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是位喜剧大师，但是他的死却是一场悲剧。为了维持剧团开支，他不得不带病参加演出。1673年，在演完《没病找病》最后一幕以后，莫里哀咯血倒下，当晚就逝世了，终年51岁。由于教会的阻挠，他的葬礼冷冷清清。
《达尔杜弗》第一次在凡尔塞宫试演时只有三幕，它的尖锐讽刺触犯了圣体会和那些支持圣体会的贵族。他们在路易十四面前攻击莫里哀，说他反对宗教。不久，《达尔杜弗》被禁止演出。莫里哀三次修改剧本，先后两次向路易十四上陈情表，甚至以不再写喜剧来劝说路易十四，但禁令仍未解除。5年后的1669年，《达尔杜弗》才第一次公开演出，获得很大成功，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观众欢迎的剧本。
17世纪60年代，法国专制政体越来越反动，宗教伪善几乎遍及整个上层社会，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其他高级僧侣，以及王太后为首的许多皇亲国戚和达官大臣。达尔杜弗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达尔杜弗》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概括性很强，直到现在，“达尔杜弗”这个名字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已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莫里哀共留下33部剧作和8首诗。《可笑的女才子》、《丈夫学堂》、《太太学堂》、《达尔杜弗》（又名《骗子》）、《堂璜》、《愤世嫉俗》、《吝啬鬼》等，都是广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佳作。
长大后，父亲要他学法律，继承他的商业，莫里哀却只想以戏剧为终生事业。1643年，他向父亲宣称放弃“王室侍从”的世袭权利，和一些青年戏剧爱好者一起组织了“光耀剧团”。剧团惨淡经营，莫里哀还曾因负债而被指控入狱。后来，他不顾当时蔑视演戏的社会风气和家庭的反对，毅然与伙伴们一起离家出走。1645—1658年，他们走遍法国。在此过程中，莫里哀长期深入生活，加深了对法国社会的观察和理解，也磨练了他戏剧艺术的才华。由于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编写演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喜剧。最后，莫里哀作为剧团的领导人重返巴黎，在卢佛宫演出他在外省编写的《多情的医生》，非常成功，路易十四因此要“光耀剧团”留在巴黎。此后，他一直在巴黎进行创作演出。
莫里哀生活在资产阶级勃兴、封建统治日趋衰亡的文艺复兴时期。他同情劳动人民，笔锋所向，揭露的是昏庸腐朽的贵族，坑蒙拐骗的僧侣，无病呻吟的地主，冒充博学的“才子”，还有靠剥削起家而力图“风雅”的资产者，利欲熏心、一毛不拔的高利贷者。他从各个侧面勾画出了剥削阶级的丑恶形象。他笔下的正面人物，常常是那些被嘲讽者的仆人、佃户、工匠，这些人总是以高妙的手段使对方当场现形，让剥削者在观众的哭声中受到批判。
莫里哀是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者，欧洲最杰出的喜剧家之一，在欧洲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吝啬鬼》也是莫里哀的优秀喜剧之一，讽刺资产阶级贪财如命的本质。阿尔巴贡是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者。他在儿女面前装穷，嫌他的儿子在穿着打扮上花钱，教他拿赌博赢来的钱去放高利贷。关于女儿的婚姻，他考虑的是对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贷，想不到借债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想续弦，却成了儿子的情敌。这些偶合场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见的，但莫里哀运用起来却大大加深了喜剧气氛，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埋在花园里的一万金币被偷后，他痛哭流涕，几乎想以身殉钱。他闹翻了天，把家里所有的人都看成贼，要求开动国家的一切统治机器，替他找回他的“命根子”。莫里哀很出色地用喜剧夸张的手法，把阿尔巴贡的吝啬性格烘托出来。
莫里哀原名若望—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的艺名。他生于巴黎一个具有“王室侍从”身份的宫廷室内陈设商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贵族教育。莫里哀童年时代常随外祖父观看民间戏剧的演出。上中学时，他学习了拉丁文。传说他曾听过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讲学，人们以此解释他的喜剧中的自由思想。
在莫里哀的戏剧作品中，《达尔杜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莫里哀的最大成就，在欧洲喜剧里有很高的地位。达尔杜弗是个手段灵活的宗教骗子，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外衣，进入了奥尔贡的家。奥尔贡和他的母亲白尔奈耳太太受了他的蛊惑，把他看作圣人，颂扬他，供养他。达尔杜弗则尽其所能，在一些琐屑事情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一个跳骚，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了。奥尔贡对他五体投地，打算把爱女嫁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由于达尔杜弗的挑拨，奥尔贡狠心驱逐自己的儿子，剥夺其财产继承权。他想不到他所敬爱的“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原来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达尔杜弗竟然想勾引奥尔贡的妻子艾耳密尔，他对艾耳密尔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他的罪行被揭穿后，他不但企图霸占奥尔贡的全部财产，还打算利用奥尔贡出于信任而交给他的政治文件来陷害对方。他厚颜无耻地说，他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他用上帝和国王来遮盖他的邪恶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