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家人给了我有力的支持。我的兄弟查尔斯·科斯蒂廖拉（Charles Costigliola）以他专业的技术为我提供了全天候的服务，一直热情不减。女儿詹妮弗·南希·科斯蒂廖拉（Jennifer Nancy Costigliola）、女婿乔希·塔斯基（Josh Tarsky）以他们自己的工作给予我动力，小孙女艾薇娃·塔斯基（Aviva Tarsky）给我带来很多快乐的时光，我的母亲南希·科斯蒂廖拉（Nancy Costigliola）与乔治·凯南年岁相近，也同样精力充沛。我深感亏欠的人是妻子戴安·贝尔图奇（Diann Bertucci），她一直以来表现得非常执着，让我相信她真的对凯南的某个故事或某一方面兴趣甚浓。她是难得的伴侣，能与我苦乐与共。
在结束致谢之前，我不能不感谢乔治·凯南，感谢他以热切的胸怀深爱着美国，感谢他力图使美国成为一个更谨慎、更有思想、更加稳重，商业气息不过分浓厚的国家。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希望美国能够回归昔日的良善社会，他想保护它不受浸染。虽然凯南在种族、族群和性别问题上有偏见，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非常杰出，睿智深邃，卓尔不群。我很感激能有幸将他的思想尽可能地呈现给更多的读者。他对和平、对外干涉和环境保护一直保持关注，却常常因为无人倾听而深感失望。凯南之所以记日记，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希望这本日记能跟其他著作一样，在他去世多年以后，还能有人阅读并引起读者的重视。
若没有普林斯顿大学希利·马德手稿图书馆的凯南日记出版计划咨询委员会（Kennan Diaries Project Advisory Committee）对我的信任，我自己无力承担本书的编辑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理查德·埃默曼（Richard Immerman）、丹尼尔·林克（Daniel J. Linke）、保罗·迈尔斯（Paul Miles）和布雷德利·辛普森（Bradley Simpson）。理查德·埃默曼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向我提出了诸多忠告；约翰·加迪斯对我提出的问题予以慷慨的回应，并通读了序言；馆员丹尼尔·林克不遗余力地为我提供帮助，为出版之利调动了马德图书馆的各种资源。图书馆的其他工作人员，如阿曼达·派克（Amanda Pike）、阿德利亚娜·汉森（Adriane Hanson）、克里斯蒂·卢茨（Christie Lutz）等，也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马里安·泽拉兹尼（Marian Zelazny）和图书管理员玛利亚·图克（Marcia Tucker）、克里斯汀·迪贝拉（Christine Di Bella）和艾丽卡·摩斯纳（Erica Mosner）也为我提供了帮助。感谢马克·劳伦斯（Mark Lawrence）、詹姆斯·麦卡利斯特（James Mcallister）、汉娜·古尔曼（Hannah Gurman）和安德斯·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对凯南日记出版计划提出热心的建议。迈克尔·卡伦（Michael Cullen）也对我帮助良多。感谢编辑过程中承担文字录入工作的达拉·霍尔（Dara Hall），以及承担翻译工作的科斯尼娅·塔塔尔琴科（Ksenia Tatarchenko）、玛西亚·申克（Marcia C. Schenck），感谢他们认真细致的工作。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也为日记的出版做出了贡献，他的干练和职业精神让人钦佩。此外，德雷克·麦克菲利（Drake McFeely）富有价值的建议、玛丽·巴布科克（Mary Babcock）的编辑润色以及杰夫·施里夫（Jeff Shreve）的躬身奉献和明智判断都让我感激不已。
在本书中，未采用的原始日记段落内容以省略号标记。曾公开过的日记相关内容中，未采用的材料则未以省略号标记。编辑过程中，我简化了凯南偶尔使用的特殊标点符号，并修改了几处鲜见的拼写错误，此类修改未做标注。他用俄文或德文书写的字句段落都用脚注予以注明。
我非常享受整理编辑这本日记，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荣幸地认识了凯南夫妇的儿女们。格蕾丝·瓦纳克跟我分享了往事以及她那本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冷战的女儿》（Daughter of the Cold War）。琼·凯南非常慷慨地允许我使用她珍藏的家庭照片。一如格蕾丝和琼，克里斯托弗·凯南热情地邀请我去家中谈论他父亲的生平。温迪·凯南也跟我分享了她的许多回忆。比尔·莱利、玛丽·艾奇逊·邦迪和苔莉·布拉姆雷（Terrie Bramley）与凯南交往多年，也提出了他们的真知灼见。马库斯·帕杜尔奇克（Marcus Padulchick）为我详细介绍了凯南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情况。许多年以前，我聆听沃尔特·拉菲伯的精彩讲演，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凯南的重要。
除了二十本书和成千上万封信件、演讲稿、外交电文和政策备忘录，凯南还手写或用打字机记录了将近五英尺厚的日记。本书的读者有必要了解，我从将近两万页文稿中精选材料时所采用的标准。尽管凯南认为他的日记是私人的而非政治性的，但他确实在其中讨论了具体的外交政策问题，特别是在1944年～1945年、1949年～1950年期间。除此之外，整部日记还包含了对美国外交政策总体方向的评论，这些批评往往很尖锐。我基本上将日记中所有的政治评述都收入了本书，仅仅省略了一些重复的细节以及仅有极少数专业人士才感兴趣的评论。总的来说，我把凯南最生动的散文都收入书中，透过这些富有代表性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凯南多姿多彩的经历、情绪和所思所想。如果说我忽略了日记中某些话题的话，那就是凯南船长在斯堪的纳维亚海域驾驶他喜爱的“纳加维卡”号和“北风”号航行时所记的航海日志。
2009年～2010年在高级研究所期间，我此前萌发的对乔治·凯南的兴趣更加浓厚了。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建议我办一个关于凯南的“业余时间座谈会”。这个提议激发我认真查找了新近公开的所有凯南文件。这种非正式的讨论会促使我与凯南在研究所的前同事葛兰·鲍尔索克（Glenn Bowersock）、莫顿·怀特（Morton White）、欧文·拉文（Irving Lavin）、马里安·拉文（Marian Lavin）和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进行了一系列对话。戴森还慷慨地让我浏览他与凯南的通信。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主任彼得·戈达德（Peter Goddard）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邀请我在2011年春季和夏季方便时重返研究所工作，当时我刚刚启动凯南日记的编撰工作。阿维沙伊·马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为我提供了诸多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