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无法逃避。事情要做掉，而没有其他人可以来做。整整十天，我翻检他的物品，打扫屋子，为迎接新主人做准备。这是一段悲惨的时期，但也是一段古怪可笑的日子，充满鲁莽和荒诞的决定：这个卖掉，那个丢掉，这个送人。我和妻子买了一部大型木制滑梯放在客厅，给十八个月大的丹尼尔玩。他在混乱中兴奋起来：他翻东西，把灯罩戴在头上，把塑料游戏筹码扔得满屋都是，并在逐渐清空的屋子的开阔空间里奔跑。晚上，我和妻子会躺在巨大的被窝里看电视里放的垃圾电影。直到电视也被送走。火炉有点问题，假如我忘记加水，它就会熄灭。一天早晨，我们醒来发现室温已经跌到了华氏四十度。每天二十次电话响，每天二十次我告诉别人我父亲死了。我已经成了家具销售员、搬运工，成了坏消息的使者。
昨天，一个邻居家的孩子来找丹尼尔玩。是个大约三岁半的女孩，刚刚明白大人们也曾经是小孩，连她自己的母亲和父亲也都有父母。她一度拿起电话，开始一场假装的对话，然后转向我说：“保罗，是你父亲。他想和你说话。”真恐怖。我想：在电话另一头有个鬼魂，他真的想和我说话。隔了一会儿，我才说出话来。“不，”我最终脱口而出，“不可能是我父亲。今天他不会打电话来。他在别的地方。”
要追寻真理，就要准备好遇上意外，因为追寻真理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寻到真理之时亦会令人迷惑不解。
如今回首，即使迄今不过三周，我依然觉得那是个相当奇特的反应。我一直猜想死亡会令我麻木，会以悲痛令我瘫痪。但现在它已然发生，我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没有感到世界在我周围塌陷。我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对接受死亡做好了绝佳的准备，即使它如此突然。使我不安的是一些其他事，一些与死亡及我对死亡的反应无关的东西：我意识到父亲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与他谈话很费力。他要么心不在焉，如他惯常那般；要么用冷幽默攻击你，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心不在焉。这就像努力使自己被一位老迈的长者所理解。你说着话，而没有任何回应，或者答非所问，显示出他并未跟上你的词语之流。近年来，每当我和他打电话，我都会发现自己讲得比平时多，变得过分絮叨，闲谈着企图吸引他的注意力、激起他的反应，但并不奏效。后来，我一概觉得这样努力尝试很愚蠢。
我认识到，没有什么事比不得不面对死人的东西更糟糕的了。事物平淡无趣：只有在对它们加以利用的生命的作用之下才有意义。当那个生命终止时，事物变化了，即使它们仍然是原来的东西。它们在那儿，但又不在那儿：它们是有形的鬼魂，被判苟活于一个不再属于它们的世界。比如说，对于一大橱静静等待着那位不归人再次来穿的衣服，人们该作何感想？对于那些散落在满是内衣和袜子的抽屉里的一包包避孕套呢？或者卫生间里、仍然残留着上次剃须残留粉末的电动剃须刀？或藏匿于旅行皮箱里的一打用完的染发剂？——都是人们不想看见、不愿知道的具有揭示性的东西。这里面有种辛酸，也有一种恐怖。对事物自身而言，它们并无意义，就像某种消失的文明里的炊具。然而它们又对我们诉说着什么，并非作为物件存在于那儿，而是作为思想和意识的遗迹，作为孤独的象征，在那种孤独里，一个人最终做出了关于自身的种种决定：是否染发，穿这件还是那件衬衣，是否生，是否死。而一旦死亡来临，一切都变成徒劳。
我等到她挂断电话才走出房间。
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它们有助于填补空白，确认印象，提供以前并不存在的证据。比如，一系列他单身时期的快照，很可能摄于好几年间，准确地记录了他个性中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在他的婚姻岁月中被遮蔽了，直到他离婚后我才逐渐认识这一面的他：爱开玩笑的父亲，纨绔子弟式的父亲，乐天派的父亲。在一张张照片里，他和女人们站在一起，通常有两三个，一律摆着搞笑的姿势，互相勾肩搭背，或者两个女人坐在他大腿上，或者做出夸张的吻，只为了拍照的那个人。背景是：一座山，一个网球场，又或许是游泳池或小木屋。这些便是他从周末旅游和各式各样的别墅带回的照片，他和他的单身汉朋友在一起：打网球，和女孩们共度美好时光。他一直持续着这样的生活方式，直到他三十四岁。
