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样做，不仅可以收尊崇祖训、笃亲亲之义的宣传之效，也可以拢络人心，巩固其地位。朱棣之靖难既联合亲王、军人组成集团，此时皇位既得，也不妨分享胜利之果。
我们先看看朱棣的自我表白：“我皇考肇基鸿业，垂法万年，为子孙计，思虑至周。”因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复其旧”。他反复说“悉遵皇考成宪，不敢一毫自用”，“遵承旧制，一不敢忽”，“人君守成法以出圣治，人臣守成法以辅治”。永乐七年二月，朱棣采辑“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为一书，名为《圣学心法》。朱棣亲为之序。序言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统治思想，其一就是讲守成之君，不得更改祖制。他说：“夫创业垂统之君，经历艰难，其虑事也周，其制法也详，其立言也广大悉备，用之万世而无弊，有聪明睿哲之资，遵而行之，则大业永固而四海攸宁矣，灾害不生而五福攸萃。……盖创业实难而守成不易。……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之洪基，仰惟肇造艰难，惕焉省惧，明昭有训，是仪是式。夫作之于前，则必有缵述于后。不有以继之，则无以承籍于悠久。”又说：“祖宗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其意自己是“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的后王，是朱元璋可靠的继承人，是其所“制法”所“立言”的遵行者、维护者，因而也就是历代贤君圣主的后继者。这在下文还要做详尽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行动，也不妨将其与建文新政相对照。
又说：
中国历代帝王中，如果不是开国君主或自己也参与创业，很少能做出什么业绩。他们大多生于安乐，长于富贵，如果没有内忧外患，却也用不着雄才大略，只须守好家业，不要过分胡闹，就可以做个太平天子、守成之君了。
朱棣的复旧，甚至偏颇而极端。以田赋而论，建文中革去江南苏松重赋，解除苏松人不得做户部官的禁令，本是一件有惠于民的好事。但这一政令也在复旧的名义下被朱棣取消了。据说，朱棣对要求降低江浙地区官田重赋的官员十分痛恨，苏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槛车徵至京而死。永乐中，农民实际交纳的赋税要远远超过定额。特别是在迁都之后，农民要负担庞大的运输费、手续费等等。因此，论者曰：“太宗即位，尽革建文之政，民力不堪，明制徵及分者，官得迁转，又数赦免。然岁积逋粮，至宣德末，苏州一郡已七百九十万石，常松亦然。”“吴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赋至七百九十馀万。督使相继，终不能完……宣德中虽名减赋，实则同洪武之旧。”甚至连建文年间僧道每人限田五亩，其余均给农民的规定也被废除。朱棣的复旧，并不问其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但是建文所出一律推翻，有些感情用事。
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看来，朱棣深得《易》经“变通”的要领。他从“随时从道”引申出左右逢源的权术，凡事取其适于自己者曰“从道”，去其不适于自己者亦曰“从道”；以“内君子，外小人”作为自己行为辩解的理论，君子之所为者行之，小人之所为则以“外小人，内君子”为说词。他既是小人，又是君子，随时变通，为我所用。
然而，在朱棣看来问题的要害在于皇位与权力。当建文帝要打破祖宗成法而触犯他的权位时，他就打起维护祖制的旗子；而当他做了皇帝，墨守藩封成法对他就不利了。他比建文帝更清楚强大的藩王对皇帝的威胁，也更善于削除这种威胁。在笑脸下面，他悄悄开始了削弱和控制诸王的行动。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癸卯，朱棣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整肃兵备，镇抚一方，赐书岷王楩，令其“凡事可与(袁宇)计议而行”，“夫藩屏至重，贤弟宜慎出入，谨言节饮，庶诸夷有所瞻仰，而不负兄之所望”。在冠冕堂皇的言词之下，藩王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皇明祖训》规定，诸王下天子一等，公卿大臣皆不得与之抗礼。燕王等在藩国时都曾节制诸军。而朱棣竟要求岷王楩凡事与命将计议而行，其地位不是一落千丈了吗？建文四年九月戊申，朱棣对各王府官军进行了一次没有先例的赏赐。“赏分三等”，“第一等比奇功，第二、第三比头功例，第四等比次功例，不升官者加赏钞十锭，典膳仍在本职，食俸同正六品，赏准次功百户例，舍人准次功总旗例，凡五百八十七人，赏钞有差”。《皇明祖训》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王府护卫是亲王控制的军队。朱棣通过这一赏赐，至少是扩大了皇帝对王府官军的影响，削弱了藩王的控制力。十月，朱棣令晋王济熺在其护卫内拨马步官军四千随高平王、平阳王于平阳卫府暂居，“分原给本府符验二道与之”。这就是在变相地缩小王府护卫的编制了。至于与宁王的“中分天下之约”，更是早已抛到脑后。朱棣做了皇帝后，绝不提此事。宁王朱权找到朱棣要求改封到江南。他提出苏州，朱棣以“畿内”为由不予批准，颇有榻下岂容他人安睡的味道。朱权提出钱塘，朱棣说：“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依然不同意。朱棣摆出建宁、重庆、荆州、东昌几处，说：“皆善地，惟弟择焉。”最后，朱权于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此事就算了结。朱棣是玩弄权力的高手，他凭借手中实力，将众亲王任意置于股掌之中。此后，藩王的权力、地位进一步削弱，仁、宣之后，诸王甚至有出城之禁。二王亦不得相见。亲王便成了徒糜禄饷的寄生虫。
