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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文化 作者:李先登 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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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四川及其邻近地区的巴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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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族最早的发源地在湖北西部清江流域,以后主要活动于四川东部及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一带。西周时期建立巴国,国都在重庆等地;春秋时期比较强盛,与楚国关系密切,公元前611年巴人曾从楚师灭庸;战国时期衰落,公元前329年被秦国灭亡。巴文化的青铜武器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如扁茎、剑身较宽的柳叶形剑、空首折腰钺、圭形援直内戈、短骹〔qiao敲〕弓耳矛等。青铜炊食器有釜、甑、鍪〔mou谋〕等。青铜乐器以錞于及钲最为常见。青铜器上常以虎纹作为装饰。并且在青铜兵器、乐器及印章等之上也常铸有虎形、鸟形、手形、花蒂形等符号,这可能是古代巴族或蜀族的文字,但至今尚未破译,不能通识。巴文化在墓葬上的特点是船棺葬,即用长约五米的整段楠木雕凿成船形,尸体置于船舱之中,葬于沿江的山坡之上。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发现的巴国墓葬中出土了14件成套的青铜错金编钟与铜缶等,与战国中期楚国铜器相一致,反映巴文化与楚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蜀人最初活动于岷江上游的山区,以后逐渐向成都平原发展。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蜀与周王室联系密切,春秋时期蜀国强盛,战国时期衰落,公元前329年为秦所灭。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了一座巨大的修筑于商代的早期蜀国的城址。略呈梯形,北窄南宽,总面积约为2.6平方公里。城墙系用夯土筑成,东、西城墙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东城墙长1800余米,西城墙被鸭子河冲毁一部分,残存800余米,南城墙筑在马牧河拐弯处,长约210余米,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以鸭子河作为天然屏障。1986年又在城南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器物坑。一号坑长4.6米,宽3.5米,深1.6米。坑内埋有青铜器、金器、象牙、玉石器300余件以及大量的海贝及烧骨。二号坑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出土青铜器、金器等600余件。据研究这些物品可能是早期蜀王宗庙中的祭祀用器,在其灭亡时,被烧砸后埋入坑中。其中青铜礼器尊、罍、盘等与中原商代青铜礼器造型相似。青铜神像是建国以来的首次发现,其中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立人像,赤足站立于高座之上,通高2.62米,人像高1.72米,重180余公斤。身体修长,两臂抬起,双手握成圆圈,高冠,身穿左衽长袖深衣,上饰龙纹及兽面纹图案,可能是宗庙中主持祭祀的巫师的形象。再有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大型青铜面具,高65厘米,宽138厘米,两个眼球呈圆柱状,凸出约30厘米,长尖耳,十分奇特,可能是蜀王先祖蚕丛的神像。玉器有圭、璋、璧、琮等礼器及戈、矛、斧、凿等兵器和工具。金器有杖、面罩、虎及金箔等。例如一号坑出土的金杖长1.42米,金皮木芯,金皮重约500克,上面雕有人头、鸟、鱼、穗等图案。此外,早蜀文化的主要发现还有成都羊子山的一座祭坛基址,为正方形三级土台,高约10米,底部边长103.6米,台顶面积为31.6平方米。还有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大面积竹木建筑遗址。晚期蜀文化的主要发现有1980年在新都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期开明氏蜀王的大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五件青铜列鼎(最小的一件盖内铸铭“邵之饲鼎”)和豆、敦、缶以及编钟等的形制纹饰与楚国青铜器类似,显然受到了楚文化的重大影响。而出土的兵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援两侧均有短胡的戈、柳叶形短剑、空首折腰钺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枚铸有蜀国图形文字符号的方形印章以及大量成套的青铜工具等。

商周时期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存在着发达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巴蜀文化。巴文化主要分布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地区,蜀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地区。巴蜀文化二者不仅自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中原青铜文化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与《尚书·牧誓》等古代文献记载蜀国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等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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