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部刺耳的小说——就像我们说一部润滑不好的汽车的车轮吱嘎作响一样——相比，《金阁寺》可以说是一部杰作。尽管法语译本看上去卓越精良，但也许尤其是在重读时，当我们把这部作品置于三岛的作品整体之中，就像嵌入一支交响乐内部的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这一点。像三岛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的那样，作品情节的安排是与即时当下的情况，甚至社会新闻相关联的：金阁寺是京都附近的圣地，因其建筑之美和位于湖泊岸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1950年，在这里修行的一个年轻僧徒，把这座拥有近五个世纪的历史、浸润着义光时代的光辉记忆的建筑付诸一炬。金阁随后进行了重修，但三岛借助诉讼文件，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构建这宗罪案的动机和过程。典型地，罪犯的诸多动机中似乎搀杂着未酬的壮志和怨恨，作者却只从中摘取一个动机：对美的恨，面对凝结着数百年的完美的金阁寺这件被过分吹捧的珍宝的愤怒。就这个有血有肉的纵火者的情况来看，结巴和丑陋使这个见习僧得不到人世的友谊：他被戏弄，被嘲笑，只有一个天真的男孩和一个恶毒又玩世不恭的跛子是他的朋友，男孩因爱情而抑郁自杀，他的父母却把自杀伪装成事故，而跛子则利用自身的残疾获得女性的同情然后引诱她们。此外，这个佛教僧侣阶层并不像我们原本认为的那样让人感到意外：处于世纪之交的于斯芒斯，接近金阁被烧毁的年代的贝尔纳诺斯，都可能描写同样一个布满灰尘的修道院，一成不变的修行，流于空洞的例行程序的祈祷，还有时不时地隐藏在毡帽和羊毛围巾后，到城里去寻欢作乐的正派的修道院院长。那个年代的一个天主教神学院学生，因“宗教的麻木”愤愤不平，转而点燃了某个备受敬仰的古老教堂，这在西方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叙述自己乏味生活的平庸小僧看起来具有明显的真实感；同时，通过虚构这种处于所有文学创作中心地位的手法，作者在他身上不仅注入了一部分让作者能够理解并重建人物的敏感性，而且还赋予人物以诗人的特权，即言说和调整所感之事的才能。总之，这部现实主义小说是一支歌。
此外，见习僧对金阁的既爱又恨的双重情感其实也是一种譬喻。一个欧洲批评家——虽然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尤其是从这部作品创作的年代这一点上考虑，在其中看到身体的象征，而三岛对身体赋予某种极高的价值，确切地说这是因为身体是可摧毁的，也许特别是在亲手摧毁它的时候。这是既矫揉又浅薄的观点，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批评的许多观点一样，它没有考虑到一本书在一个生命过程中所处的特殊时刻，而是坚持把作者和他的作品用缆绳而非细如发丝的纤维连接在一起。在受到轰炸威胁的时期，见习僧对金阁抱有的感情是爱；他们一同经受着威胁。之后，在一个台风的夜晚，金阁，“塑造着我的宇宙结构的金阁”，奇迹般地躲过了侵袭，风暴掠过湖面却并未爆发，见习僧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为此而分裂，一半是站在建筑杰作一边，一半是与狂风为伍。“使劲刮呀！使劲刮！再强烈一点！”西方的浪漫主义也曾感受过同样的欲望，也就是意欲穷尽自己的人的欲望。“刮起来吧，期盼已久的风暴，你应该把勒内带到另一种生命的空间中！”然后，随着见习僧变得阴郁乖戾，在自身的完美中悠然自得的金阁变成敌对。但同时，对于这个丑陋的年轻人来说，金阁，像一系列明显浸润着秘传佛教色彩的思考所指出的那样，正是他自己。有着病态心灵的少年成功地想象出了一座并不更广大的金阁，就像他最初看到的那样，一座在自身中包含着世界的所有美丽的金阁，它是极小的，这其实回到了同一点上，它像一粒种子一样，是自身也在其中孕育着的闭合的微粒。