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古老，坚固，都铎式风格，有花饰铅条窗、石板瓦屋顶和皇家规模的房间。买下它对我父母而言曾是一大步，是财富增长的信号。这是城中的黄金地段，尽管不是居住的合宜之地（尤其对孩子们而言），它的声望仍胜过其死气沉沉的特质。说来讽刺，父亲最终在那所房子里度过余生，可他起初却拒绝搬去那儿。他抱怨价钱（不变的主题），而当他最后软下来时，也是不情不愿情绪不佳。即使如此，他还是付了现金。一次付清。没有抵押借款，没有每月分期还款。那是1959年，他的生意做得不错。
我父亲逃避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因为他人的领域对他而言不真实，所以他对那领域的入侵亦由一部分他认为同样不真实的自己所完成，他把那部分自我训练成了一个演员，在一出关于整个世界的空洞喜剧中演绎他。这个自我的替身本质上是一种诱引，一个过度活跃的孩童，一个荒诞故事的虚构者。它不能严肃地对待任何事。
死亡从他那儿带走了他的身体。活着的时候，一个人和他的身体是同义词；死亡时，这个人和他的身体是不同的存在。我们说“这是X的身体”，就好像这个身体——曾经是这个人本身，不是代表他或属于他的东西，而就是这个叫X的人——突然间变得毫不重要。当一个人走进房间、你和他握手时，你不会感觉你是在和他的手握手，或和他的身体握手，你是和他握手。死亡改变了这点。这是X的身体，而并非X。句法完全不同。现在我们在谈论两种东西，而不是一种，暗示着这人继续存在，但仅仅作为一个想法，作为别人脑子里的一连串图像和记忆。就这身体而言，它只是一些肉和骨头，一堆纯粹的物质。
整整十五年他都一个人住。坚韧地、不透光地生活，仿佛对世界免疫。他不像一个要占据空间的人，而更像一块无法穿透的人形空间。世界在他身上弹开，被他撞得粉碎，有时依附于他——但从未穿越他。整整十五年，他出没于一所巨大的房子，完全独自一人，他就是在那栋房子里死去的。
三个星期前我得知父亲的死讯。那是个周日早晨，当时我正在厨房为小儿子丹尼尔准备早餐。楼上，我的妻子还在床上，在温暖的被窝里，享受着多睡几小时的奢侈。乡村冬日：一个寂静的、木烟缭绕的、雪白的世界。我满脑子想着前夜一直在写的那篇文章，正期待着下午能够重新开始工作。然后电话铃响了。我马上知道麻烦来了。没有人会在星期天早上八点打电话来，除非有不能等的消息。而不能等的消息总是坏消息。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到十二年间，他有一个固定的女性朋友，就是这个女人陪伴他出现在公众场合，出演正式伴侣的角色。不时会有一些关于婚姻的含糊讨论（在她的坚持下），每个人都以为这是和他唯一有关的女人。然而当他去世之后，其他女人开始冒出来。这一位曾爱过他，那一位崇拜过他，还有一位正打算和他结婚。首席女朋友为其他这些女人的出现所震惊：关于她们，我父亲从未向她吐露过一个词。每个人都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每一个都认为自己完整地拥有他。结果，她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关于父亲的哪怕一点点事。他成功地避开了她们所有人。
他缺乏热情，无论对一件事、一个人还是一种想法，在任何情形下他都无力或不愿显露自己，他成功地使自己与生活保持一段距离，以免深入事物的核心。他吃东西，他去工作，他交朋友，他打网球，然而尽管如此，他并不在那儿。就最深刻、最无法改变的意义而言，他是个隐形人。对他人隐形，很有可能对他自己也是如此。如果说，当他活着时，我不断寻找着他，不断试图找到这个并不在那儿的父亲，那么现在他死了，我仍然觉得必须继续寻找他。死亡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唯一的区别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回到家，我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兴致审视这些图片。我觉得它们难以抗拒，非常珍贵，近乎圣迹。它们似乎可以告诉我那些我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揭示先前隐藏的真实，而我仔细研究每张照片，全神贯注于最微小的细节，最无足轻重的影子，直到所有图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不想遗失任何东西。
