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一切都准备好了。切腹定于1970年11月25日，正是答应编辑交付四部曲最后一卷的日子。尽管在行动中那么干劲十足，三岛还是依循作家职责的要求规划着自己的生活：他自夸从未错过在规定好的日期交付手稿。一切都在预料之内，甚至是在垂死的痉挛中用于阻止脏腑流出的棉垫，这是出于对参与者们的极度谦恭，或直到最后都保持躯体的尊严的极度渴望。11月24日与四个盾会成员共进晚餐的三岛，像每天晚上一样回家工作，完成了手稿或对手稿进行了最后的润色，签上名字，把它塞进一个信封，编辑的一个职员第二天早上会来找这个信封的。天亮了，他冲了个澡，仔细地刮了胡子，在白色棉质内裤和裸露的肌肤上套上盾会制服。每日皆如此的动作，但却满含着我们不会再次从事的事情的庄重。离开书房前，他在桌子上留下一个纸条：“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我还是想活着。”这句话带有所有那些非常热情以致不能满足的人的特点。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觉，这些只言片语写于清晨，和写下这些只言片语的人即将在中午死去，两件事并不矛盾。
又一个跳跃，三岛回到阳台上；他再次打开落地窗，身后跟着举着一面展开的旗帜的森田，上面写着同样的抗议和要求，三岛坐在地上，与将军相隔一米远，他以完美的掌控力，分毫不差地完成了扮演武山中尉的角色时我们看到他曾经做过的动作。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他预想的感受，以及他模仿死亡时试图了解的感受一样吗？他请求过森田不要让他遭受太长时间的痛苦。年轻人挥下了刀，但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的手颤抖了。他只是在这个垂死者的颈部和肩膀上砍出了两三个可怕的刀口。“给我！”古贺敏捷地拿起了刀，只消一下就完成了该做的事。其间，森田自己也坐在了地上，但他已无力再做什么，只是用人们从三岛手里拿下来的胁差在自己身上割了一个深深的口子。这种情况在武士的准则中有所规定：过于年轻或过于年老的人在自杀时，由于过于衰弱或过于失控而不能顺利进行切腹时，应该就地将其斩首。“下刀吧！”古贺照做了。
他把手稿放在门厅桌子上的显眼之处。四名盾会成员在森田新买的一辆小轿车里等着他；三岛拿着皮质公事包，里面装着一把十七世纪的珍贵军刀，这是他最值钱的财物之一；公事包里还有一把胁差。路上经过学校门前，此刻，作家两个孩子中的老大、十一岁的女孩纪子正在学校里：“这是电影中我们会听到伤感音乐响起的一刻。”三岛开玩笑地说道。这是冷漠的证明吗？也许正相反。把挂心的人玩笑置之有时要比根本不提及更容易一些。我们赋予他的这短促洪亮的笑声，也是那些不会大笑的人的标志性的笑声，他可能会对此一笑置之。然后，五个男人唱起歌来。
让我们转向听众这边。“他疯了”，接受现场采访的首相说道。父亲在收听午间广播时，听到了三岛向军队发表演说的最初的消息；他的反应是家属们的典型行为：“他会给我带来多少麻烦啊！应该向当局道歉……”妻子瑶子十二点二十分在赶赴午宴的出租车上听到了三岛死亡的消息。之后被问起时，她回答她料到了三岛的自杀，但以为是在一或两年后。（“瑶子没有想象力”，有一天三岛说道。）唯一一句让人感动的话是母亲在接待来致敬的访客时说的。“不要为他惋惜。平生第一次，他做了一直想做的事。”她或许夸张了点，但三岛自己也曾在1969年七月写道：“当我回想过去的二十五年时，其空虚让我满怀震惊。我几乎不能说我活过。”即使在生命最耀眼、最充实的时刻，我们也极少能完成真正想做的事，并且，从空的深度或高度来看，过去存在的事物，以及不存在的事物，似乎同样是蜃景或梦幻。
军队在楼下聚集起来，大概有八百人，他们因为被从日常工作或娱乐中抽调出来参加这项毫无预料的杂务而非常不满。将军耐心地等待着。三岛打开了落地窗，走出来到了阳台上，以卓越的运动员的动作，一跃而起站到了扶栏上：“我们看到日本因繁荣而骄傲，陷入了灵魂的空虚……让我们重振真实的日本，让我们牺牲。你们会仅仅重视生命，却眼看着灵魂死亡吗？……自卫队所保护的条约，恰恰是否认其存在的章程……1969年10月21日，自卫队理应夺回权力，要求修订宪法……作为日本人，我们的根本价值正受到威胁。天皇在日本的位置也得不到扶正……”
侮辱、粗俗的词语冲向他。最后的几张照片显示，他紧握着拳头，张着嘴，带着这种正在叫喊或嘶吼的人所特有的丑陋，这是一种面部表情游戏，它尤其表明了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的一种绝望的努力，但它也让人痛苦地回想起那些毒害我们的生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独裁者或煽动家的形象，不管他们来自哪一岸。现代世界的一种噪音很快加入到讥笑声中：有人叫来了一架直升机，它在庭院上方盘旋，用螺旋桨的嘈杂捣碎了一切。
