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脑袋，表示我不知道。
鼠双手扶桌面，满心不快似地对我吼道。
鼠说有钱人的坏话，并非今天心血来潮，实际上他也深恶痛绝。其实鼠的家也相当有钱——每当我指出这点，鼠必定说不是他的责任。有时（一般都是喝过量的时候）我补上一句“不，是你的责任”，可话一出口又每每感到后悔。因为鼠说的毕竟也有道理。
8年时间里，我总是怀有这样一种无奈的苦闷——8年，8年之久。
“没有必要嘛！当然喽，要当上有钱人是要多少动动脑筋，但只要还是有钱人，就什么也不需要想，就像人造卫星不需要汽油，只消绕着一个地方团团转就行。可我不是那样，你也不同。要活着，就必须想个不停，从明天的天气想到浴盆活塞的尺寸。对吧？”
诚然，难题一个也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我倾吐完之后事态怕也依然如故。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疗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尝试。
“简直想吐！”鼠终于清点完手指，重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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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要我始终保持事事留心的好学态度，即使衰老也算不得什么痛苦。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当然，任何人也不会注意到鼠的粗声大气。店小人多，险些坐到门外去，人人都同样大吼大叫，光景简直同即将沉没的客轮无异。
行文诘齿聱牙，情节颠三倒四，立意浮浅稚拙。然而他却是少数几个能以文章为武器进行战斗的非凡作家之一。纵使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战斗姿态恐怕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这个哈特费尔德直到最后也未能认清敌手的面目。这也正是所谓的无可救药之处。
这是大学时代偶然结识的一位作家对我说的活。但对其含义的真正理解——至少能用以自慰——则是在很久很久以后。的确，所谓十全十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
“就是这样。”
等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觉，不幸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记事簿的正中划一条直线，左侧记载所得，右侧则写所失——失却的、毁掉的，尤其是不屑一顾的、付诸牺牲的、背弃不要的……但我没有坚持写到最后。
我心悦诚服，埋头喝啤酒。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文章的写法，我大多——或者应该说几乎全部——是从哈特费尔德那里学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费尔德本人在所有的意义上却是个无可救药的作家。这点一读他的作品即可了然。
于是我一只手拿尺，开始惶惶不安地张望周围的世界。那年大概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距今已有15年之久。这15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不过，到头来都是一死。”我试探着说道。
“壁虱！”说着，鼠不胜厌恶似地摇了摇头。“那些家伙一无所能；看见满脸财大气粗神气的家伙，我简直想吐！”
爵士酒吧的柜台上方，挂着一幅被烟熏得变色的版画。实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便不厌其烦地盯着那幅画，一盯就是几个钟头。那俨然用来进行罗沙哈测验的图案，活像两只同我对坐的绿毛猴在相互传递两个漏完了气的网球。
“你猜我为什么厌恶有钱人？”这天夜里鼠仍不收口。话说到这个地步还是头一次。
“左边的猴子是你，右边的是我。我扔啤酒瓶，你扔钱过来。”
我对酒吧的主人杰这么一说，他注视了好一会儿，不无勉强地应道：那么说倒也是的。
问题是，直言不讳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
鼠畅所欲言之后，从衣袋里掏出纸巾，出声地抹了把鼻子，一副无奈的样子。我真摸不准鼠的话里有多少正经成分。
“这——”
我们的各种努力认识和被认识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出深度。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既非小说、文学，又不是艺术。只是正中划有一条直线的一本记事簿。若说教训，倒也许多少有一点。
故事从1970年8月8日开始，结束于18天后，即同年的8月26日。
“说白啦，因为有钱人什么也不想。要是没有手电筒和尺子，连自己的屁股都搔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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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所言。
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艺。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悦有何不好》1936年）
而现在，我准备一吐为快。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我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鼠也就此打住，不再言语，烤火似地翻动着搁在桌面上的纤细的手指，反复审视良久。我无可奈何地仰望天花板。这是他的老毛病：不把十根指头依序逐一清点完毕，便不可能再开尊口。
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说白啦，是鼠的口头禅。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大概还不到20岁，当时竟惊愕得一周都说不出话来。而觉得只要耍点小聪明，整个世界都将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观将全然为之一变，时光可以倒流……
关于好的文章，哈特费尔德这样写道：
“真那样？”
20岁刚过，我就一直尽可能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创，遭人欺骗，给人误解，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莫可言喻的体验。各种各样的人赶来向我倾诉，然后浑如过桥一般带着声响从我身上走过，再也不曾返回。这种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缄口不语，绝对不语。如此迎来了我“20年代”的最后一个春秋。
“啊。”
“可象征什么呢？”我问。
“当然。那些家伙关键的事情什么也不想，不过装出想的样子罢了。……你说是为什么？”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尽管如此，每当我提笔写东西的时候，还是经常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因为我所能够写的范围实在过于狭小。譬如，我或许可以就大象本身写一点什么，但对象的驯化却不知何从写起。
祖母辞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睑轻轻合拢。与此同时，她79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人行道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了。
整个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般地喝光了足以灌满25米长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丢下的花生皮足以按5厘米的厚度铺满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则简直熬不过这个无聊的夏天。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维艰，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是太轻而易举了。
对我来说，写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有时一整月都写不出一行，又有时挥笔连写三天三夜，到头来却又全都写得驴唇不对马嘴。
他将这种无可救药的战斗锲而不舍地进行了8年零两个月，然后死了。1938年6月一个晴朗的周日早晨，他右臂抱着希特勒画像，左手拿伞，从纽约摩天大楼的天台上纵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样，死时也没引起怎样的反响。
“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50年要活。这呀那呀地边想边活，说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5千年还辛苦得多。是吧？”
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来的第三个叔父成了魔术师，在全国各个有温泉的地方巡回表演。
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我无从断定。心情变得痛快这点倒是确确实实的。然而每当我想到临终时身上将剩何物，我便觉得格外恐惧。一旦付诸火炬，想必连一截残骨也断难剩下。
我偶然搞到第一本哈特费尔德已经绝版的书，还是在初中3年级——胯间生着奇痒难忍的皮肤病的那年暑假。送给我这本书的叔父，3年后身患肠癌，死的时候被切割得体无完肤，身体的入口和出口插着塑料管，甚是痛苦不堪。最后见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红，萎缩一团，活像狡黠的猴。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里检查电冰箱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而那就是我。
“什么有钱人，统统是王八蛋！”
我无意自我辩解。能够在这里诉说，至少我已尽了现在的我的最大努力。没有任何添枝加叶之处。但我还是这样想：如若进展顺利，或许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可以发现解脱了的自己。到那时，大象将会重返平原，而我将用更为美妙的语言，描述这个世界。
或许鼠吼的对象是我身后的咖啡粉碎机也未可知。因为我同他隔桌对坐，毫无必要对我特意吼叫。但不管怎样，吼完之后，鼠总是现出一副满足的神情，津津有味地呷着啤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