他不抽烟，他不喝酒。对感官愉悦并不渴望，对精神满足也无饥渴。书令他厌倦，也很少有电影或戏剧能不让他睡着。就算在派对上，你也会看见他努力睁着眼睛，而更多的时候他会屈服，在椅子上入睡，在他周围仍有对话围绕的时候。他是个没有欲望的男人。你觉得什么都不曾侵入他，对于世界所提供的一切，他毫无需要。
孤独。但并不是指孤身一人。例如，不像梭罗为了寻找自身的位置而把自己放逐；也不是约拿在鲸鱼腹中祈求得救时的那种孤独。而是退隐意义上的孤独。是不必看见自己，是不必看见自己为他人所见。
他适合这种生活，所以我能明白他在婚姻破裂后为什么会回归这种生活。一个只有停留在自身表面才会觉得生活可以忍受的人，自然会满足于向他人仅仅呈现这个表面。只有很少的要求需要被满足，也不需要任何承诺。婚姻，从另一方面而言，关上了这扇门。你的生存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在那儿你不断被迫显露自己——也因此，总是被迫观察自身，检视你自身的深度。当那扇门打开后，再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总是可以逃离。你可以避免不情愿的面对，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只需要走开就行。
尽管如此，这房子对我似乎仍很重要，假如仅就它被忽视的程度而言——那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征兆，它本不可及，现在却通过无意识行为的具体图景得以显现。这栋房子成了父亲生命的隐喻，成了他内心世界准确而忠实的代表。因为尽管他保持房屋整洁并或多或少地维持原样，房子依然逐渐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解体的过程。他爱整洁，总是把东西放回原位，但没有东西他在意过，也从未打扫过。家具，尤其在他很少去的房间里，蒙上了灰尘和蜘蛛网，这是完全疏忽的信号；烧焦的食物在厨房炉子上结了厚厚一层污垢，已经没法清理了；碗橱里，有时在架子上经年煎熬的东西有：生虫的面粉、过期的饼干、变成坚固块状的一包包糖、再也打不开的调料瓶。每当自己烧饭吃，他会立刻卖力地洗盘子——但只是冲一冲，从不用皂液，所以每个杯子、每个碟、每个盘都会裹着一层肮脏的油腻。整栋屋子里，无论何时都拉着的窗帘变得如此破旧，以至于只要轻轻一拉就会把它们弄破。家具出现了裂缝，壁炉的热量从来不够，淋浴器也坏了。这栋房子变得破烂不堪，走入其中令人沮丧。你会感觉好像走进一栋盲人的房子。
——赫拉克里特
我很快就发现，父亲几乎没有做任何离开的准备。在整栋屋子里，我能察觉到的即将搬迁的唯一征兆是几箱书——他打算捐献给慈善机构的没有价值的书（过时的地图册，五十年前的电子学入门书，高中拉丁语法书，古代法律书）。除此什么也没有。没有等待被填满的空箱子。没有送人或变卖的家具。没有与搬家公司的预约安排。就好像他无力面对这些。比起清空这栋屋子，他更愿意简单地去死。死是一条出路，唯一正当的逃避。
因为不在乎任何事，他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溜进网球俱乐部，为了蹭饭吃而假装自己是餐饮评论家），而正是为了取得这些征服所运用的法术，使这些征服变得毫无意义。带着女人般的虚荣心，他避而不谈自己的年龄，编造着关于生意的谎言，只转弯抹角地谈论自己——用第三人称，仿佛在谈一个亲戚（“我的一个朋友有这问题，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每当情况变得棘手，每当他觉得自己被推到了显露自己的边缘，他会以谎言脱身。最终，谎言自动出现，并仅仅作为一个谎言本身沉溺于自身。原则是说得越少越好。如果人们永远不知道关于他的真相，那么以后他们就不会回过头来拿这些真相与他作对。谎言是获得保护的一种方式。所以，人们看见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个他，并不是真正的他，而是一个他创造的人，一个人工生物，他可以通过操纵这个人工生物来操纵其他人。他自己则保持隐形，他是一个从黑暗而孤独的幕后操控着自身他我的木偶线人。
