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现了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33年)曾侯乙的墓葬。开凿于小山上，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墓室为多边形，分为东、北、中、西四室。椁室四周填充木炭及青膏泥，使随葬品保存较为完好。曾国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国，但墓中却出土了上万件精美的器物。如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此外该墓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二件、升鼎九件、饲鼎九件、簋八件、簠四件、大尊缶一对、联禁大壶一对、鉴缶两套、尊盘一套两件、盥缶四件等。形体巨大，制作精致。例如其中的一对大尊缶，高达1.26米，腹径一米，重达327.5公斤。尊盘系用失蜡法铸造，十分繁缛而精美，堪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武器和车马器，其中有多戈戟、殳〔shu书〕和带矛车軎等。该墓出土的青铜器的总重量达10吨之巨，足以反映战国时期青铜产量之巨大。并且，此墓还出土有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成组的玉佩饰等，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此外，墓中还出土竹简240枚，上有墨书文字，详细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兵甲的情况。加上青铜礼器、乐器以及衣箱上的漆书文字等，总字数达12696字，是自西晋汲冢竹书出土以来先秦墓葬出土文字资料最多的一次，对历史学、音乐史、天文学史及古文字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的墓地已有一些重要的发现，现择要予以介绍。
1950年至1951年发掘的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中期魏国的王陵，坐落在共山脚下的一个南北长135米、东西宽150米的高台地上，其上有三座大墓并排在一起，是魏王及王后的陵墓。其中以居中的二号墓(魏王墓)为最大。墓室正方形，上口长宽各为15米，深约17米。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为长方形，长9米，宽8.4米，高2米。棺置于椁室之中。椁室外面积砂积石，用以防止盗掘。墓口上建有夯土台，在台上建有享堂。享堂平面为正方形，每边长27.5米。经复原是一座七开间四角攒尖的瓦顶建筑。此外，在一号墓享堂东南部散水下面发现两个埋藏祭玉的小坑，其中出土有玉简册、玉圭和大玉璜等。这些说明此时墓祭已经产生。二号墓被盗严重。但一号墓出土了成套的仿铜的陶质礼器，有升鼎九件、簋二件、壶四件、鉴四件、盘一件及匜一件等，这说明传统的礼器制度已大为衰落。在一号墓的南墓道中发现有放置车马的墓室，表明自西周以来在大墓旁另建车马坑的制度已经改变。
1974年至1978年在河北平山发掘了战国中期中山国王的陵墓，其中以中山王□〔CUO错〕墓(一号墓)最为重要。墓上建有高大的封土与享堂。封土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2米，高约15米，呈三级台阶状。封土上面建有上覆瓦顶的享堂。封土南面有两座车马坑及一座船坑和一座杂殉坑。墓室为土坑竖穴，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南北长14.9米，东西宽13.5米，深8.2米。椁室两旁有藏器坑以放置随葬品。西边的藏器坑出土了青铜礼器正(列)鼎九件、簠四件及鬲、豆、壶等。其中最大的一件中山王铁足铜鼎，高51.5厘米，口径42.7厘米。腹部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的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同出的中山王□方壶，腹部刻铭450字；((妾子)(上次下虫))〔ci次〕壶，腹部刻铭182字。内容丰富，除记载了中山国的世系外，还记载了中山国参加公元前314年齐伐燕的战争，并且“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佚。该墓还出土了中山国特有的大型山字形铜仪仗用器及罕见的青铜兆域图版。图版为长方形，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一厘米。上面是错金银的中山王陵园平面图，图中还有铭文460字，包括中山王命营陵的诏书及各陵的位置及尺寸等。对研究战国时期王陵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墓中还出土了许多工艺水平极高的青铜制品，如错金银龙凤铜方案座、错银双翼神兽、错金银虎噬鹿器座、十五连盏树形铜灯、银首人形铜灯等，栩栩如生，极为生动。根据文献记载，中山国是北方鲜虞族建立的国家。墓中也出土了一些青铜帐构等反映游牧生活的制品。但大量的器物则与中原赵、魏文化一致，反映了战国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1933年和1938年两次被盗掘的安徽寿县(现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战国晚期楚王墓，墓上有直径约200米、高约二米的封土堆。下为近方形土坑竖穴墓室，东西长41.2米，南北宽40.2米，东端有一条斜坡墓道。墓室中部为木构椁室，推测长约11米、宽约9米至10米。中间放置长约三米、宽约一米、高约一米的朱红色木棺。墓中出土文物4000余件，包括千余件青铜器。著名的有楚王熊璋剑、楚王熊肯鼎、楚王熊悍鼎及曾姬无恤壶等。其中楚王熊肯鼎，形体巨大，高59.7厘米，口径60.5厘米。又如楚王熊悍鼎，高53.6厘米，口径45.9厘米。盖上刻铭33字，器上刻铭31字，共计64字。其中有“楚王熊悍战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鐈〔qiao乔〕鼎，以供岁尝。”据研究此墓可能是卒于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熊悍的陵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