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机敏地说：“你们也会？那就达成协议。”
１０月２１日傍晚６时２５分至８时０５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和基辛格进行了交谈。副总理邓小平、外长乔冠华、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等都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我接受博士（英语也是医生的意思，一语双关）的嘱咐。
这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但他仍然坚持站着欢迎他们，握手寒暄后并让摄影者拍照。从现存的录像资料看，毛泽东说话已经相当缓慢，手势也显得困难。在毛泽东与基辛格的夫人握手时，说基辛格夫人个头比基辛格还高，还跟基辛格开玩笑说，娶了个高个子的女人是什么感觉。
毛泽东：但是你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毛泽东：你知道我浑身是病，我很快就要上天堂了。
毛泽东已经十分习惯与基辛格进行幽默的对话，就很高兴地说：“博士阁下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我和上帝的关系，真是厉害啊！我拿他也没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０ＲＤＥＲ。”
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所谓“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方式可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邓小平还表示，在美国接受三原则之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正常化问题。
在座的中国人都忍不住笑起来。翻译成英语后，美国人才笑了。福特笑过后，领悟了其含意，这才露出了尴尬，说：“（骂娘）我们也会。”
毛泽东：在一百年内。
这个时候的中国政坛，又到了一个非常时刻。周恩来总理因为病魔缠身，已经不能接待外宾了。尽管邓小平还在主持中央工作，但政治上已经开始刮起一股歪风邪气。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又说到当前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不点名地批评邓小平已经开始了。
毛泽东：我们诚挚地邀请他来访。
福特没有领悟出毛泽东是在含蓄地批评他放空炮，就说：“我不相信这点。”
基辛格：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指指胸口又拍拍双腿：“我不好，我有病。博士好吗？”
毛泽东先问福特：“你好吗？”
１０月１９日，基辛格抵达北京。邓小平作为中国方面的主要代表接待了基辛格，并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与基辛格举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
毛泽东讲话已经不甚清晰，是由唐闻生与王海容重复他说的话，确认没有错，然后才进行翻译的。要不然就是由他的护士拿着一本记事本，让他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毛泽东都不断用力地用手和手指作出手势，以强调他的重点。但他的头脑仍然非常清醒，思路十分明晰。毛泽东还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头说：“这个部分还行，我能吃能睡。”然后又用手拍拍腿说，“这些部分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总之，我感到不行了。”
毛泽东笑了：“不错，又达成协议。”
基辛格：你用英文说，也写下来了。能不能把这给我？
毛泽东：副总理邓小平说过，小米加步枪。
福特总统一行抵达北京的次日（１２月２日）下午４时１５分，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福特总统与基辛格国务卿，邓小平、黄镇与布什也参加了会见。
两人在讨论了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在欧洲打仗会不会使用核武器等问题之后，毛泽东和基辛格还谈起了经常爱看报上的国际新闻，就说起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是犹太家族拥有的，还针对西方批评中国的论调，自嘲地说“我批准外国人都在我面前拍桌子，骂我的话，我只会感到高兴”的话。
毛泽东亲自掌握着中美关系的进程，拿尼克松与福特相比，是对福特的对华政策甚为不满。他眯缝着眼睛望着福特，以其特有的幽默略带讽刺意味地说：“我们没有本钱，尽放空炮。”
基辛格：我们到北京来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对世界情势的看法比我们打交道的任何国家都要清楚，而我们和贵国若干观点一致……相当多。
毛泽东：好。（他把他写下的便条递给基辛格）。
福特有点疑惑地问：“他是给上帝下命令吗？”
基辛格笑着说：“很好。我很高兴来到您这里。”
屋里的气氛很轻松了。毛泽东举起手来指着基辛格说：“总统阁下，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他们的具体谈话，我们可以从《基辛格秘录》一书中了解到一些精彩片断：
福特点头并致意：“我很好，希望你也很好。”
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在中美关系上的意见是肯定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基辛格离开北京的前夜，基辛格与乔冠华讨论美国的声明草案。乔冠华拒绝了美方建议的公报，提出了一个美方觉得不能接受的公报，基辛格也拒绝了。乔冠华明确地说，中国准备举行不要公报的高级会晤，这使基辛格很恼火。会议在凌晨中断，没有达成协议。分手时，乔冠华表示说，中国政府不能保证美国总统将受到热烈的欢迎。有评论说，这次基辛格访问是从北京两手空空地返回华盛顿的。
福特与基辛格都紧张起来，望着毛泽东。
基辛格佯作惊讶说：“要是你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这是基辛格第８次访问中国了。这次他是带着为美国总统福特年底正式访问中国来做前期准备工作的重要使命来到中国的。
会谈中，基辛格对邓小平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两国都对对方无所求。”
福特与基辛格这才松了一口气，基辛格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坚持这一点。”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日，“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刚刚步出机舱的福特的脸色是阴沉的。眼尖的基辛格已在总统夫妇身后兴奋地报告：“好哇，邓小平已在舷梯前迎候总统了。”他的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中方还是很重视福特的访问的。
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他不准我去见上帝。”
基辛格：我们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基辛格：不会的。
邓小平针对美方一系列违反《中美上海公报》的做法，在当晚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特别强调说：“三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辛格：我希望你还要很长的一段日子才会接受邀请。
基辛格：上次我到这儿，主席也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做手势，计数）很难讲。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实在难说得很。
毛泽东：是的。
毛泽东：快了。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信了。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越喊越高，邓小平露面就越来越少了。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２日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但在“消失”两星期之后，邓小平又突然露面了！———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下午３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的时候，电视镜头中出现了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致悼词。
毛泽东：是蛮重要的，但没那么重要。（用手指作手势）你们是这个（两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大），我们是这个（两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小）；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
毛泽东：那样靠不住。那些话不可靠。……（拍自己的两个肩膀）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
邓小平接着说：“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在对待国际问题上，我们认为，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正是这一点，我们欣赏尼克松总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福特说：“我们可以以很有力量的语言来反对某一个捣乱的国家。”
像过去毛泽东亲自掌握着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详情一样，毛泽东虽然已经疾病缠身，仍然很详尽地了解了邓小平与福特会谈的具体内容。寒暄过后，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还是明知故问：“你们谈了些什么？”
