出土的汉代铜镜、铜矛、铜剑、勾玉等珍贵文物，就是当时汉王朝的赏赐品。倭奴国王是2000年前在日本列岛生产力最发达的北九州地区的奴隶主，甚至得到了汉光武帝赐予的金印。在金印出土处附近曾经发现细型铜剑的铸型，说明该地当时已能冶炼制做青铜器了。可是到公元2世纪前后，日本列岛的生产力中心逐渐从九州东移到本州近畿地区，出现了由女王卑弥呼统治的邪马台国那样已有相当规模的古代奴隶制国家。《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记载当时日本21个小国都在女王卑弥呼统治之下。而九州的倭奴国可能在兼并战争中失败，其统治者只得把象征权力和汉帝国支持的金印秘密埋藏起来。
公元1784年阴历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北部志贺岛叶崎地方，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渔村里(当时属九州筑前国那珂郡，今属福冈县)，一个叫甚兵卫的农民，清晨起来下地修筑水渠。在挖地时偶然发现一个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为柱，中间藏着一个金属块。他感到十分惊讶，将金属块拿回家，请教于当地米店的主人，才知道这是一颗黄金刻成的印。金印被上交郡守并转呈黑田藩主，经过当时黑田藩的著名学者龟井南溟的鉴定，上面刻着“汉委奴国王”五个字，原来就是1700多年前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王的金印。于是它成了藩主家的传家宝，现在已经作为日本政府指定的国宝，珍藏在福冈市立美术馆里。在志贺岛发现金印的地点，还树立了一块刻着“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周围开辟为游览休息的“金印公园”。
中国史籍上对中日交往的明确记载，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书·地理志》中谈到朝鲜海中有倭人(古代中国人称日本为倭)，分为百余国，经常向汉朝进贡。当然汉朝也回赐许多礼物。从日本九州及本州近畿地区出土的大量西汉铜镜、璧玉等贵重物品证实了这一点。《后汉书》专门为日本立了《倭传》，进一步讲到自汉武帝征服朝鲜，日本派使者通汉的有30余国。并介绍了日本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后汉书》还具体记载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则赐予其印。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件事呢？下面我们就来讲述这颗金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