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最初是传教信徒在山崖间凿洞面壁修炼的地方，后成为礼佛与参拜的圣地。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在古代，这里是关中通往西域的要塞。据说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一乐僔〔zun 撙〕和尚行至此地，忽见鸣沙山金光闪闪，似有千佛之状，于是便开始在这里雕凿石窟。到14世纪，历时千余年，先后11个朝代都有所开凿。至今保存有492个窟，塑像2000余尊，壁画4.5万平方米。其中北朝时期的壁画，多以佛教故事为主要内容。如275窟的《尸毗王割肉贸鸽图》、254窟《萨埵〔duo朵〕太子舍身饲虎图》、428窟《须达那太子本生图》、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
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但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它才真正走入中国人的心中。面对苦难无边的现实，人们找不到出路，只好到佛教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兴寺院、凿石窟蔚成风气。到了北朝时期，全国的佛寺竟达三万多座。在新疆的克孜尔，甘肃的敦煌、麦积山，山西的大同，河南的龙门等地都雕凿了大规模的石窟。石窟寺院是僧人修行和俗人礼佛的地方。为了宣传教义，弘扬佛法，显示因果，供人顶礼膜拜，便兴造像，作壁画，佛教壁画艺术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公元220年后，汉代400年的一统天下，被混战与割据取代。在接下来的300多年间，先后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北魏、北齐、北周、宋、齐、梁、陈等政权的更替或并立。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魏晋南北朝。频繁的朝代更替，连年不休的征战，使田地荒芜，民不聊生，但思想领域却打破了汉代儒家思想的统治，出现了繁荣局面。再加上佛教盛行，使这个动荡的历史时代，在艺术上获得了空前发展。
这组壁画将故事中的九个情节场面平列地安排在一个完整的构图中。全画不追求立体感和正常的比例关系。人物、动物和优美的自然环境统一在一起，情景交融，引人入胜。画中特别突出九色鹿坦然高雅的神态，并通过动势深入刻画了人物的性格。比如落水人卑微地跪着向国王告密，王后得意地把右臂搭在国王的肩上，长裙下还露出翘起的拇趾。这些细节的描写，突出了落水人和王后的阴暗心理。九色鹿向国王讲道理的场面，按《佛说九色鹿经》原文是双膝跪在国王面前，壁画中则把它画得抬着头安详直立，气度轩昂，似在质问国王与落水人。这不仅表现了壁画创作者对正义行为的感情倾向，也使九色鹿这个舍己救人的“善”的化身更加动人。
除了佛寺、石窟壁画和墓室壁画外，这一时期还有了卷轴画，并出现了一批有文化修养的士人画家，如：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you由〕、顾恺之、戴逵、卫协、张墨、顾景秀、萧贲、曹仲达、杨子华等。这标志着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绘画，尤其是人物画，趋于成熟和独立的时代。准确的人物比例、优美的线描，和深入的面目表情刻画，取代了汉代绘画那天真稚拙，以动态传情的特色，使绘画更富理性趣味。与此同时，在玄学和道家回归自然思想的影响下，还出现了最早的山水画。也是在这个时期，画家们开始将传统的绘画经验加以总结，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独立画论。如顾恺之的“传神论”、谢赫的“六法论”、宗炳的《山水画序》、王微的《叙画》等。它们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与民族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寺庙壁画，已随着地面建筑物的毁坏而不复存在，但在甘肃、河南等地的石窟寺中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佛教壁画。如，新疆的吐鲁番、库车、拜城，甘肃的敦煌、天水、永靖以及酒泉、武威等地石窟，都有不少壁画。其中以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数量最多，最精彩。
其中，《九色鹿本生故事》高61厘米，横长130厘米，是国内外现存《九色鹿本生故事》画中，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一组壁画。此画根据《佛说九色鹿经》的内容描绘而成。故事说，佛的前身是一只九种毛色、双角雪白的鹿。常到恒河边饮水吃草。有一只乌鸦是它的好朋友。一次，九色鹿将一个掉进水里快要淹死的人驮上岸。那人表示愿作九色鹿的奴仆，报答它的救命之恩。鹿说，不用，只要你不说出我在这里就算是报恩了。不久，王后梦见美丽的九色鹿，想用它的皮作大衣，用它的角作拂尘的把柄。她称病不起，要求国王去捕捉九色鹿。国王发布告示，说谁要能捉到九色鹿，就把国家分一半给他。那个落水人贪图高官厚禄，顿起歹心，向国王告密，并带领兵马前去捕捉九色鹿。这时，九色鹿正在山上睡觉，虽然有好友乌鸦为它报信，但已被重重包围，无法脱身。九色鹿便跪在国王面前，问是谁告的密。国王指着落水人说：就是他。九色鹿便把它如何搭救落水人的性命叙述了一遍。国王很受感动，谴责了落水人的忘恩负义，立即释放九色鹿，并告布全国，谁要再捕捉九色鹿就诛灭他的五族。后来，落水人浑身长满了毒疮，王后也因此蒙羞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