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接受检查。迈克尔博士一切都要重新检查。他甚至还作了一次肝脏活检。”
“你听到这种情况有何感觉？”
“他当时做了什么检查？”
“是的。每3个月一次。”
“医药公司说30亿美元。”
“我感到震惊，”父亲说，“我在病中非常害怕，虚弱不堪，我去向迈克尔博士求医。我相信自己的医生，把生命交到了他手里。我信任他。可结果是他一直在欺骗我，多年来毫无必要地让我担惊受怕，这样他才能从我身上把一些组织偷走，并卖掉它们从中获利。都是为了他自己。他根本就不关心我，只想从我身上窃取细胞。”
“骨髓癌。”
“他说原因没有？”
“那使你感到恼怒吗？”
“因为有些是准许将我的人体组织用于商业的、放弃权力的表格。”
父亲暂停一下，咬紧嘴唇，极力控制住情绪。这让亚历克斯吃惊。父亲通常都是很强硬的，不易动感情。即使了解此刻有助于他的案子，她也为他感到一丝担忧。“我被吓住了，真的被吓住了，”她父亲说，“他们都告诉我……我活不长了。”他把头低下去一点。
“你有什么反应？”
“他提出治疗方案没有？”
“当然。否则他为啥要一次次进行检查？”
“一切正常。我增加了体重，恢复了力量，头发也长起来啦。我觉得不错。”
“听起来你在等待死亡一样。”律师说。
“起初只是一些同意的表格，承认我在接受某种有风险的操作程序。最初的表格有一两页。不久后又有了其他表格，表明我同意参与某个研究项目。每次我去时都有越来越多的表格。最后它们达10页之多，是用难懂的法律语言写成的整整一份文件。”
“没有。”
“他说你仍然患有癌症吗？”
“迈克尔博士。他就在这儿。”她父亲指着坐在邻近桌旁的被告。亚历克斯没往那边看，而是盯住父亲。
“迈克尔博士在出售我的细胞——在作所有那些检查时他从我身上取走的细胞——出售给一家叫‘生物技术研究股份有限公司’的医药单位。”
“当然。我认为他并没如实告诉我他在做什么，没说出他作这一切检查的理由。有一次我去见迈克尔博士时，直截了当问他是否在把我的人体组织拿去作商业用途。他说绝对没有，他的兴趣纯粹是为了研究。于是我就答应了，除允许把我的人体组织拿去作商业用途的表格没签字外，其他的都签了。”
“他说我的腹部增大，让我去西海岸找那位最著名的专家看看，这个专家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的一名教授。”
“反对！”
“看医生没有？”
“害怕极了。”
“我想是的。”
“然后发生了什么情况？”
“医生怎么对你说的？”
弗兰克是个胸肌发达的男人，51岁，不过看起来年龄没那么大。他宣誓时显得精力旺盛，充满自信。亚历克斯知道父亲富有活力的外表会对案子不利。
“停止了。”
“结果如何？”
法庭里一片寂静。
“提出了。先手术后化疗。”
“你签字了没有？”
“他说情况不佳。”
“他说他更愿意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作。可这并不合理。并且他拿出越来越多的表格让我签字。”
“不是。他从不告诉我什么。医院里谁也不告诉我什么。他们只是说，‘6个月后再来。’”
“4年。那你最初怀疑他们没对你的状况说实话，是什么时候？”
“是的，找了。”
“为什么没有？”
“这些检查完成后，他把诊断告诉你了吗？”
“发烧吧？”
“哦，4年后。我仍然觉得健健康康的。什么也没发生。每天我都等待着晴天霹雳，可从来没有。但迈克尔博士总是说我得回去作更多的检查，更多的检查。那时我已搬到圣迭哥，想在那儿作检查，并向他请示。可他不同意，我得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作才行。”
“你对那种病的理解是什么呢？”
“告诉了。他说我患了急性成淋巴细胞白血病。”
“他只是说，‘6个月后再来。’”
“他将一根针刺入我髋骨，就是这儿。针穿过骨头进入骨髓。他们把骨髓吸出来进行分析。”
“他是否说得更具体一些？”
“你知道那些细胞值多少钱吗？”
“他抽取血液，拍了X光，并对全身作CAT扫描。他还对我的骨髓作了活检。”
“那时你感觉如何？”
“他说我的血液功能有些不正常。”
“他特别指出要做哪些检查了吗？
“为什么？”
“那是如何做的，弗兰克先生？”
“他说，大概不会超过1年。”
“那位专家叫什么？”
陪审团倒吸了一口气。
“到最后时没有签。”
律师开始提问。“弗兰克先生，我请你回想一下，大约8年前的6月你在做什么？”
“4年。”
“为什么？”
“最初是夜里醒来，一身都要湿透。”
“迈克尔博士后来又让你体检了吧？”
“我感觉是健康的。不过我想自己是旧病复发吧。”
“他让我6个月后再去。”
“你相信自己是有病的。”
“开始一段时间还没有，”他说，“我以为得了流感什么的。可流汗水不止1个月后我开始感到很虚弱，才去看医生。”
“什么表格？”
“检查了。”
“你害怕吗？”
“结果呢？”
“你后来再找一位医生看看了吗？”
“没有，不过这正是我所害怕的。他从未重复过以前的检查。”父亲不安地在椅子上移动一下。“我问他癌症是否复发，他说，‘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得对你密切监测。’他坚持说我需要经常检查才行。”
“洛杉矶高级法院第48区”是一间用木头嵌镶的屋子，其上方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徽章。这间审判室似乎是个奇特地方，人们竟然要在这里就复杂的生物技术问题进行争讼－-弗兰克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务委员所展开的诉讼。
“后来发现了什么？”
“你什么时候怀疑自己生病了？”
“搞建筑，”父亲声音坚定，“监管卡尔加里市天然气管道的所有焊接工作。”
父亲似乎恢复过来。亚历克斯靠在椅背上，喘一口气。证词现在顺利展开，这个故事父亲已讲过数十次了——他这个受到巨大惊吓、担忧着自己的生命的人，如何相信迈克尔博士；他如何在迈克尔博士的指导下接受手术和化疗；疾病的症状如何在随后一年里慢慢消失；迈克尔博士最初如何认为她父亲的病好了，他的治疗也圆满完成了。
“迈克尔博士随后对你进行检查了吗？”
“好吧。弗兰克先生，你拒绝签那些同意的表格时，迈克尔博士对你停止治疗了吗？”
“大约1年后我又作了一次体检，之后迈克尔博士打来电话说他需要作些其他检查。”
“我被吓住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二次情况更糟。我第一次生病后便立下遗嘱，作好了一切安排。然后我的病好了，我又有了愉快和更有生气的新生活——有了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之后他便来了电话，我又被吓住了。”
“是迈克尔博士告诉你的吗？”
“他把将来的结果对你讲了吗？这种病的后果可能会是什么？”
“我收回这个问题。不过咱们继续吧。弗兰克先生，你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作检查坚持了多久？”
律师问：“接下来怎样了，弗兰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