我们有一张全家人在葬礼追思仪式中坐在一排椅子上的照片，尽管大家几乎普遍不认同切腹这种方式，追思会还是吸引了几千人。（这种粗暴的行为似乎深深地困扰着人们，他们认为自己处在一个看起来毫无问题的世界中。严肃地对待这一事件，就是否认他们适应了战败和现代化的进步，以及紧随现代化而到来的繁荣。最好在这一行为中，只看到一种文学、戏剧，与让人们谈论自己的这种需要的英雄式的荒谬混合。）父亲平冈梓，母亲倭文重，妻子瑶子，每个人也许都有他们自己的判断或解释。我们只是看到了他们的轮廓，母亲微微低着头，双手合在一起，痛苦给她染上了一丝阴郁；父亲直立着，仪态端正，很有可能是意识到有人在给他拍照；瑶子保持着一贯的美丽和不可捉摸；离我们更近的地方，在同一排，坐着川端，前一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年老小说家，他是死者的老师和朋友。这张老人的消瘦面庞极度细腻，脸上的悲哀就像在透明纸下一样清晰可见。一年后，川端自杀了，但没有英雄主义的仪式（他满足于拧开煤气阀），在他接受三岛拜访的那一年，有人曾经听川端提起过自杀的事。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为了结尾预留下来的最后的也是最让人心灵受创的照片；它是如此让人震惊，以至于很少被翻印。将军办公室可能是聚丙烯腈纤维材质的地毯上，两颗头颅像木桩一样并排摆放着，几乎快挨上了。两颗头，无生气的球，两个血液不再灌溉的大脑，两台在工作中停止运行的计算机，不再拣选和解码连续不断的图像、感受、刺激和反应之流，它们每天以百万计的数量穿过一个人，共同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精神生活甚至是感觉生活，解释和指挥着身体其他部分的运动。两颗被砍下的、“去了另一种法则统治的其他世界”的头颅，在我们注视它们的时候，引起的更多是惊讶而非恐惧。不管是道德的、政治的，抑或美学的价值判断，在它们面前，至少暂时地归于了沉寂。摆在眼前的观念更加让人窘迫，也更单纯：在存在和存在过的不可胜数的事物中，这两颗头存在过；它们存在。充满这些失去目光的眼睛的，不再是写着政治抗议的舒展的旗帜，也不是其他任何一幅精神或肉体的图像，甚至也不是本多曾经冥想的空，这空似乎突然变成了一个概念或一个总体来说过于人性化的象征，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这是两个物体，毁坏的组织的几乎已经无机的碎片，它们一旦被火掠过，也一样只会剩下些矿物残渣和灰尘；它们甚至不受思考的约束，因为我们缺乏对它们进行思考的数据。这是两艘沉船，卷裹在行动之河中，巨浪暂时把它们留在了沙滩上渐渐风干，然后便会再次挟它们而去。 [69] 我想到了自卫队总监部办公室里恐怖主义类型的事件。[70] 十九世纪伟大的自由鼓动者西乡与他的朋友僧人月照尝试过的双人自杀，其目的很大程度来说是政治性的，他们也是采用了溺水的方式，但这一尝试失败了，因为西乡被救活了。这是我们知道的极少的由两个男人计划的shinju（殉情）案例中的一个。[71] 日本人的想象力通常不会转向外界或他人，这确实有可能。但三岛似乎误解了充满活力的年轻妻子的某些品质。不止一次，尤其是关系到保护丈夫自杀事件的年轻同谋者们，以及缩短他们的服刑年限时，三岛瑶子展现出了勇气，以及这种她似乎从未失去的现实感。
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种预展，我之所以在此耽搁这么久，是因为把它与三岛自己的切腹做个比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衡量艺术的完美和生活之间的距离，艺术在忽明忽暗的永恒之光中表现本质，而生活则带有不确定性、碌碌无为和让人难以应付的隔阂，这也许是由于我们不能在某一天、在需要的时刻，走进生灵的内心和事物的深处而造成的，但这种比较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定义“活生生”的生活这种不可估量的奇异，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已经陈旧的词来形容这种生活，即“存在的”。就像帕索里尼的《马太福音》中，奔向死亡的犹大已不再是人，而是一股旋风，三岛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同样散发出纯能量的臭氧气味。
