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通过法拉奇“考试”之后的整整１０个月后，１９８１年的６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于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他仍然强调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严肃地说：“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如今，这场特殊的“考试”早就结束并已经成为历史。为了中国的未来，邓小平在这场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考试中，到底能得多少分已经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邓小平以他清醒的睿智、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给现代中国和世界赢得了稳定、发展、和平与进步。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邓小平以他超群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给历史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邓小平顺利通过了“考试”，他的成绩如何？历史和人民都已经有了最好的评价。
接着邓小平还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定稿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１９４５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法拉奇的中国之行，邓小平与她两次畅谈，绝非是邓小平的应急之作，而是他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经过周密思考的结果。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９日，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１９５名中央委员、１１４名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５３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见证了这个“写作长达一年，中间经过４０００人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的讨论和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等四轮讨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后通过的情景。
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就在邓小平和法拉奇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谈话之间的８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现在准备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把建国后３０年的历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邓小平还指出，“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的话。”
我想，４年之后，当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的时候，他之所以高兴地说他同法拉奇谈了七八个小时，给他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并深有感慨地说他“总算通过了考试”，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通过并公布于世是血脉相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