在另一个时刻，单纯的鹤川出于好玩扔进池塘中的石子，打碎了这个完美的客体的倒影，并把它幻化成涌动的波浪：这是另一个佛教意象，即一个一切都在不停变幻的世界。见习僧摧毁这个杰作的欲望越膨胀，我们在精神上就越接近禅宗长老们的矛盾建议，即认同人们把佛的圣像当作取暖的柴薪烧毁的做法，或者越接近《临济录》的著名箴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父母杀父母！始得解脱！”危险的语句，却让人不禁想起福音书的某些训诫。重要的是在我们赖以生存或作为我们所有人的成长的基础的审慎、常见的智慧上，叠加危险但充满生气、来自更加自由的热情和极度纯洁的绝对的智慧。“我孤身独影，金阁的绝对包围着我。是我拥有金阁，还是我被金阁所拥有？抑或是产生了一刻罕见的均衡，此刻我是金阁，而金阁也是我？”
由于把小说背景与当时的某则稍加更改的社会新闻联系在一起的意图，青年三岛的这些叙述中的某几篇属于一个罕见的类别，即抓住事情发生那一瞬的现时：直到最后，我们在三岛的作品中都一直可以观察到这种把正在过去的现时立刻固定住的需要。其他的一些作品有时变成报道，或者更糟糕，沦为了过于匆促完成的小说草稿。几乎在所有作品中，欧洲的表现手法都占据主要地位，不管涉及的是《爱的饥渴》或《金阁寺》的抒情现实主义，或是《午后曳航》的尖锐辛辣的笔法。我们甚至可以说，直到大概四十岁的年纪，这个没有受到战争波及的男人——至少他这样认为——在他身上完成了整个日本的沧桑演变，这就是通过把精力转移向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即过分的西方化和不惜任何代价的经济发展，从而完成了从战场上的英雄主义快速过渡到对美军占领的消极接受的过程。穿着无尾常礼服或燕尾服、在东京的国际文化会馆这座美国化的日本的殿堂里，切下第一块结婚蛋糕的三岛，或者还有身着无可挑剔的商人式的西服套装做报告、坚信知识分子和银行家是同一类人的三岛，这些照片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典型的。但青少年时期和成年后的执念、激情和厌恶，在表面之下，在变成迷宫的洞穴一样的作品中继续在深掘。三岛-圣塞巴斯蒂安的照片不远了；男人嘴中咀嚼着一朵硕大的玫瑰，而玫瑰似乎反过来要吞噬掉他的脸，这张照片也已经不远了。而且，我为这篇评论的最后一页保留了一张更加让人感觉心灵受创的照片。
三岛的大部分戏剧作品，像他的小说一样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有时甚至比小说更出色，但都没有被翻译成外语；因此我们只能不得已而选择五十年代的《近代能乐集》，和距离三岛生命终结更近的时候创作的《萨德侯爵夫人》。为能剧提供一个现代的对应物，与把一部古代希腊剧作改编成现代作品，差不多体现出同样的吸引和同样的危险：吸引来自一个事先已被澄清的主题，它为所有人所熟知，并且已经感动过几代诗歌爱好者，可以说，其形式几个世纪来已经臻于完善；危险来自流于平庸的效仿或刺激人的反常。科克多、吉罗杜、阿努耶，他们之前的邓南遮，以及他们之后的其他几个剧作家，伴随着不同的幸运和失败，都经历过这一切。对于日本的能剧来说，困难更加巨大，因为这里涉及的剧作仍然浸润着神圣感，这一因素，对我们来说在希腊戏剧中已经稍显变味，原因是观众认为剧作中提及的是已经灭亡的宗教。能剧，正相反，糅合了神道神话和佛教传说，是还在焕发生机的两种宗教结合的产物，即使它们的影响在今日已经日渐式微。它的美，一方面在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种生者与幽灵的结合，虽然在一个一切皆非永恒的世界中，两者几近相同，但在我们今日的精神背景下，两者都很难让人信服。在大多数情况下，三岛都让人钦佩地接受了挑战。在《葵姬》中，我们很难对源氏（在此处化身为一个富有而杰出的商人）在诊所房间里的守夜无动于衷，他的妻子葵姬因严重的神经疾病在这里日渐衰弱；也难以漠视从幽灵游艇的一扇门的上场和从另一扇门的退场，在这艘游艇上，源氏貌似违心地与过去的情妇六条一起登场，而后者只是一个“活着的幽灵”，不幸的葵姬感觉在被她缓慢地折磨至死。《绫鼓》的布景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则会更加奇特：空旷的蓝天，两栋建筑物最高的两层之间瞥见的一线天空，左边的建筑物是干瘪轻佻的女顾客经常光顾的高级服装沙龙，右边是诉讼代理人的办公室，一个陷入爱情的年老雇员在窗边窥伺。像过去的戏剧中那样，一块裹着丝绸的岩石，即一面“绫鼓”这个简单的戏剧道具，被玩笑般地送给了老人。它没有发出——我们猜测——任何声音，这是美人面对天真的爱恋者时的冷漠无情的象征，而爱恋者越来越用力地敲击绫鼓，像一颗就要碎裂的发疯的心脏的跳动一般，就这样为它耗尽了力气。