大概是在他生命结束两年前，生活一旦获得某种速度和某种节奏后，对于三岛来说，这种似乎总是自发的运气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登场了，时年二十一岁的森田，是在一所天主教学校受教育的外省人，俊美，稍显矮胖，与他不久后称之为先生（Sensei）——学生赋予老师的尊称——的人一样，内心燃烧着同一团忠诚之火。有人说三岛对于政治冒险的兴趣，是随着年轻人的热情一同增长的；然而我们看到在1969年的一次谋杀计划中，三岛阻止了他的小兄弟。我们宁愿相信，两个人的切腹仪式中某些让人不快的方面，来自于脑子里可能塞满了暴力电影和小说的较年轻者的想象，但三岛并不需要屈服于此。我们至多能够相信，最后（森田是盾会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注册者）终于找到伙伴、也许也是他寻求的心腹之人后，三岛又恢复了冲劲。有人向我们证明，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是如此的吃苦耐劳，以至于拖着一条在运动事故中受伤并打了石膏的腿，马上就加入了盾会的训练中，并“像未婚妻一样到处跟随着三岛”，当我们想到订婚一词意味着立誓的行为，而没有比死亡的允诺更高程度的信守诺言时，这句话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一个几乎完全以与感情有关的资料来阐释三岛的传记作家，强烈坚持这种依恋的肉欲因素，但这只是假设性的；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说法把切腹理解为一种shinju（殉情），这种在歌舞伎剧作中经常出现的两人共同自杀的行为，通常来讲是一个保守家庭的女孩和一个为了挽回或留住情人的非常贫穷的年轻男子所作出的行为，而最常见的形式则是溺亡。六年来致力于准备仪式性死亡的三岛，筹划了这场集合军队和发表死前公开抗议的复杂演出，唯一的意图就是为两个人的离去提供一种装饰，这是不可信的。更简单地说，并且这一点可以在他与共产主义学生们进行的辩论中得到佐证，他最终认为，爱情本身在一个丧失了信义的世界中也变得不可能了，情人被比作三角形基底的两个角，而他们尊敬的天皇处于顶端。把“天皇”一词换成“事业”或“上帝”，就触及了对爱情来说必不可少的超验性本质这一概念，我以前在其他地方就曾经讨论过这一点。森田，由于他近乎天真的忠诚而符合了这一要求。这就是我们能说的所有了，除非，也许很简单，已经决定共同赴死的两个人，想要至少先在一张床上相会一次，而这正是古老的武士精神的确不会反对的一种观念。
将军尽可能地在绳索允许的范围内弯下腰，低声为死者念着佛教的经文：“南无阿弥陀佛！”这位我们对其毫无期待的将军，面对着这出他亲自见证的残酷且意外的悲剧，表现得非常得体。“不要继续这场杀戮了；没用的。”三个年轻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他们已经允诺不会自杀。“尽情地哭吧，但门再次打开时，请你们节制一点。”有些干涩的恳求，但面对着这些抽泣，这要比不许哭泣的粗鲁命令要奏效得多。“把尸体弄得体面些。”盾会成员们用制服上衣盖住了尸体的下半部，然后一边哭泣，一边摆正了两颗被砍下的头颅。最后，是从一个指挥官的角度容易理解的问题：“你们就让我的下属看见我这样被绑着吗？”有人给他解开了绳索；有人开了门锁，或移开了堵着门的东西；三个男孩向警察们准备好的手铐伸出了手；记者们拥入飘浮着屠宰场气味的房间。让他们各司其职吧。
现在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自卫队总监部的办公楼。这个男人两个小时后就会死去，而且无论如何，他也打算这样做，但他还有最后的一个愿望：向军队发表演讲，在他们面前揭露他认为国家已深陷其中的险恶状况。这个确信字词已失去滋味的作家，难道认为话语会有更强大的力量？也许他想增加当众表达他的死亡动机的机会，只有这样，以后人们才不会尽力去隐瞒或否认这些动机。他给记者们写了两封信，恳请他们在那个时刻到场，但却没有向他们表明原因为何，这两封信表明他害怕这种身后的粉饰，这也是有道理的。也许他认为，既然他能成功地把他的热情中的某种元素注入到盾会会员身上，那么也有可能对驻扎在那里的几百人如法炮制。但是只有作为指挥官的将军可以赋予他必要的权限。他们约好了要见面，借口是让指挥官欣赏一下一位有名的刀剑铸造师署名的宝刀。三岛解释说，之所以有几名穿制服的年轻人在场，是因为他要去参加一个盾会的集会。当将军欣赏纵横在光滑的钢铁上几乎已经看不清的精巧标识时，两名盾会会员把他的胳膊和腿都捆在了扶手椅上。另外两个人和三岛自己赶紧锁上或堵住了门。谋反者们与外面的人进行了谈判。三岛要求召集军队，他将在阳台上向他们发表讲话。如果拒绝的话，将军将被处死。大家觉得答应这一要求是更谨慎的做法，但在军官们过晚进行的抵抗尝试中，守卫在仍旧半开的门边的三岛和森田打伤了七个下级军官。这些恐怖主义手段对于我们来说更加可憎，因为在我们与这个事件相隔的十年间，我们几乎在世界各地看到了太多使用这些手段的事例。但是三岛坚持到底，要赌一赌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