毛泽东：但是你们现在有中国的台湾。
邓小平说：“我们非常欣赏尼克松总统在会见毛主席时首先讲的话。他说，他是出自美国自身的利益来到中国的，中方欣赏尼克松迈出了这勇敢的一步。我们理解他这个话的真实性，不是一种外交语言。就是说，他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同中国打交道的。”
虽然福特访华在消除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障碍———台湾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仍然有助于保持和扩大中美两国在四年前开始的实现关系正常化方面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势头。福特再一次告诉中国领导人，他们要等到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才可以期待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不久，福特在总统大选中败于卡特之手，中美建交便与他无缘了。
本来，从１９７４年底到去年初以来，毛泽东是一直支持邓小平出来全面抓整顿的。毛泽东将邓小平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还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是后来在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四人帮”便高兴得恨不得立即就将邓小平打倒。但是，毛泽东有自己的打算，他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便提出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很希望像邓小平这样有威信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从而达到两人继续合作并同时堵江青等人的口的目的。然而，邓小平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绝不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后来，邓小平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告状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的。毛泽东认为刘冰“写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批示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１１月３日，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１月下旬，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有百多名老干部与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基辛格：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件事情。
基辛格：不是一百年。
１９７６年元旦一过，邓小平真的就突然闲下来了。除了被他视作同志、战友和兄长的周恩来的病危令他心情沉重之外，一股矛头对准他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急了，如今他只是“专管外事”了。但最后的两次外事活动，一次是元旦那天中午，会见并宴请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就是１月２日上午，会见了以共和党众议员玛格丽特·赫格勒夫人为团长、民主党众议员帕奇·明克夫人为副团长的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全体成员。之后，他就又“靠边站”了。
毛泽东和客人一一握手后，请大家入座。
基辛格：多谢。（美国）总统非常希望能够访问中国，也非常希望能和毛主席见面。
基辛格：是的，但是主席过去常说，军事力量不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
会谈时，福特告诉邓小平说：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至１９７６年大选后再照日本方式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准备把驻台美军削减一半，即从２８００人减少至１４００人。他还一再强调说，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解决问题以外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基辛格：至少，我不认为需要一百年。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欢迎福特总统来访，也谈到了自己患病的具体病情。
基辛格：主席，我看了我们两年前的对话记录。我认为它是最深入的国际事务记录之一。我们对它非常重视。
基辛格：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我说过，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不久，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而基辛格也因为福特的竞选失败而离开了白宫。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不让去。”
毛泽东：的确。
毛泽东：但有些事我们必须等待观察，我做的一些评估还有待客观的情势来推动。
毛泽东与福特的会谈，虽有轻松、幽默友好的气氛，但却掩盖不了这次高级会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对于福特此次访华，中共党史专家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评述说：“与先前的尼克松政府所作的承诺相比，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个退步。由于美国政府不能作出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的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化被推迟了。”美国的美中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在其专著《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中也评述说：“福特在北京的会谈气氛很友好，但却平淡无奇。一位与会者回忆道，这次首脑会议是他所参加过的最索然无味的会议。但表面看来似乎一切进展顺利。当福特和毛会谈时，竟有半个小时无话可说，他们只是在履行日程而已，并非在昭示世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和谐。”
毛泽东继续用幽默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是骂娘，我们还有点本钱。”
毛泽东：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因为它现在要不得。现在那儿有非常多的反革命分子。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
毛泽东：不（把两个手指握得很近）。所以你们和他起了争执（指着副总理邓小平）。昨天，你对他说到，美国对中国无所求，中国对美国也无所求。我的看法是，这种说法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的。台湾是小问题，全世界才是大问题。（开始咳嗽了，护士帮助）要是无论哪一边对另一边都无所求，你们干吗要到北京来，我们又为什么要接待你和贵国总统？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基辛格不禁佩服邓小平的精明，有一种自知理亏的尴尬。
没待邓小平开口，福特抢先说：“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形势。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基辛格：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得不到。
这次中国之行，基辛格是在即将离开北京的最后时刻，才被告知毛泽东将会接见他的。
福特当然听得懂这个坚强的矮个子的弦外之音。他这次来华，尽管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却不准备在会谈中提出原来准备的“倒联络处”（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湾设联络处）方案了。
邓小平咄咄逼人，措词强硬，与基辛格尖锐交锋。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不久，邓小平又“靠边站”了。
基辛格：我们非常重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毛泽东反应敏锐地回答：“博士是向我下命令。”
然而这次会见，其实邓小平的心情已经十分复杂了。当时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家与中国问题分析家们，根据这些年北京政治气候的规律，已经判断邓小平“大权旁落，又开始处于极为难受的状况”。外电报道邓小平在１２月初与到访的福特总统会谈时，“显得心事重重，大概是在考虑一旦周总理病逝，将会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影响”。福特总统在回忆此次与邓小平的会谈时说，“发觉邓显得彬彬有礼却又坚定固执”，似乎“并不急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也不急于要求美国解除长期以来对台湾承担的义务”。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分析说，有鉴于当时中国正值“四人帮”横行，邓小平说话有保留之处是不足为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