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会在8点钟以前走掉，”瓦斯科说，“拂晓时她就会走掉的，咱们瞧着吧。”瓦斯若有所思地摩擦着胡子。“她被吓住了。我想她正前往一个她认为会得到帮助的地方。也许到那里去见她父亲，或者和某个她认识的人会面。一个过去的男友？学校的朋友？诚挚的姐妹？以前的老师？以前从事法律工作的伙伴？诸如此类。”
“如果只是亚历克斯那个女人，就别动她。但如果看到那孩子，就抓住。”
“快8点了。她从那儿回到旅馆，对桌旁的年轻男子谎称说她房间里有人。趁他去查看时，她从柜台下面拿走了他的枪。”
“瞧，”多利说，“我们才得到近5年来的电话记录。刚才得到的。亚历克斯给这个区号的人打电话，他们叫亨利和林恩。他是个生物化学家，我们不知道她干什么的。不过林恩和亚历克斯同龄。我们认为也许她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们在跟踪她的手机，可她关掉了。在那之前我们发现她正往东朝奥尔特加公路驶去。”
然后又怎么样呢？记者们会一连几周在他们房子前面的草坪上安营扎寨，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追随着。用间谍摄像机白天黑夜对他们进行拍摄，把他们的生活搞坏。等记者们厌倦了，宗教人士和环境保护论者又会加入进来。亨利和他的家人会被称为是“无神的”，是罪犯。还会被说成是危险的，非美国的，对于生物圈构成一种威胁。他想象着评论员们在电视上用各种嘈杂的语言说话——英语，西班牙语，德语，日语——都在七嘴八舌地说着，同时出现了他的图像，后面是戴夫。
他回到起居室，孩子们在这儿。将传感器放进他们的书包里？不行。他们衬衣的领子下面呢？他又摇摇头。他们会感觉到的。
但亨利明白事情不会就此了结，绝不会的。他们会起诉亨利一家，会起诉杰米和戴夫。通过这些诉讼必定会让人看到根本不存在“甘德尔夫-克里基”综合症，或者不管任何林恩编造的东西。而最后必定会让人看到的是，戴夫实际上是一只转基因黑猩猩。
“行。”多利说。
“显然她曾试图在一家杂货店买枪，但因得等候10天而未能买到。”
“那是什么时间？”
“目前呢？”
亨利想了片刻，想到有几种可能会出现。
“你到哪儿了？”
“很审慎。是把他们抓住，还是等你？”
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得把自己的孩子看得紧一些，得知道他们在哪里。不能再冒前一天那样的风险了。他转向那只从实验室带回家的包裹，里面有5只短小的银色小管，十分光亮，比苏打吸管薄一点。他把它们取出来看看。这些微型奇迹里有着全球定位系统技术，以及温度、脉动、呼吸和血压监测器。一端有个磁体，碰它一下即可使其开始工作。顶端先闪出蓝色的光，随后消失。它们是用来跟踪灵长目动物的，像猴子和狒狒。管子被安插进一个特别的外科仪器，看起来像一支超大型的注射器。它们通常被放在动物脖子处的皮下面，就在锁骨上方。亨利当然不能放到孩子身上。把它们放到哪里呢？
多利说：“她今晚7点半在西部第一家登记过住宿，然后去了沃尔斯顿杂货店，在那儿一个保安看到验证了汽车。”
“是吗？”瓦斯科说，“这个可恶的女人还有些胆量。”
救护车在高速公路上向南飞速驶去。多利坐在驾驶员座位上，头上戴着新的蓝牙耳机，正与瓦斯科通着话。瓦斯科生气了，可多利也毫无办法。他第二次走错了方向，只有怪自己。
“离亨利的家还有20分钟。你要我们抓他们吗？”
亨利不知所措的看着她们。他走进卧室，要把事情仔细考虑一下。他刚从警察局回来，在那儿他看了前一天在操场上拍下的录像带。图像质量不是太好，因为比利那小子对他儿子又踢又打的场面太让人心烦难受，他简直看不下去，几次不得不把头掉开。还有其他的男孩，那帮溜旱冰的人，他们统统都该进监狱。都说不被学校开除。
而这才只是开始。
他给戴夫的运动鞋安上了，然后又给杰米的安上，冲动之下他又出去把亚历克斯的儿子的运动鞋拿来。
当林恩一下伸出双臂搂住亚历克斯，然后又俯下身去拥抱她的儿子杰米。两个女人感到兴奋，叽叽喳喳的，一边舞动着胳膊，一边走进厨房给亚历克斯和杰米弄吃的。这会儿，林恩也叫亚历克斯的儿子和戴夫玩游戏，房间里净是丁当丁当的金属声和嘎吱嘎吱的轮子声。
戴夫会被带走，亨利可能会进监狱。他当然是要被禁止作研究的。他会被踢出实验室一年或更多时间。那样他又如何供养家人呢？靠林恩一个人是不行的，她的网络工作肯定会逐渐萎缩。戴夫会怎样呢？还有他的儿子情况会如何？特蕾希呢？他们居住的地方又会怎样？人们对于让一只黑猩猩与自己孩子一起上学的想法，也许无法理解。他们或许不得不迁移到别处，不得不卖掉房子去某个遥远的地方。
瓦斯科问：“医生怎么样？”
他思绪万千，外面传来妻子和她朋友在厨房里的笑声。他感到受不了。他感到深深的内疚。
鲁滨逊R44直升机在卷起的一团尘土中降落，瓦斯科走出来，弯着身子从螺旋桨叶下面走过。他钻进等在那儿的黑色悍马车。“和我谈谈吧，”他对开车的多利说。
那么放在哪里呢？他看见堆在门口的运动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