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gong攻〕叔段。庄公寤〔wu悟〕生(逆产，脚先出)，惊姜氏，故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请求把制邑封给他)。公曰：“制，巖邑(重镇)也，虢〔guo国〕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请求封京邑)，使居之，谓之京城大〔tai太〕叔。祭〔zhai债〕仲曰：“都城(都市的城墙)过百雉(方圆超过300丈)，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大城市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京邑的城墙超过规定)，非制也(违反制度)。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满足)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早作处理)，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让西部、北部边境地带兼受自己领导)。公子吕曰：“国不堪贰(经受不了双重领导)，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不要乱了民心)。”公曰：“无庸(用不着)，将自及(会自己送上门来)。”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取消双重领导而变成自己的领地)，至于(扩张到)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势力大起来就会有人跟着走)。”公曰：“不义不暱(不义之人不能团结)，厚将崩(势力大了也要垮)。”大叔完聚(修城备粮)，缮甲兵，具卒乘(扩充兵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开城接应)。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逃到共国)。
《左传》是《春秋》最好的注本。汉人桓谭曾经在《新论》中评论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四)这是很切实的评价。举例说，前边引用的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的《春秋》经文，真是“闭门思之十年”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只有通过《左传》的解说才知道是郑国国君和弟弟共叔段争位的事。《左传》是这样解说的：
《左传》从先秦到汉代一直在社会上流传，只不过在秦始皇焚书以后暂时消沉。先秦文献如《韩非子》引述过它。入汉，刘邦的诏诰引述过它。张苍、贾谊、张敞都传习过它。司马迁“网罗天下放佚旧文”作《史记》，也采用了《左传》不少材料。河间献王在自己的封国里设立过《左传》博士。刘向父子在宫廷校书之前就笃好《左传》。但是这些都属于“私学”。当时《春秋》的“官学”是《公羊》学。《公羊》学家主要根据《公羊传》研究“微言大义”。他们反对《左传》的主要理由是说《左传》不传经，就是说它光记述史实不讲经义。其实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左传》也讲“微言大义”。只是还比较地实事求是一些，不像《公羊传》说得那么玄虚而已。
《左传》解经，有纠正经文错误的地方，也有把经文解错的地方。比如襄公二十七年经文：“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改为“十一月，乙亥朔”。清代王夫之、江永都肯定这个改笔是对的。据追算这是公元前546年10月13日的一次日全蚀。但是前引庄公七年“夜中，星陨如雨”的经文，《左传》却把“星陨如雨”解释为“与雨偕也”。这样讲就成了又陨星又下雨，星雨齐下，完全错了。
《左传》非常注重人物性格、心理状态的刻画。“无庸，将自及。”只用了五个字就勾画出郑庄公城府很深并且稳操胜算的冷然神态。所以，读过这篇文章我们感到出场人物有血有肉：共叔段恃宠任性，逐步扩张；郑庄公工于心计，欲擒故纵，把握时机。这些人物性格的特点，无不随着故事的开展而跃然纸上。《左传》不但保存了丰富、完备的史料，而且创造了足以垂范后世的记事文学，它的主要历史价值就在这里。
通过这段解说我们才能明白“郑伯克段于鄢”这件事的原委。此外还可以看到：《左传》的文章层次清楚，结构谨严，而且叙事生动，语言精练。仅仅用了300字的笔墨就写出了可以改编成多幕历史剧的复杂事件的全过程。
《左传》里还有许多“无经之传”。这些记事往往是对《春秋》的补充。但是哀公十六年以后直到二十七年的“无经之传”就是后人续加的了，称为“续传”。续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于二十七年出走越国，而且延伸到鲁悼公四年，已经到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时代，进入战国。据此可知，《左传》的最后成书应在战国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