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唐代佛教，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唐僧取经”的故事。其实，《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是小说家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与历史上的“唐僧”玄奘有很大的不同。
唐代帝王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很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进行考虑的。随着道教势力的不断壮大，唐朝统治者及时总结历史教训，在佛、道关系上有意识通过儒家予以调和，消融矛盾。这样，在唐朝，一方面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协和一致。这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已进一步成熟，从而为宋代理学的形成做了准备。
与此同时，玄奘对西域和南亚各国的宗教流传情况，作了详尽的介绍。有关佛教史迹方面的记载，书中更是随处可见，极为丰富。由于书中对地理位置有明确记录，从而为印度佛教遗址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方便。近代以来，那烂陀寺、王舍城、鹿野苑、阿旃〔zhan毡〕陀石窟、迦毗罗卫城等重要遗址的陆续发现，大多得助于《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
在那烂陀寺，他曾与佛教以外的印度各学派论师展开辩论，每次都获全胜。当时统治中印度的戒日王，久闻玄奘的才学，特地为他在曲女城召开无遮大会，邀请印度各国国王和佛教学者、婆罗门学者5000人出席。玄奘在大会上宣讲大乘教义，发表见解，18天内竟无一人敢于提出异议。为此，他获得了“大乘天”(大乘佛学最高权威)的荣誉称号。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谢绝一切友好挽留，满载着荣誉和友谊，返回故土长安。他带回大、小乘梵文经、律、论520夹计657部，以及许多佛像。
在佛教政策上，文帝和炀帝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要求佛教对王权负责。文帝认为，他是以“人王”的身分来提倡佛教的，所以佛教应有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为国行道”。他在给智顗的敕书中，明确要求“宜相劝励，以同朕心”，即不允许佛教与王权离心离德。炀帝在尊崇智顗的同时，特别提醒他要“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国清百录》卷三)，即必须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以维护王权的统治。
比如，帕米尔高原一向被认为是神秘的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险恶，很少有人涉足，直到玄奘时代，还未有人对它作过详细记述。玄奘在这一地区前后三次往返，进行实地考察，具体记载了它的地理位置。又如对南亚各国的地理位置、物产气候、风土习俗和历史遗迹等，他也都有广泛的考察，细致的记录。玄奘还对西域各国的政治状况、历史沿革、赋役租税等方面作了客观记述。
在经历了十六国南北朝长达300年之久的分裂之后，隋唐重新统一全国，建立起强大的封建集权王朝。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获得空前的发展，佛教在统治阶级扶植下，也进入鼎盛时期。
玄奘西行的非凡经历引起了唐太宗的重视，将他召往洛阳，并劝他还俗辅政，担任朝廷高官，但被他婉言辞谢。于是唐太宗只好命他住长安弘福寺，主持佛经翻译工作。从贞观十九年五月至龙朔三年(公元663年)，19年间，玄奘先后在弘福寺、大慈恩寺主持译场，译出经、律、论73部1330卷(一说75部1335卷)。他的译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空前的。
玄奘的另一伟大贡献，是他将西行旅途见闻撰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该书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记叙了西域、印度共138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情况，包括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由于玄奘博学强记，使《大唐西域记》的内容既丰富多采，又翔实可靠，成为研究中世纪中亚、南亚各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艺术以及中西交通的极为重要的资料，具有不朽的价值，至今仍深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
玄装是一位杰出的旅行家、翻译家和佛教哲学家。他的卓越活动在历史上曾经为沟通中印文化，丰富祖国文化，促进中外关系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玄奘大师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我们主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也不承认佛教理论全是真理。但是，我们有责任指出统治者有意识利用佛教和佛教徒真诚信奉佛教的区别。在揭露统治者伪善面目的同时，对于广大佛教徒的虔诚宗教感情和严肃信仰态度，我们应给予同情和尊重；对于他们在文化领域所作出的各项卓越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
唐初，太史令傅奕曾一再上疏，要求罢废佛教，唐太宗曾一度根据傅奕和道教徒们的要求，下令精简僧尼。但是，其后不久，他又说：“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上)意思是说，从宗祖立朝的角度考虑，道教在先；若从对社会的宣传效果看，佛教应居上。唐太宗的佛、道并重方针后来为唐王朝大多数统治者所采用。在他们看来，佛、道都有不可取的一面，又有可以借用的一面。就可借用的一面说，佛教有助于“治化”，即发挥它的教化民众的作用；道教则可以神化宗祖，抬高皇室，打击旧士族势力。
玄奘(公元600—664年)，通称“三藏法师”。俗姓陈，名袆〔hui灰〕，洛州缑〔gou勾〕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5岁出家，曾游历洛阳、长安、成都等地，求教于名师。鉴于当时佛教各学派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矛盾看法，佛教经典中也有不尽统一之处，使人难以理解，他便决心西行求法，以释心中之疑。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离开长安，孤身孑影，踏上西行征途。经姑臧(今甘肃武威)，出敦煌，取道今新疆、中亚地区，历经西域16国，九死一生，行程数万里，进入了北印度。又经10余国，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入当时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从著名佛教学者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等瑜伽行派重要经典。玄奘在这里勤奋学习，五年内取得优异成绩，深受印度佛教学者的敬重，待以上宾之礼。此后去印度各地游学，参观名胜古迹。四年后重回那烂陀寺，应戒贤之请，为寺众成功地讲解《摄大乘论》等经典。从此声誉日高，其地位仅次于戒贤，其学问则高于戒贤。
隋文帝取得政权后，改变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转而大力恢复和发展佛教。他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各地兴建寺院、佛塔，广度僧尼，组织佛经翻译。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由于隋文帝的提倡，“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又据载，杨坚幼年时受尼姑智仙的养育，故即位后着意复兴佛教，并说：“弟子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广弘明集》卷一九)这当然是神化自己政权的说法，不必定信。实际上，隋文帝复兴佛教，更有收揽人心、招致流民归土等政治经济原因。与此同时，隋文帝更重视传统儒学的复兴。他接受历代帝王崇佛或废佛的经验教训，力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调和三教思想的统治政策。
玄奘的翻译，代表了译经史上的最高成就。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则，规定凡汉文中无可对应和佛教特用的词汇，只音译而不意译，以避免望文生义。他本人是译场的主持者，梵汉都十分精通，因此，尽管他的翻译有一定的倾向性，但能如实地表达出所宗经典的内容。他的译文凝练而精美，既保持了原本的文采风貌，又显示了汉文的典雅明畅。
隋炀帝在历史上以暴君著称，为了掩饰自己的凶残面目，他也充分利用佛教。他在为晋王时，曾请高僧智顗为自己授菩萨戒，尊智顗为“智者大师”。即位后，他亲自作《发愿文》，表示皈依佛教，文中自称“菩萨戒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