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衣盘礴”之典出于战国庄周的《庄子·外篇·田方子》。说战国时的宋元君，召集宫中画家作画，众画家都按时到来，向元君施礼后便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研墨、理纸，准备作画。这时，有一画家姗姗来迟，不慌不忙地走到宋元君跟前，行了一个礼，转身走到别的房间去了。元君十分奇怪，便派人去看个究竟。原来这个画家正脱光衣服，赤膊裸背，旁若无人地作画。元君感慨地说：“可矣，是真画者矣！”虽然庄子的本意是借这个故事讲“任自然”、“返质朴”的道理，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的某些画家已经在追求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了，而且还得到人们的赏识，被称为是真正的画家。
敬君画妻的故事出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说战国时的齐国，国大势强。齐王筑九重高台，召国中善画者绘制规模宏大的壁画。其中有一叫敬君的画家，由于很长时间不能回家，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子。就默画了一张妻子的画像，挂在身边随时观看，以解思念之苦。后来齐王看到了这幅画像，知敬君妻貌美，便硬塞给敬君百万钱，霸占了他的妻子。
中国历史上将有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统称为先秦。在这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从氏族部落到奴隶制国家，再到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演变。征战与杀戮和权力与财富的聚集并进；奴隶主、贵族的奢侈生活和奴隶与工匠艺人的辛勤创造共存，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壁画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更为兴盛。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文云：“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yu gui 玉鬼〕，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又说诗人屈原“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面对千奇百怪的图画，呵而问之，遂成《天问》之名篇大作。可以想见当时庙堂壁画中的形象是何等丰富多采。又据流传甚广的“叶公好龙”的故事所说，楚国贵族叶公喜欢龙，“室屋雕文，尽以写龙”，可知，在当时不仅大型的宫殿祠堂绘有壁画，而且贵族府第也雕梁画壁。可见绘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从本世纪20年代起，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大量商周遗物被发掘，其中以青铜器物为最。在数量、制造工艺及造型纹饰诸方面，足以使世界震掠。所以史学界常将这个历史时期称为青铜时代。这似乎造成一个错觉：绘画艺术处于低谷。其实不然。我们从文献记载和实物考古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青铜时代的绘画载体已从坚硬的岩石、牢固的陶器转变为木质、丝织物或墙壁了。其功能也从单纯装饰器物逐渐向着状物、记事发展。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绘画形成于这个历史时期。遗憾的是，这些描绘在木头上的彩画、纤维织物上的帛画，以及宫室墙面上的壁画，由于年代的久远，大多腐烂、消失了。不过我们仍然能从史籍和墓葬品中窥见出先秦绘画之风貌。
在泥灰建筑的墙面上描绘形象，始于新石器时代，不过那时的描绘均与彩陶有关联。它们的意义在于新载体的发现和制作——先在墙面上抹上一层草土混合泥，然后再涂一层砂浆，最后抹上白灰，这种方法一直被后代人所采用。从上面的记载可知，庙堂壁画发展到西周时期已有相当大的规模，甚至能描绘出人物的“善恶之状”。
那么，这些画的制作过程及创造者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东周人作《周礼·考工记序》载：“设色之工：画、缋〔hui会〕、钟、筐、巾荒〔mang忙〕。”意思是说，作画的过程从起稿到着色，至少有五个步骤，每个步骤都由持不同技术的人去完成。看来那时的绘画，尤其是壁画，大多数是集体创作的。但从“解衣盘礴”、“敬君画妻”两则故事中我们却可推知战国时期已有了某些具有独立创造精神的个体画家。
据魏人王肃撰写的《孔子家语·观周》记载，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丘，曾去瞻仰周朝的“明堂”(招待功臣、使节、选拔职官及举行祭祀大典的礼堂)，看到四周的墙壁上，“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戒焉”，“独周公有勋劳于天下，乃绘于明堂”。郭沫若也在《矢黧簋〔gui鬼〕铭考释》中认为西周初年就有“武王、成王伐商图及巡省东国图”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