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他对于钱是如此吝啬，几乎成了一种病。他并未达到否认自己需要的程度（因为他的需要极少），而是更微妙地，每次当他不得不买东西的时候，他会选择最便宜的。这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讨价还价。
每天早起晚归，中间就是工作，只有工作。工作是他生活其中的国度之名，而他是它最伟大的爱国者之一。不过这并不是说，工作于他是一种乐趣。他努力工作是因为想赚取尽可能多的钱。工作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挣钱的手段。但那目的不是可以为他带来乐趣的东西。一如年轻马克思所写：“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们连接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不能够解开和系紧任何纽带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普遍的离间手段吗？”
暗含在这种态度里的是一种感知上的原始主义。一切差别都被消除，一切东西都被减至它们的最小公分母。肉就是肉，鞋就是鞋，笔就是笔。你能够在牛肩肉和后段T骨牛排之间选择变得无关紧要，三十九美分一支的一次性圆珠笔和可以用上二十年的五十美元水笔之间变得没有差别。真正精细的物件几乎受到憎恶：它意味着你要不得不支付额外的价钱，而这在道德上是错的。在一个更宽泛的层面，这种状况将其自身转化为一种永久性的无感状态：他对那么多东西视而不见，他否认自己与世界的形状和质地的亲密接触，切断了自己体验美学愉悦的可能性。他眼中的世界是个实用之地。里面的每样东西都有一个价值和一个价格，他的想法是对于需要的东西，尽可能支付一个最接近价值的价格。每样东西都仅仅以其功能来理解，以它值多少钱来评判，而从不作为一个有它自身特性的、本质的物件。在某种意义上，我想这一定令他觉得这个世界索然无味。统一，乏味，没有深度。如果你仅仅从金钱的角度看这世界，那么你最终根本就没看到这世界。
偶尔在饭店里家庭聚餐：我们总是不得不点菜单上最便宜的东西。这成了一种惯例。是的，他会说，一边点头，那是个不错的选择。
“当奥斯特夫人离开法庭时，她的女儿前来迎接……还有两位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耐心地在法庭等待判决释放他们的母亲……
比如说，他们经常搬家。对我父亲而言，一年里上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学校并非少见。因为他们没有钱，生活变成为了赖掉房租和躲债的一连串逃离。一家人本就自我封闭，这种游牧生活更将他们和外界完全隔绝。没有持久的参照点：没有可以依靠的家、城市和朋友。只有这家人自己。这几乎就像在隔离区生活。
他从不带我们去看电影的借口：“为什么要出去花上一大笔钱呢？一两年之后电视里会播的。”
作为幼子，我父亲是四兄弟里最忠诚的，也是最不受他人尊敬的一个。他工作最卖力，对侄子侄女最慷慨大方，然而这些事情从未得到完全认可，更没有获得感激。我母亲回忆起婚礼那天，在仪式后的派对上，他的一个兄弟竟然提出要和她发生性关系。他会不会真的做出越轨行为是另一回事。但仅仅像那样挑逗她这一事实就大致说明了他对我父亲的感情。人们不会在别人的婚礼上做那种事，即使他是你弟弟。
这就是任性之治。对一个孩子而言，这意味着天可能随时塌下，意味着他永远不能确定任何事。因此，他学会了永远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他自己。总会有人跑来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来证明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他学会了永不要求太多。
我记得有个小小的、干瘪的生物，坐在纽瓦克维夸希克区一所两居室的前厅，读着《犹太每日先驱报》。尽管我明白无论何时看见她，我都不得不亲吻她，但这样做依然令我畏缩。她的脸如此皱纹密布，她的皮肤如此残忍地松弛。更糟的是她的味道——我很后来才认出来是樟脑的味道，她一定是把樟脑放在了衣柜抽屉里，经年累月渗入她衣服的质地中。这种气味在我脑中与“祖母”的概念形影不离。
家族的核心是我祖母，一个犹太优垦妈妈，一个终结所有母亲的母亲。残忍，执拗，她是老大。是对她的共同忠诚使兄弟们如此亲近。即使作为成年人，各有妻儿，他们仍会在每周五晚上到她家晚餐——不带各自的家庭成员。这是真正重要的关系，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其中必定有一些喜剧性的意味：四个大男人，个个身高超过六英尺，守着一个小而老的女人，她要比他们矮一英尺多。
