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兼擅山水、人物，尤其喜欢画大幅，用笔豪放。画树的枝干刚劲如铁，画山石之笔干湿兼济，皴染并用，“泼墨如云”。其画风虽然更接近马、夏，但也溶入董、巨、范宽等人的画法。人物画有精劲和放纵两种风格，多与山水结合，体态生动，笔法奇纵无方，刚中有柔，很有神气。吴伟的传世作品较多，如《渔乐图》、《长江万里图卷》、《武陵春图》、《铁笛图》等。
另外，明代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通俗戏曲、小说盛行文坛，文人画家开始涉足通俗文化，为这些作品作绣像、插图，甚至为民间年画和纸牌作画稿等，形成了一股雅俗合流的势力。
明初，浙派山水画十分兴盛。他们师法马、夏，多作斧劈皴，“笔势飞走，乍徐还疾，倏聚忽散”，气势豪放。最有代表性的画家是戴进。
吴伟(公元1459—1508年)字士英、次翁，号鲁夫。少贫，流落江苏常熟，被一钱姓富户收养，侍其子读书。吴伟生性擅画，无师自通，常取笔画地作人物、山水。17岁到南京，进成国公朱仪府，因年少才奇，被呼为“小仙”。后被举荐到北京，得宪宗皇帝赏识，授锦衣镇抚，待诏仁智殿。但吴伟生性狂放，不拘礼节。有一次，他正酣饮大醉，忽听宪宗召，便蓬头垢面，趿〔ta它〕拉着破靴子，被侍从们搀扶着踉跄而至。当着皇帝的面打翻墨汁，信手涂抹成一幅《松泉图》。画毕，众人观之，真有风云惨惨之感。宪宗龙颜大悦说：“真仙人笔也！”不久放归。孝宗时，又启用他，被封为“画状元”。以后又以病辞归。
公元1368年，朱元璋借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 王朝，努力发展经济，进行海外贸易，使社会状况比较安定。不过此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是每况愈下。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从而结束了200多年的大明王朝。
稍晚的吴伟是湖北武昌(古称江夏)人，也是明代前期有影响的画家，被尊为江夏派的代表人物。因江夏派与浙派的画风相近，有的美术史家将江夏派也归于浙派。
戴进(公元1388—1462年)字文进，号静庵，浙江杭州人。少时家贫寒，曾当过制作金银首饰的工匠。据说有一次，他偶然在一家熔金铺子里看到自己精心制作的工艺品被熔化掉，一气之下，改学绘画。他刻意苦学，孜孜不倦。在绘画上才华出众，技艺超群，但因他出身“低贱”，受到一些势利小人的排挤，终生潦倒，贫困而死。据记载，宣德年间，明宣宗一次召集画家在仁智殿画画，选拔宫廷画师。戴进也前去参赛，画了一幅《秋江独钓图》，表现秋水边，一个穿红衣服的老者，在悠闲地垂钓。这张画，无论是技法还是意境都十分出色，宣宗看了大加称赞。宫廷画师谢环嫉妒戴进的才能，就对宣宗说：“画得固然好，但是太粗野了。”宣宗问：“怎见得粗野呢？”谢环说：“红衣服是官员们上朝穿的礼服，哪能穿着钓鱼，这明明是轻视朝廷的礼制。”宣宗听了大怒，立刻把戴进赶走了。此后，戴进埋名隐匿，辗转飘泊。但是，他在逆境中仍坚持绘画。戴进是个全能的画家，除山水外，神像、人物、走兽、花果、翎毛样样精通，是明代前期最出色的画家。他的作品气势强悍，风格奔放。被尊为浙派的创始人。戴进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有《春山积翠图》、《金台送别图》、《春游积翠图》、《关山行旅图》、《渔人图》、《春游晚归图》、《风雨归舟图》等。其中《风雨归舟图》很有代表性。
此图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描绘的是雨中山水。疾风夹着暴雨从天而降，峰峦、烟树时隐时现，一片迷茫。山溪暴涨，奔腾而下，快要被淹没的苦竹、野芦在风雨中飘摇。近景的杂树，被狂风吹打得瑟瑟发抖，只有湿淋淋的巨石巍然不动。溪桥上有撑伞的农人和披蓑衣的樵夫，顺着风势匆匆而行。汇溪成河的水面上有一小舟，两个打伞的人坐于船头。船尾是一头戴草帽，身披蓑衣的撑船人，他弓着身子，正用力地撑着船篙，使这小舟顶着风雨，艰难地向前行进。画家采取虚实相间的手法，利用阔笔淡墨，快速扫出雨中的山石，树木、芦草则以细笔攒簇，柔韧坚挺，飘摇之态跃然纸上。人物虽小，但描绘得简练而生动，为画面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情趣。纵览全画，观者仿佛也置身其间，领略这“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奇妙景观。
此时在绘画领域，山水花鸟画更成大宗。人物画、宗教画愈加衰落，但肖像画开始发展和盛行。尤其在民间，活跃着一批以肖像画为职业的艺匠，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作品。
画派林立是明代画坛的一大特色。前期有画风奔放的浙派和江夏派。浙派的代表人物是戴进，江夏派的代表人物是吴伟。他们都远承南宋马远、夏圭的画风，兼画山水人物，笔墨奔放，气势有余而韵味不足。明代中期以后，以苏州为中心的一批文人画家，形成了富于书卷气、笔墨含蓄文静的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他们大多能诗善画，还擅长书法，比浙派更受广大士大夫观者的欢迎，从而成为明代后期画坛的主要画派。总起来说，画派之间虽有门户之见，但毕竟开始了个性风格的追求。同时也说明，明代绘画在语言及表现方法上，进一步走向多样化，欣赏群也随之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