针对建文新政，朱棣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他下令五府六部，凡建文中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条格，悉复旧制，下令恢复刑部旧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断，恢复各宫殿的旧名，如正身殿仍为谨身殿，端门仍为午门等，他甚至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称为洪武三十五年，连永乐年间新印制的宝钞，也仍称洪武年号。这些空洞的政令和无关痛痒的名义，尽可以复旧，但一碰到要害处，就另当别论了。
朱棣虽非开国之主，但也算不得守成之君。他以藩王入承大统，不仅仅靠了自己的优越血统，而且凭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谋略。他的经历造就了他具有开国君主的气质。历史注定，他是朱元璋事业的继承者，又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开拓者。
朱棣即位，不必事事从头做起。朱元璋已经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它仍然会在朱明皇朝的旗帜下继续运转起来。同时，朱棣是以“恢复祖宗旧制”为号召而起兵的，他指责朝中奸臣变乱成法，破坏祖制，声称自己起兵是为了“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因此，朱棣上台伊始便一反建文新政，以“复旧”相标榜。为了政治需要，朱棣有必要把自己用朱元璋正统继承人和祖制维护者这一假面具隐蔽起来。朱元璋的旗帜举得越高，恢复祖制的调子唱得越响，便对自己的统治越有利。但这与他不安于现状的开拓气质很难相容。他的言行动辄突破成法。这就使他陷于近似于二重人格的矛盾之中。
朱棣绝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成之君。任何祖宗成法都不能束缚他的手脚。他宣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而实际上滥施残刑酷法，任意杀人，毫无章法。至于南征安南，亲征蒙古，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又有哪一件有祖训可援？朱棣的许多做为都与祖训不合，甚至与自己在《圣学心法》中的说教相左。朱棣率领靖难之师进入南京时，要不是杨荣拦马提醒，几乎忘了应该先去拜谒朱元璋的陵墓。他所宣称的尊崇祖制，率由旧章云云，与他的先谒孝陵后登宝座一样，是做样子给人看的。
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们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样将截然不同的说与做集于一身，如何使这种双重人格在他身上得到平衡。
削藩是建文君臣推行的一件大事。它虽算不得多么有利于民生的德政，却与祖制大相背。朱棣既声称复旧，自然不能不涉及宗藩问题。建文四年七月至永乐元年之间，被建文帝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入京朝见朱棣。朱棣格外优礼，动辄大君赏赐，等等。
盖《易》道妙在变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随时从道”之说，最得要领。
永乐四年闰七月己巳，朱棣召见北京儒士武周文，劳谕甚至，特命为翰林侍讲学士，赐冠带金织罗衣一袭。第二天，武周文入谢，朱棣便因其老而令致仕。这样一个普通的老年儒士，为什么会受到朱棣的如此优礼？朱棣对翰林侍读胡广等说：“朕守藩时，闲暇喜观《易》。时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实。但所言亦有拘滞不流动处。”原来这位武周文是朱棣在《易》学上的知音，但似乎不如朱棣对《易》理解得深。朱棣说：
永乐即位之初，面临着缺官的局面。不久，由于“悉复旧制”，被黜官吏只要“以奏牍付科”，即可以复职，再加上涌现出一大批靖难新贵，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起来。到永乐二年六月，“中外官数”竟“比旧额增数倍”，迫使朝廷不得不给予注意。由此不难看出建文省官吏、并州县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永乐刻舟求剑的复旧政策所带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