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尼克松对邓小平说的：“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利益。”
已经沿着邓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了如此之远的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倒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像个人一样，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是在已试验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方开始试验经济局部自由化的。当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徒时，中国曾是国际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赖苏联的赏赐。在“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才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潜力未能在国内发挥，而中国的国家潜力则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毛和周的最伟大遗产之一是，他们终于转向西方，把中国领进了２０世纪。他们的接班人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１９８２年的会见是在９月８日这天举行的。邓小平再次对１０年前尼克松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所做的贡献表示了赞赏。同时，邓小平也非常直率对尼克松说：“你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到中国来的。”但是，“反过来中国同美国改善和加强关系，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的。”
邓小平与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们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下属是个威胁。相反，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１９９９：不战而胜》这本书中，称赞邓小平是“２０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观的。”他高度评价中国在经济、政治改革中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认为这应归功于邓小平。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时间。今天中国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亲身经历改革并从中得益的年轻领导人，将成为继续改革和扩大改革的鼓吹者。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威望。中国将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于自由。
西方有许多的幼稚的观察家坚信：邓的长期计划是使中国中止共产主义统治。邓的改革确实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邓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２１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邓小平作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竞争对手不是他下面的年轻人，而是他周围的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为他们想像中的国家后果而担忧，而邓则欢迎和鼓励出现这个后果。他们仍怀念着他们和邓小平一起曾为之而战斗的革命理想；邓小平则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国的体制，否则，１０亿张饥饿的嘴会把这些理想化为灰烬。１６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在他生命垂危时曾绝望地写道：“若少已知之，则老可行之。”８４岁的邓小平不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知”和“行”的结合产生巨大威力，它推动世界１／５的人为新的繁荣和成为世界领袖而奋斗。
自从１９７２年尼克松主动打开了关闭２３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尼克松以他从全球战略角度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成为美国战后最擅长于外交事务的总统。尼克松１０年的中国之行（１９７９－１９８９），目睹了中国在全球战略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地位和改革开放给中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更加敬重邓小平。
毫无疑问，邓小平给尼克松留下的印象是难忘和深刻的。他说：“我见过邓小平四次，１９７９年在华盛顿，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９年在北京。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
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有关邓小平的章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对邓小平的仰慕与称赞。他说邓小平“能看到专家们不可想像的东西。的确，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从未做过的”，“撇开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不谈，邓正在打赌的是：中国不会背弃好东西”。还说，“邓小平退居一旁，留下了他所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这样，他表现出了他的高超灵巧的政治奇技。”邓小平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他还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我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５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四次访问中，我见到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上在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方面最进步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拿破仑曾经把中国叫做‘睡的巨人’。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觉醒的巨人，它永远抛弃了它在６０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这次革命使中国摆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教条。邓小平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前的长征途中，一直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一起。他为１９４９年创建新中国及巩固新政权所做的贡献使他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个值得信赖的部下，但是，他对毛泽东搞的“大跃进”感到苦恼。他在６０年代第一次试图提出改革建议，但却引起了极端的毛主义者对他的猜疑。１９６７年，他被流放到外地，但到１９７３年，又重新成为周恩来的可靠接班人，前者向经济现代化迈出的谨慎的第一步也遭到毛泽东的阻挠。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和即将去世的周恩来开始继续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指导方针。很快，激进派又反掌一击，再次使邓小平下台，留下周恩来一人在权力的边缘渡过了他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但是不久，国家建设者们战胜了狂热势力，粉碎了“四人帮”，两次下台的邓小平又成了中国的“最高领袖”。
尼克松说：我见过邓小平四次。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
这次会见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召开（９月１日至１１日），而此前的８月１７日，中国政府与美国的里根政府刚刚发表了“八·一七公报”。邓小平和尼克松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冷静地说：“当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他指出，发展中美两国关系还有很多障碍，但最大的障碍就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和更具有长期影响的《与台湾关系法》。
尼克松离开白宫后，潜心著述，并一直是他的继任者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咨询顾问之一。尼克松先后出版了１０本著作，主要是：《六次危机》（１９６２年）、《尼克松回忆录》（１９７８年）、《真正的战争》（１９８０年）、《领袖们》（１９８２年）、《真正的和平》（１９８４年）、《越战不能重演》（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９：不战而胜》（１９８８年）和回忆录《角斗场上》（１９９０年）、《超越和平》（１９９３年）。这些作品都已在中国翻译出版。
这或许正是对中美关系最明智最客观最科学的概括。其实世界不就是如此么？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由此，我们相信，维护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有益，同样，也是对世界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邓小平说：“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如果要堵住漏洞，就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发展中美战略关系，而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领域宽得很。邓小平告诉尼克松，正在进行的“十二大”肯定了中美关系。但他同时也说：“问题是还要走着看。”
这里，我们不妨摘选一段，看看尼克松眼里的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印象———
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尽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好不过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