数年之后，我和妻子住在纽约，他有时会带我们出去吃饭。台词永远一模一样：当我们把最后一叉食物放进嘴的那刻，他会问，“好走了吗？”甚至不可能再考虑甜品。
我记得，她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唯一一次她给我礼物，是一本二手或者三手的童书，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我记得我把它从头到尾读了，我甚至还能回忆起其中一些章节。比如说，富兰克林后来的妻子，在初次见到他时嘲笑他——那时他正夹着一个巨大的长棍面包走在费城大街上。书的封面是蓝色的，里面有很多剪影插图。那时候我一定只有七八岁。
更好的，当然，意味着更糟。
作为一个孩子，有时在公众场合我会真的为他尴尬。和店主讨价还价，对高价大动干戈，据理力争，就好像他那大丈夫气概正受威胁似的。我清晰地记得一切如何在我内部枯萎，记得我希望能够身处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除了我曾在的那儿。一桩和他一起去买棒球手套的事从记忆中跳出。有两星期，我每天放学后会去那家商店，羡慕地看着那副我想要的手套。随后，当某天傍晚父亲带我去那家商店买下它时，他对着销售员大发脾气，以至于我担心他就要把他撕成碎片。震惊之余，我怀着受伤的心告诉他算了，我根本不想要那副手套。我们离开那家店时，他提出为我买个蛋筒冰激凌。反正那手套也不好，他说。下次我给你买一副更好的。
箱子里没什么有趣的东西：一套雕刻刀，一堆仿造的珠宝。还有一本硬塑料封面的口袋书，一个带柄的八角形盒子。我把这东西给了丹尼尔，他立刻就把它当作一个移动车库，来停放他那小卡车和小汽车组成的车队。
基诺沙报纸上描绘的她并非不准确。她为她的孩子们而活。（贝克律师：一个像这样有五个孩子的女人能到哪儿去？她依赖他们，法官也能看出他们依赖她。）同时，她是个暴君，经常尖叫，歇斯底里地发作。当她生气时，她会用扫帚打儿子们的头。她要求忠诚，她得到了。
我想，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至少对于基诺沙的报纸读者，对于聪明的贝克律师，以及，毫无疑问，对于我的祖母都是如此。当然，对于奥斯特一家的命运，没有更多的说法。公共记录随着他们宣布东迁而告终。
和他在一起会让你紧张。你会觉得他总像是马上要走的样子。
次日，他也被释放了。“‘我要回工厂工作去，’奥斯特对地方检察官说，‘一赚到足够的钱，我会在兄弟的墓前竖一块墓碑，然后我要把精力用来支持住在奥地利的那个兄弟的孩子们，他在奥地利参军时阵亡。’
父亲一生都在努力工作。九岁时，他有了第一份工。十八岁时，他与一位兄弟一起做修理收音机的生意。除了受雇为托马斯·爱迪生实验室助理的短暂时期（次日他即被解雇，因为爱迪生知道了他是个犹太人），父亲一直只为他自己工作。他是位非常苛刻的老板，远比任何陌生人都苛刻。
父亲去世后，我发现了一个大衣箱，那衣箱曾经属于他母亲，如今在屋子的地窖中。箱子锁着，我决定用榔头和螺丝起子把它撬开，其中或许会有一些被掩埋的秘密，一些失落已久的宝藏。当铁扣落下、抬起箱盖时，就在那儿，又一次地整个都是——那种味道，朝我飘来，直截了当的，容易察觉的，那味道仿佛就是我祖母本身。我感觉仿佛刚刚打开她的棺材。
他们的习惯来自彼此，说话时的样子，小小的手势，如此相似以至于很难分辨哪一位才是某种态度或想法的始作俑者。我父亲的感情是坚定的：他从未说过兄弟们一句坏话。这是又一个“不管他做了什么而只看他是谁”的例子。如果他的一个兄弟碰巧怠慢了他或者做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我父亲仍然不会加以指责。他是我哥哥，他会说，就好像那解释了一切。兄弟情谊是首要原则，是无可争辩的公理，是唯一的信条。一如对上帝的确信，质疑它就是离经叛道。
有一次，我父亲送报积攒了十或二十美金的巨款，准备给自己买辆新自行车，他的母亲走进了房间，撬开他的小猪储蓄罐，不带丝毫歉意地把钱拿走。她需要这些钱来付账单，而我父亲孤立无援，无处诉说他的委屈。当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目的不是说明他的母亲是如何粗暴对待他的，而是证明家庭利益如何总是高于家庭成员利益的。他或许曾感到不快，但他没有抱怨。
在关于此案的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报纸报道说，“奥斯特夫人正打算在几天之内把孩子们接到东部去……人们认为奥斯特夫人采取这项行动是听取了律师们的意见，他们劝她应该去往一个新家，在一个没有人知道案情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昨天晚上当我听到判决的时候，’他在周日早晨接受采访时说，‘我倒在了地板上。我不能相信在杀害了我的兄弟、她的丈夫之后她竟然可以被无罪释放。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接受了。我无法理解，但我现在只能放手。我曾经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但我失败了，我现在只能接受法庭所说的一切。’”