他一直是个按部就班的人，一清早就出门上班，努力工作一整天，然后，当他回到家（在那些日子里，他并不工作到很晚），在晚餐前小睡片刻。在我们入住新居后的第一周，还没有完全搬进去住时，他犯了一个奇怪的错误。下班后，他没有开车回新居，而是按多年来的习惯直接去了老房子，他把车泊在车道上，从后门进屋，上楼进了卧室，在床上躺下，开始睡觉。他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用说，当屋子的新主人回家发现有个古怪男人在她床上睡觉时，她有点惊讶。但与金发姑娘的故事不同，父亲并没有跳起来落荒而逃。最终误解消除了，人人开怀大笑。直到现在，这故事仍让我发笑。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禁将之视为一个可怜的故事。一个人开车误返旧居是一回事，但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到里面的东西都改变了却着实是另一回事。即使最疲倦、最心不在焉的大脑都有个纯动物性反应区，会告诉身体处于何地。他一定是几乎没有意识，才会没看见，至少没感觉到屋子不再与以前相同。就像贝克特的一个角色所言：“习惯，是伟大的消音器。”而假如大脑不能对物理证据做出反应，那么当它面对感情证据时又会如何？
早在我们收拾好行李、踏上赴新泽西的三小时车程前，我便知道我将不得不写下关于父亲的事。我没有计划，对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也没有确切的想法。我甚至想不起曾为此做过决定。只是一种确信，一种从我获知消息那刻起便开始强加于我的责任。我想：父亲去了。如果我不快点行动，他的整个一生将会随之消逝。
发现这些照片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它们似乎可以重新确认父亲在这世界的物理存在，给我一种他依旧在那儿的幻觉。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我以前从未见过，尤其是那些他年轻时的照片，这给了我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我正第一次遇见他，好像他的某个部分刚刚开始存在。我失去了父亲。但同时，我也找到了他。只要我把这些照片放在眼前，只要我继续全神贯注地细看它们，他就好像仍然活着，即使他死了。或即使不算活着，至少也没有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以某种方式被悬置了，被锁在一个与死无关的宇宙，在那儿，死亡永远不得其门而入。
对我而言，假如那段日子里有一个最糟的时刻，那就是我在滂沱大雨中走过屋前的草坪，手中捧着父亲的领带丢进“亲善团卡车”的后车座。一定有超过一百条领带，其中大部分我从童年时期就记得：那些花样、颜色、形状早已深植入我最初的意识，一如父亲的脸一样清晰。看着自己把它们像垃圾一样扔掉令我无法忍受，而就是在那时，恰恰在我把它们扔进卡车的那一刻，我几乎流下了眼泪。与看着棺木被降入地下相比，扔掉这些领带的行为对我而言更像是葬礼。我终于意识到父亲死了。
某一天，生命犹存。比如说，一个人在最健康的时候，一点都不老，没有任何病史。一切如常，仿佛会永远如此。他度过一日又一日，独善其身，只向往着前面的生活。然后，突然之间，死亡不期而至。他微微叹了口气，重重倒在椅子上，而这便是死。这么突然，没有留下一点思索的空间，不给大脑任何机会来想出一个或可安慰的词。除了死亡，除了人难免一死这个无法简化的事实，我们一无所有。久病后死去，我们可以顺从地接受。甚至连意外死亡，我们也可以归咎于命运。但对于一个没有明显原因便死去的人，对于一个仅仅因为他是个人便要死去的人，死亡将我们带到一个离生与死的隐形边界如此接近的地方，以至于我们不再知道自己在哪边。生变成了死，仿佛死一直拥有此生。毫无预警的死。也就是说：生命停止了。而生命可能在任何时候停止。
在那最后十五年间，他几乎没有改变过房子里的任何东西。他没有添置任何家具，也没有丢弃任何家具。墙壁保持着原来的颜色，锅碗瓢盆未曾更新，甚至我母亲的衣服也没有扔掉——而是存放在阁楼一个柜子里。房子的规模令他不必对容纳其中的东西做出任何决定。这并不是因为他贪恋过去，想把房子当博物馆保存。相反地，看上去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疏忽支配着他，而不是记忆；尽管他继续在那栋房子里度过了那些年，他仍然好像一个陌生人似的住在里面。当一年年过去，他在房子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几乎每顿饭都在餐馆吃，把社交活动安排得每夜都很忙，把房子当成一个不过用来睡觉的地方。若干年前，有一次我碰巧向他提及我从前一年的写作和翻译中挣了多少钱（以任何标准而言都是个小数目，但比我曾经赚过的钱多），他的反应很有趣：单单在外就餐，他就花得比这多。要点在于：他的生活并非以居住的地方为中心。他的房子只是他不停流动的存在中众多停留地之一，缺乏中心把他变成了永远的局外人，自身生命的游客。你永远不会觉得可以找到他的确切位置。