《萨德侯爵夫人》近乎一项壮举：整个剧本都是由对话构成的，就像拉辛的剧作一样，没有情节，除了后台或插入的叙述外，整部剧都是由呈对位分布的女性声音构成的：深情的妻子，对女婿的放荡行为出于惯例而感到震惊的岳母，变成被追捕的罪犯的情妇的妹妹，谨慎的女仆，这个家庭的一个虔诚的女性朋友，以及，听上去没有其他人那么顺耳，一个女萨德，她是侯爵的信徒，梅尔特伊夫人式的人物，但形象更加鲜明，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大段夸张的犬儒主义独白，这些台词的目的似乎是为了造成戏剧效果。剧作得益于一种奇特的魅力，这是以缺席者为中心的所有小说或戏剧都会产生的魔力。萨德直到最后都没有出现，就像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书中其他所有人物都赞誉有加的柏西瓦尔一样。内心忠贞的妻子，由于柔情满腔（或者是由于其他不明原因？）而终于加入一场残暴可耻的狂欢，她让我们感动，尽管听到她赞美萨德是注定要创造新价值的罪恶的实体，是受到诽谤的伟大造反者时，我们还是会感到困窘，这大概是个与波德莱尔和巴枯宁眼中的撒旦近似的形象。况且，这种善与恶的几乎二元论式的对立，对于远东思想来说显得奇特怪异，对我们来说却是老生常谈：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恶的力量的爆发，乃至于不再相信富于浪漫色彩的恶。欧洲化的三岛，获得了作为戏剧家的成功，但在我们看来他似乎陷入了一种浮浅的修辞学。接下来的一刻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这位不断地前往监狱在单人囚室的幽暗中探望囚犯的妻子，这位曾激情澎湃地阅读《朱斯蒂娜》并刚刚向我们热情地赞颂该书作者的妻子，此刻被女仆的到来打断了，女仆向夫人们宣告，侯爵先生被革命者释放了（现在是1790年），已经到了家门口。“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穿着一件黑色羊毛大衣，肘部打着补丁，衬衫领子脏兮兮的（顾及您的颜面），我还以为是一个老乞丐呢。而且他太胖了……他的面庞浮肿苍白……与他的肥胖相比，衣服显得过于窄小……当他嘟囔着什么事情时，我们看到他嘴里只剩下了几颗黄牙……但他庄重地对我说：‘我是多纳西安·阿尔冯斯·弗朗索瓦，萨德侯爵。’”萨德夫人的回答是让侯爵赶紧离开，并告诉他，她一生都不会再见他。判决已下，大幕即落。
《禁色》是一本表面看来非常草率的小说，以至于有人单单从它的主题上，就怀疑这是原本为了“商业生产”而创作的作品。像往常一样，算计充斥在三岛的作品中，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得到看起来有误的结果。我们处于战后日本的“快乐”氛围中，然而占领者的存在仅仅通过零星几个寻欢的傀儡就表现了出来；几乎带有渎圣意味的圣诞节浸泡在一个美国巨富的大量威士忌中，这可能出现在新泽西，就像可能发生在横滨一样。这家作为阴谋酝酿和解决之地的酒吧，与其他酒吧没什么不同。悠一，年轻的对象人物，穿过难以想象的混乱，身后是追逐他的男女傀儡。渐渐地，我们发现这部报道小说其实是一部故事小说。一个富有而显赫的作家，在妻子的不忠行为的激怒下，把悠一当成对男人和女人进行报复的工具。故事幸福美满的结尾正与其水准相当：悠一继承了一笔财产，然后兴高采烈地去让人给他的皮鞋擦油。