因为父亲很少与我谈及过去，我对此后的事所知甚少。但根据他提到的少数事情，我对于整个家庭的生活环境能够形成一个大致的看法。
他的迟钝有喜剧的一面。而有时这对他很有好处。
整个一生他都梦想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他要的并不完全是金钱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东西：不仅仅是世人眼中的成功，而且是一种令自己变得遥不可及的方式。拥有金钱不仅意味着有能力购买东西：它也意味着世俗的需求永远不会影响你。于是，金钱作为保护，而非乐趣。他的童年一直没有钱，因此在世界的反复无常间容易受伤，对于他，财富成为了逃避的同义词：逃离伤害、苦难，不会成为受害人。他并不试图购买快乐，而仅仅是不快乐的缺席。金钱是万灵丹，是他身为人类最深最难以表达的欲望对象。他并不想花钱，他想拥有它，他想知道它在那儿。于是，金钱并非作为长生不老药，而是作为解毒剂：当你进入丛林时口袋里随身携带的一小瓶药——只是以防你被毒蛇咬到。
4月14日。“‘现在我比此前十七年都要高兴。’星期六下午奥斯特夫人在审判结束后与每一位陪审团成员握手时说。‘只要哈里活着，’她对其中一位说道，‘我就会担心。我从未懂得真正的幸福。现在我很遗憾他不得不死在我手里。现在我就像曾经期待的那样快乐……’
有一次他们很难得地带着妻子过来，一位邻居碰巧进屋，惊讶于如此大的聚会。这是你的家人吗，奥斯特夫人？他问。是的，她答道，带着骄傲的笑容。这位是——。这位是——。这位是——。这位是山姆。邻居有点儿受惊了。那么这些可爱的夫人们呢，他问，她们是谁？哦，她随意地挥手答道。那位是——的。那位是——的。那位是——的。那位是山姆的。
“在郡监狱，山姆·奥斯特……尽管他不能理解这一切，说他愿意接受十二位陪审团成员的决定……
我父亲曾是家中幼子，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在仰视他的三个哥哥。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家叫他“小家伙”。他受哮喘和过敏之苦，在学校成绩优秀，在橄榄球队里打边锋，在纽瓦克中心高中田径队里跑四百四十码。他于大萧条开始的第一年毕业，去一间法律夜校读了一两个学期，然后辍学，就像他的哥哥们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
四兄弟黏在了一起。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有种中世纪式的忠诚。尽管他们有不同之处，在许多方面甚至并不相互喜欢，我仍然不把他们看作四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看成一个家族，一个四人组的团结景象。他们中的三位——最年轻的三位——最后成了商业伙伴，住在同一个城市，而第四个，仅仅住在两个城外，也被另外三位拉进了生意。我父亲几乎没有一天不见他的兄弟们。他的整个人生都是如此：六十多年里的每一天。
长篇大论地批评家里开着太多的灯。他总是说要买低瓦数的灯泡。
收音机商店最终变成了一家小型电器店，随后又变成一家大型家具店。从那儿起步他开始涉足房地产（比如，买了一栋房子供他母亲居住），直到房地产渐渐取代商店成为他的首要关注点，房地产本身成了一桩生意。与两位兄弟的合伙关系从一样东西延续到下一样。
他总是非常不自在。他无法坐着不动，不会说客套话，不能“放轻松”。
“今天早上的会议透露山姆·奥斯特是奥斯特五兄弟里最小的一个。在世界大战中，三个男孩加入了奥地利军队，他们全部阵亡。”
父亲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直到他比我现在都大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独自生活的人，他是那个被留下照顾她的人。然而，要说他离不开母亲是不对的。他太独立了，被哥哥们灌输了太多男子气概。他对她好，尽责细致，但也不能说不保持一定距离，一点不任性。他结婚之后，她经常打电话给他，关于这个那个向他发表长篇大论。我的父亲会把听筒放在桌上，走到房间另一端，自己做几分钟杂事，然后回到电话旁，把电话拿起来，说些平淡乏味的话让她知道他在那儿（噢—哦，噢—哦，嗯嗯嗯嗯嗯嗯，对），然后又一次跑开，来来回回，直到她自己说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