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短短的四句诗，表达了鲁迅对其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情景的追忆，也抒发了他对日本和日本人民难以忘怀的真挚感情。鲁迅从1902年到1909年，即22岁到29岁期间，在日本留学、生活过七年又四个月之久，可以说他的大部分青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从东京到仙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其中最令人感动的就是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师生情谊。藤野严九郎先生(公元1874—1945年)，1874年生于福井县，1896年在爱知医学校毕业，后来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大学研究解剖学。1901年赴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任教，主要担任解剖学课程。1904年，周树人(鲁迅)到仙台医专时藤野刚升为教授，还担任了周树人所在的一年级副级长(即副班主任)。鲁迅曾在《藤野先生》一文中生动地描写他第一次见到藤野时的印象：“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藤野先生教学非常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但他对班上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很关心，“对其对同学之交往、公寓生活之安排、用功之方法、日语之说法、笔记之写法等”，都经常给予指导，提供便利。藤野先生曾回忆说：“周君身体不太高，圆脸、很聪明的样子，但看来气色有些不太健康，由于语言关系，学习上也有困难。”他看到周树人上课记笔记有些吃力，就在课后检查他的笔记，耐心细致地修改补充他听错记错的地方。据鲁迅回忆：解剖学课程开始一月后的一个星期六，藤野先生派助手叫他去，并要走了他的听课笔记。过两三天后还给了他。鲁迅这样描述了他翻阅送回来的笔记时的感动心情：“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从这以后，藤野先生每周都让周树人送来笔记，进行修改，一直继续到他所担任的课程结束。鲁迅回国以后，把藤野先生改正过的笔记装订成三厚册，精心保存。至今仍收藏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中。
1960年，日本人民为了永远纪念鲁迅这位曾在仙台留学过的中国文豪，在广濑川畔青叶山下风景秀美的地方，建立了一座鲁迅纪念碑。1964年，日本朋友又在藤野先生的故乡福井市足羽山山巅上建立了一座藤野先生纪念碑。把藤野先生赠给鲁迅的那张照片头像和“惜别”两字放大后刻在石碑上，碑文“藤野严九郎碑”六字乃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所题。这两座纪念碑，既是记载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贵的纪念碑，也是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里程碑。
20世纪初以来，大批中国留日学生来到日本各地，接触日本各阶层群众，广泛进行文化交流，与日本人民，尤其是热情关怀和耐心指导他们的日本老师，建立起深厚友谊。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与他的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之间的师生情谊，就是一个感人的事例。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后决定学医，并要求到离东京较远尚未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仙台是日本东北地方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当时只有九万多人口。鲁迅在仙台留学的情况，过去记载较少。仙台的日本朋友于1973年专门成立了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经过四年多调查，最后编成了包括170多幅照片图表和470多件文字资料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资料集，再现了当年鲁迅在仙台学习生活的真实风貌。资料反映出鲁迅作为仙台医专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得到了不少日本老师的亲切教导，同学们的热情关心以及房东和其他仙台市民的帮助照顾。
1931年12月2日，鲁迅给特地来上海向他请教的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赠诗一首：
鲁迅和藤野先生自仙台分别后，未见过面也未通过信，但是彼此都没有忘记，都在想念对方。鲁迅晚年向日本朋友写信时，曾多次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可是一直杳无音信。而藤野先生也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后才知道自己学生的消息。在他写的《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中说道：“我对周君的一点帮助，他就那么感动，把我写在书里，称我为恩师，把我的照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至死还想知道我的消息。那时我要是知道鲁迅即周树人，是位有名的大文豪，我给他去封信，他该多么高兴啊！现在是没有办法了，实在遗憾！我因为住在农村，社会上的事一点也不知道，前几天在报纸上读到了鲁迅逝世消息，深感悲痛……在此谨对因我的一点点照顾那样感恩不尽的周君之灵，表示深切的哀悼，同时祝他家属身体健康。”藤野严九郎先生于1945年8月去世。
周树人在考试中取得较好成绩和藤野先生对周树人的关心爱护，引起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而对中国人持有偏见的日本学生的嫉妒。他们竟造谣说解剖学试题是藤野先生预先在他的讲义上作了记号，还给他写了匿名信，并要检查他的笔记。对此鲁迅后来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愤慨地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而使他受到更大刺激的则是二年级的细菌学课上放映的关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竟有中国人给俄国人当探子，被日军捕获将要处死，而一群中国人却在四周围观的画面。受军国主义影响的日本学生看了还鼓掌欢呼万岁。这给鲁迅极大的震动，原来以为学医可以医治中国人的疾病，现在才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觉醒；即使身体再健壮，也只能成为杀头示众的材料和麻木不仁的看客。所以鲁迅决定放弃学医，而用文艺作武器来启发中华民族的觉醒，改造国民的思想。因此，当1906年春第二学年结束后，鲁迅便毅然从仙台医专退学。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鲁迅(公元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时，始用笔名鲁迅。他1902年从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毕业。作为南洋官费生，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1902年4月到东京，进入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办的中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弘文学院(后改名宏文学院)学习，编入速成普通科的江南班。入学不久，他就拍了一张身穿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片寄给他弟弟周作人。背后的题词非常幽默风趣：“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shao勺〕仲弟之英盼。”尽管当时宏文学院条件并不算好，八个学生挤住一间寝室，夏天八人合用一顶日本式大蚊帐。但鲁迅顽强刻苦，毅力惊人，每天学习到深夜才睡。当然，鲁迅也并非只顾埋头读书，他除了学习之外，还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爱国革命活动。“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还曾经到校长嘉纳治五郎设立的讲道馆练习过柔道。1903年春，鲁迅不顾留学生监督停发公费的威胁，毅然在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表示与腐败卖国的清政府决裂。他还秘密加入江浙革命团体光复会，并经常与友人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等问题，为浙江留日学生的革命刊物《浙江潮》写稿。
鲁迅离开仙台前，铃木、杉村等同班同学为他开了送别会，并合影留念。藤野严九郎先生也特地请他到自己家里去，并送他一张照片，在背面题上“惜别”两字。鲁迅在东京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三年后，于1909年8月回国。他始终珍藏着藤野先生的照片，而且把这张照片挂在自己书桌对面的墙上，“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孔，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这张照片现在也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鲁迅还写了《藤野先生》一文，高度评价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文中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鲁迅全集》第二卷)
藤野严九郎教授为什么能在当时日本社会普遍轻视中国人的情况下这样关怀爱护中国留学生呢？这是与他热爱和尊崇中国文化分不开的。在藤野先生后来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中谈到“我年幼时在毕业于福井藩校的野坂先生那里学过汉学，所以有一种在尊敬中国圣贤的同时，也应当爱护那个国家的人们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