在《假面的告白》和《丰饶之海》这部三岛的“大计划”的最初作品之间，散布着几本小说，它们类型各异，但整体上的品质或趣味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并不是要对这几部作品逐一进行深入研究。对他的戏剧作品我们也只是稍作探讨；《镜子之家》，三岛的唯一一本惨遭失败的文学小说，在事物的力量的作用下，将被略过不谈，因为这本书尚未被翻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这些本该足以为作者在那个时代的文学生产中谋得较高地位的作品，表面上不相协调，但却勾勒出几条道路，即一个伟大的作家在仅仅面对他的几个重要主题，并以必要的广度来表达它们之前所经过的道路，另外，如果仔细观察，这些主题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已经初露端倪。
像我们将在《丰饶之海》，尤其是第三卷中看到的那样，我们的困扰产生于一种不确定性：作者是他笔下人物的软弱的同谋者，抑或他只是在他们身上投射了自己画家一样超脱的目光？答案并不是可以轻易得出的。小说家并没有给他所描写的环境覆盖上一层热内式的暧昧的诗意色彩。某些标记让人联想到在《述奇杂俎》里的轻松速写：枕头下的香烟包和火柴盒伴随着浮浅的情谊，体育小报引起的对话交流，对运动表现的自吹自擂让人不禁想起学校里的健身教室。两个以女性境遇为中心的场景更加深刻：一个场景是，悠一带着年轻的妻子去看妇科医生（因为他结婚了，这正是魔法师的诡计之一），以得到她初次怀孕的确诊，以及著名医生向这对完美的年轻夫妇致以乏味朴实的祝词。在另一个场景中，悠一得到允许走进分娩室，见证了妻子长时间的分娩。“她的下半身似乎奋力地想要呕吐。”女性器官，直到那一刻之前对这个年轻男子来说似乎都只是一个“空的瓷器”，此刻却在剖腹手术的手术刀下显露出血肉的本质。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场景，就像所有死亡和所有出生一样，但各地的习俗总是用盖上一条被单的方式来粉饰这一场面，或者让我们慎重地移开眼睛。
为作者招来一场诽谤官司的《宴后》，是另一个体现了这种投身现实的激情的例子，但在此处涉及政治和社交界，对此作者已经有所触及。对于我们来说，其意义尤其在于，作品在一个时髦的餐馆女老板的外表下，展示了一种类型的情妇，这种诱惑者和具有灵活商业头脑的女性，时不时地出现在三岛的小说中。我们发现，《丰饶之海》的庆子属于其中社会地位较高的一类，而《午后曳航》中的年轻寡妇，横滨一家高档商店店主，其形象则更加纤弱时尚。这部篇幅较长、具有如手术刀刀锋一般冰冷的完美的中篇小说，在三岛的作品中年代较晚，并且已经触及到了三岛更久之后将要探讨的其他可怕的主题。另外，这种冷酷的暴力，这种称得上是不费力的高雅生活的枯燥乏味，在我们这个时代到处都具有典型性：一部由英国演员演绎、以英伦风光为背景的英语电影曾经把这场黑色冒险搬上了舞台，浪漫的水手和性感的年轻寡妇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多大变化，一群孩子参与活体解剖的行为亦是如此。但我们已然处于无法言说的恐怖之中。
其实，一将金阁点燃，纵火者的第一个行为就是任凭它熊熊燃烧。他试图打开已经变成柴火堆的神社的大门，但徒劳无功，令人窒息的滚滚浓烟把他的自杀计划变成了阵咳，他退却了。最终，他也放弃事后的自杀计划，为此他还购买了一把刀，在俯瞰寺庙的山坡上被逮捕时，廉价的点心填满了他因战后食品短缺而营养不良的饥饿的胃，此时他就是可怜的艾罗斯特拉，非常单纯地渴望活下去。
继黑色代表作《假面的告白》和红色代表作《金阁寺》之后，有一部明亮的代表作：《潮骚》是一个作家一生通常只能写出一次的幸福的作品之一。有些作品，其成功迅即而至，以至于在挑剔的读者眼中，成功侵蚀了这些作品，《潮骚》便是其中之一。它完美的明晰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希腊美好时代的雕塑，为了让眼睛和手更好地感受到作品线条的无限精妙，而避免在人体平面上出现过于明显的凹陷和凸起，因为这样会产生光线和阴影的斑驳，与此相似，《潮骚》是批评阐释没有涉足的一部作品。这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一座日本岛屿上发生的田园诗般的故事，在那里，男人只能在外海捕鱼，女人在一年中一个短暂的季节里，潜水寻找鲍鱼这种覆有珍珠质外壳的贝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这本书描绘了一幅并不悲惨但也仅能满足最低限度生活需要的生活的画卷，同时也描绘了一段爱情，其阻碍仅仅是一个靠捕捞鲍鱼为生的贫穷寡妇之子和一个在村民看来似乎非常富有的小船主之女之间微小的阶级差别。