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语言的代表，是语言的符号和记录。由于台湾文化源于大陆，是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因而台湾同胞使用的文字亦一如中土，通行汉文，自古流传着篆书、隶书、楷书、草书等字体；文体方面亦随着时代的变迁，由古文到白话文不断发展。日据时代严禁台胞使用汉文，妄图在台湾灭绝中国文化，但日本殖民者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所谓“国语”，就是大陆的“普通话”。把普通话称为“国语”，反映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国家认同感，强烈的“中国心”。 日据时期，强制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只许台胞使用日语，但广大台胞不顾禁令，仍偷偷学习“国语”。台湾光复后，台胞更以能讲“国语”为荣，如今就连许多原住民同胞也能讲一口流利的“国语”。近些年，海峡两岸各项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在接触交往中，两岸同胞在语言方面毫无障碍。“国语”在台湾普及到这种程度，在我国南方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
“闽南语”俗称“福佬话”，“福佬”即“福建人”的意思。但“福佬话”的发源地并不在福建南部，而在黄河、洛水流域的中原地区，故又称“河洛话”。那么，福建人怎么会讲起“河洛话”来了呢？它又是怎么流传到台湾去的呢？
语言文字是人类沟通思想、交流感情最便捷、最有效的工具，它具有无穷的魅力，是维系、传播和发展民族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和先决条件之一。在宝岛台湾，人们普遍使用的语言是“国语”，最流行的方言是“闽南语”，其次是“客家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台湾2100万总人口中，讲闽南语的约占1200多万人，讲客家语的约450万人，二者相加，约占台湾人口的83%左右。讲其它汉语方言的约15%，原住民占2%。
台湾流行的“客家话”主要来自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潮州(今潮州市)和惠州(今惠州市)。“客”相对于“土”而言，“客家人”即“外来人”的意思。“客家人”和福建人一样，祖籍在北方中原地区，也是为了躲避战乱，携家带口，相率南迁，历经几百年的人世沧桑，直到明初才在南方各省陆续定居下来。“客家人”的聚居地一般都在土地较为贫瘠狭小的山区或半山区，生活艰苦，谋生不易，可耕地本不多，人口一繁衍，不得不再次寻求向外发展，广东嘉应州、潮州、惠州一带的“客家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背井离乡、东渡台湾的。由于粤籍“客家人”渡台较晚(清康乾以后)，那时台湾西部沿海平地大都已被先期赴台的闽南人所占据，因此他们渡台后一般都在接近山胞的内地半山区开辟草莱，落脚谋生。这些“客家人”聚居的拓垦区，自然也就流行一种从他们广东家乡带来的“客家话”。
1949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被人为隔绝了40多年的时间，使两岸同胞在少数日常用语方面出现一些差别；再有，大陆实行文字改革之后，推广了简化汉字，而在台湾则至今仍使用传统的繁体汉字。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各项交往的日益频繁，这些差别和不便正在逐渐缩小，并必将最终完全消失。共同的语言和文字，成为海峡两岸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最重要的基础和保证。
闽南话和客家话既然都源于古老的黄河流域，因此都还保留着大量的“汉音”和“唐音”。据语言学家们研究发现，这两种方言对许多字、词的读法甚至比“汉唐之音”更为古老，是北方早已失传了的一种“中原古音”。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台湾方言和闽南、粤东方言一样，是中国古代语言的“活化石”，它至今仍散发着浓烈的“汉唐气息”，蕴含着古老中原文明的魅力和芳馨。
相传西晋永嘉之乱时，中原一带有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大姓”人家从河南相率南迁，来到一条无名江边定居下来，他们就把这条江命名为“晋江”(今福建省境内)，以示不忘自己是晋朝人。唐末，中原战乱再起，烽火连天，有叫王潮、王审知的兄弟俩，率数万人从河南固始县南迁，在今福建境内创建“闽国”，割据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们辟山造田，促进了闽地的开发，同时也把河洛方言传到福建，并逐渐形成了福建地区闽北、闽东和闽南三种不同系统的方言。由于早期台湾移民大都来自福建南部，因此这种带有古代中原一带河洛语音的“闽南话”，也就随着闽南籍移民人口的不断繁衍而成了台湾的主要方言，而黄河、洛水流域一带的方言，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反而逐渐被普通话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