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石经是东汉学者、书法家蔡邕(字伯喈)倡议建立的，并亲手参与经文的书写。这是中国有石经之始。《后汉书·蔡邕传》说：
魏石经 通称“正始石经”。是三国时魏废帝(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刊立的。《晋书·卫恒传》说：“至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经。”但究竟是哪一年立的，史无明文。到1957年6月，在西安出土的魏石经残石上(魏石经在隋代曾迁长安)有“正始二年”字样，才知道这部石经立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魏石经也立在洛阳的太学，不过是在讲堂的西侧，汉石经对面，共35块碑石。
历代石经，在刊刻的当时并没有特定的名称。汉石经因为是熹平年间始刻的，所以后人习惯上称“熹平石经”，以别于其他朝代所刻的石经。此外还有称“一字石经”或“一体石经”或“今字石经”的。那是因为汉石经只用隶书(今字)一种字体书写，以别于魏石经，因为魏石经是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写的。
魏石经曾经几次迁移，再加上人为的破坏，到唐初也是十不存一了。宋代曾出土过一批残碑。后来到清代光绪末年，在洛阳又有残石出土，其中有《尚书》、《春秋》。到近代，1922年和1923年在洛阳，1945年和1957年在西安，又有所发现。总计历次出土石经，共残存经文3000余字。
魏时，古文经学兴盛，所以就在汉代今文石经之外，另立古文石经。据《隋书·经籍志》所载石经目录，魏石经有《尚书》和《春秋》两经。但据宋人洪适著《隶续》所录魏石经遗字，除上述二经外，还有桓公七年传九字，桓公十七年传26字。可知还有《左传》。不过据王国维考证，《左传》只刻到庄公中叶止(《魏石经考》)。
汉石经全部用隶书(也就是今文)书写，碑石正反两面刻字，共46块。石经立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讲堂东侧的瓦屋里，并且有专人看守。
汉石经 通称“熹平石经”，是东汉灵帝时刊立的。从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始刻，到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完成，历时九年。
东汉推重今文学，所以石经全刻今文经。今文各经，又因学派不同而各有文本。汉石经就把立于学官的各家，以一家为底本刻石，把其他各家不同的文字标示在后。比如《诗》有齐、鲁、韩三家，汉石经以鲁诗为底本，后边有齐、韩两家诗的异字。
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载石经目录，汉石经刻了七部经书。它们是：《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经文)、《公羊传》，此外还有《论语》。《论语》在汉朝虽未列入经书，但它是重要的儒学教材，所以也一起刻碑。
这部石经在三国时已有残缺。中间经过从西晋末到隋末的战乱、迁移、破坏，到唐朝初年已经毁坏殆尽，但从唐至今，屡有残石出土。据统计，至今共得9000余字。
但是从出土的汉石经残石上看，当时书写碑文的人不只是蔡邕一个，还有马日磾等多人。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执事人员。难得的是还发现了一个刻工的名字，他叫陈兴。
这两部石经时代相去不远，都是建立在洛阳的太学里，而且两者还有些联系，它们的命运也差不多，所以放在一起介绍。
魏石经的古文《尚书》底本，用的郑玄注本而参以马融、王肃之说。就经文来说，这是汉代发现的真古文《尚书》，而不是东晋以后的伪本。可惜这部珍贵的历史文献，虽然刻在了石碑上，还是没能保存下来！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mi密〕磾〔di低〕、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订正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用朱笔书写)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晚儒后学咸取正焉。
因为所立为古文经，所以经文的字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写，以资比较。因此后代称为“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书写经文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不能肯定，只是所谓“古文”，就文字来说，未必就是先秦文字的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