作者着手创作这部短小的小说时刚刚从希腊归来，对新发现的希腊的热情，以无形但具有存在感的方式，渗入在对这个日本小岛屿的描写中。因此，我们不妨冒险进行一下明显过于沉重的比较。《战争与和平》看起来是一部杰出的斯拉夫史诗，但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在写作这本书时，正因荷马而陶醉眩晕。仅仅从年轻人的爱情这一主题来看，《潮骚》似乎首先是《达芙妮与克罗伊》的无数旧题新作之一。但在此处，我们把所有对于古代的迷信置于一边——另外这只是年代相当近的古代——应当承认，在这两者中，《潮骚》富有旋律性的主线绝对是更纯粹的。除了朗戈斯也无法避免的几处浪漫的或根据传统略显夸张的小事件以外，每个片段都以一种适度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处理；不仅如此，三岛的小说中尤其没有任何因素，让人联想到那种通过两个正在体验爱情但尚未发现肉体欢愉秘诀的孩子矫揉造作的水中嬉戏，来像搔痒般微微刺激读者的意图。男孩和女孩被骤雨淋湿，于是除去衣衫，隔着干柴禾堆取暖，这个有名的场景，只是稍稍有点违背真实性，因为在这个国家，色情的裸露长久以来就非常少见，但日常的裸露是一种传统，例如在一些不是非常西方化的地区仍然保留着男女混浴的浴场。火堆边的这些羞涩的游戏，在《潮骚》中投入了亮丽的光彩和美丽的投影，就像神道的仪式之火的闪光一样。赤身裸体、身体冰凉的鲍鱼捕捞女们，在沙滩上为她们衰老或年轻的躯体取暖时，向一个小商贩贩卖的零钱包投去贪婪的目光，这样的场景远远偏离了喜多川歌磨的《鲍鱼捕捞者》，在后者中，疲劳之后，留下的是优雅。一个主题浮上台面，并将在《丰饶之海》中重现：冷硬、纯粹的原初力量和一个被腐蚀的世界贫乏的奢华的对比。最后的场景中，年轻男人接受了货轮主人的好意，在台风中投身大海，去把连结着浮标和停泊在港口中的船舶的缆绳重新系好，这一场景既是神话的，又是真实的。这具卷裹在波涛起伏的黑水中的白皙赤裸的身躯，挣扎着，调整着呼吸，胜过神话中某个竭尽全力要与希洛重逢的利安德。年轻女孩的容貌更朴实，男孩的形象更耀眼，这样的一对男女就像动物世界中的雌雄配偶一样，最终为诗人实现了分裂在两个生灵身上的某种雌雄同体的图景。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侯爵身上化为肉身的罪恶在囚室的黑暗中若隐若现，爱着这一理想形象的萨德夫人，不想再要这个无精打采的胖男人了？她认为更明智的做法，就像她早前某些时刻想过的那样，是隐居在修道院中远远地祈祷，这样做不是像一个虔诚的女朋友建议的那样为了救赎她的丈夫，而是为了他能继续追随上帝让他遵循的受到诅咒的造物主的道路？更简单地说，自从监狱不再把她与他分隔开后，她害怕了？迷雾比之前更加浓重地聚拢在萨德夫人身上。 [48] 他甚至说过，1943年被伤寒夺去性命的十六岁的妹妹，她的死都比战争更让他震惊。[49] 关于这一点需要注意，在这本丝毫没有浪漫诗意的作品中，有一个细节体现了勉强可以让人接受的悲剧之美：声名显赫的作家，面对着投河的不忠之妻的尸体，给死者的脸戴上了能面，但脸部浮肿的皮肉从面具下四处溢出。[50] 在《忧国》中，三岛描写“切腹”的悲情场面时又运用了同一个意象。张开的腹部任由脏腑流出，看上去也如同呕吐一样。[51] 三岛最优秀的中短篇之一《女形》，被改编成了戏剧，它微妙地表现了一个致力于扮演女性角色的传统歌舞伎男演员的处境，在日常生活中他不得不依照习俗以女性的方式说话、吃饭、行走，以防在舞台上表现得不自然，然而在乔装改扮下，他却仍然感觉到以及让人感觉到是一个男人在观察和模仿女人。在艺术和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这个主题还可以继续深化。看起来确实是得益于他与一个著名的女形演员中村歌右卫门的长久友谊，三岛才能发觉“演员的矛盾”，以及同时发现戏剧的矛盾，尽管作家自己，如果没有弄错的话，从未在他的纯“现代”剧作中启用传统的男扮女装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