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虽然铁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但是青铜冶铸业仍在继续向前发展，不仅产量仍然很大，而且技术水平仍在不断提高。最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水平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这套青铜编钟共计八组64件，外加一件楚王熊璋赠送的镈(据其铭文可知，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共计65件，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件数最多的青铜编钟。出土时完好地分三层悬挂在高达2.67米，总长为10.79米的平面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的编钟架上，并且同时出土了撞钟用的髹〔xiu休〕漆彩绘长木棒两根及敲钟用的T字形的髹漆彩绘的木槌六个。钟架的中、下两层横梁由六个身上佩剑的青铜武士用头和双手承托。钟架最上一层悬挂三组钮钟共计19件，中间一层悬挂三组甬钟共计33件，下面一层悬挂两组甬钟12件加一件楚王熊璋镈。其中最大的一件编钟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编钟高20.4厘米，重2.4公斤。整套编钟重达2567公斤，十分惊人。经研究，这套编钟也是用范铸法铸成的，其合金成分，除铜以外，含锡12.49—14.46%，含铅一般小于2%，其他杂质很少。这种合金配比科学合理，使钟的综合性能最优良，音色丰满悦耳。经金相组织检测，当时可能已采用预热陶范、延时脱范，利用陶范及钟的余热进行均匀退火以改善金相组织，以减少残余应力，保持音频稳定，达到了中国古代青铜范铸技术的高峰。每件编钟上面不仅铸有精细的花纹，而且还有大量的错金铭文。除正面钲部有“曾侯乙作持”的铭文外，其余鼓部等处皆为关于音乐的铭文。包括标明此钟的音阶名称和关于乐律的铭文，其中包括当时楚、晋、齐、周和曾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及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整套编钟铭文的总字数达2828字，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经中国音乐研究所测试，每个钟均能发出两个乐音，而且和钟上的音阶铭文相符，至今音色优美。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和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同一音列，音域宽广，包括五个八度，其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已趋向十二平均律的律制，具有一定的旋宫转调能力，至今可以演奏各种曲调，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明战国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已经完全可以满足音响设计的要求。1979年这套编钟首次在北京市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时，曾为各国驻华使节及朋友们演奏了“楚商”及“一路平安”等中外名曲，大家无不为中国古代人民在音乐及青铜铸造工艺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热烈鼓掌和表示钦佩。
此外，曾侯乙墓还出土了编磬四组32枚、鼓四件、瑟12件、五弦琴及十弦琴各一件、笙四件、箎〔chi迟〕及排箫各两件等乐器，生动地再现了战国时期乐队阵容的庞大和乐舞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