我无法把事情想得更好些。
在他卧室的壁橱里，我找到了几百张照片——藏在褪色的马尼拉纸信封里，粘在扭曲的照相簿黑页间，零星地散落在抽屉中。从它们存放的方式，我推测他从来不看这些照片，甚至忘了它们在那儿。有本非常大的相册，用昂贵的皮面装订，封面上有镀金的标题——这是我们的生活：奥斯特一家——但里面完全是空的。某人，很可能是我母亲，曾经不辞劳苦地订购了这本相册，却没人花心思去填满它。
一张名片背后，有个草草涂写的电话号码：H.姆伯格——制作各种垃圾桶。父母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拍的照片，1946年：母亲紧张地坐在一头牛身上，为了拍那种一点都不好笑的趣味照片，我突然觉得世界总是那样不真实，即使在好久以前。一个放满榔头、钉子和二十多把螺丝起子的抽屉。一个文件柜，里面塞满了1953年后注销的支票和我六岁生日时收到的贺卡。然后，藏在卫生间一个抽屉的最下面：标着姓名首字母的牙刷，它曾经属于我母亲，十五多年来没人碰过、看过。
曾有一小段时间，我们一家人住在那儿——父亲、母亲、妹妹和我。父母离异后，大家分开了：母亲开始了新生活，我离家去上大学，妹妹和母亲在一起，后来她也上了学。只有父亲留了下来。因为离婚协议里有一个条款，规定母亲仍然拥有这栋房子的一部分以及若房屋变卖、母亲将获得收入的一半（所以父亲不愿将之变卖）；或者是因为对改变生活的某种隐秘的拒绝（这样才能向世人说明离婚事件并未以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方式影响了他）；或仅仅出于惯性，一种阻止他采取任何行动的情感倦怠，他继续留在那儿，独居在一栋可以容纳六七人的房子里。
每次打开抽屉或把头探入橱柜，我就感觉自己像个闯入者，一个洗劫思想秘密之地的夜盗。我不断盼望着父亲走进来，用怀疑的眼神注视我，问我究竟认为自己在干些什么。他无法抗议，这似乎不太公平。我无权侵入他的隐私。
他的朋友和家人觉察到他在那栋房子里疯狂的生活方式，一直敦促他把房子变卖了搬去别处住。但他总是用一句含含糊糊的“我在这儿很好”或“这栋房子蛮配我的”成功地将他们打发。然而到最后，他的确决定搬走了。在最后一刻。他去世前十天、我们最后一次电话交谈时，他告诉我房子已经卖了，一切会在2月1号搞定，大约三周后。他想知道房子里是否有什么东西我会用得上，而我答应与妻子和丹尼尔一有时间就去一次。我们还来不及去，他就死了。
这栋房子渐渐变得像一出老套讽刺喜剧里的场景。亲戚们蜂拥而至，想要这件家具或那件餐具，他们试穿我父亲的套装，翻箱倒柜，像一群鹅叽叽喳喳。拍卖师跑来查验货色（“没有天鹅绒面，它一文不值！”），他们嗤之以鼻，一走了之。垃圾工人穿着笨重的靴子进来，拖着成堆的垃圾离开。抄水表的来抄水表，抄煤气的来抄煤气，抄用油量的来抄用油量。（其中一个，我忘了哪个，多年来父亲给他惹了很多麻烦，他以一种恶意串通的口气对我说：“我不想这么说。”——意思是他想说——“但你父亲真是个讨厌的混蛋。”）地产经纪人跑来为新主人买些家具，结果倒为自己弄了面镜子。一个开古玩店的女人买走了我母亲的旧帽子。一位拾荒者带来了一个助理团队（四个黑人分别叫路德、尤利西斯、汤米·普莱德和乔·萨普），他们拉走了所有东西，从一套头巾到一个坏面包机。等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剩下。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一丝怀念都没有。
这清单无穷无尽。
他没有妻子，没有依赖于他的家庭，没有人的生活会因他的缺席而改变。就零星的朋友而言，或许会有短暂的惊愕，会因为想到生死无常而严肃起来，一如念及丧友之痛，随后是一小段哀悼期，然后便什么都没了。最终，就好像他根本未曾活过。
即使在他去世前，他就已经一直缺席；与他最亲近的人们早已学会接受他的缺席，将之视为他存在的基本特质。既然他死了，这世界也不难接受他已永远离去的事实。他生命的特性使人们对他的死已有准备——这是预料之中的死——如果人们想起他，当人们想起他，那也会是模糊的，至多是模糊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