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初试手的《爱的饥渴》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是一个由于得不到肉体欲望的满足而半疯的年轻女性，在一次狂欢式的乡野节日游行中，恋爱中的女人面对年轻园丁的赤裸躯体，从这种接触中已然感觉到一刻强烈的幸福。但尤其是在《奔马》中，这种记忆再次出现，明晰清澄，几近幽灵般，就像这些秋季的番红花，春天时枝繁叶茂，晚秋时又出人意料地抽出纤弱而完美的新芽，这些新芽以几个年轻人的形态显现，他们与勋一起牵引和推动着装载神社附近采摘的神圣百合花的板车，而窥视者-预言者本多，像三岛本人一样，透过二十多年的时光看着他们。
在《假面的告白》之前，三岛只获得寥寥无几的赞誉。他的第一本书、十六岁时的作品《鲜花盛开的森林》，从诗意的古老日本中汲取灵感；在他越来越体现出“绝对现代性”的创作中，同一主题、同样形式的短篇小说不时出现，直至最终。有人说，他对古典日本的认识，胜过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当然这其中要排除掉博学者。他对欧洲文学的熟悉程度也毫不逊色。他读了欧洲文学的经典作品，似乎对拉辛偏爱有加。从希腊归来后，他开始学习希腊语，并且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希腊语知识，足以在《潮骚》这部短小的代表作中注入均衡和安详这些人们公认的所谓希腊的优点。尤其是，他经常阅读欧洲现代文学，像斯温伯恩、王尔德、维里耶或邓南遮等近当代作家，甚至托马斯·曼、科克多，以及拉迪盖，后者的早熟，也可能是其死于青春盛年一事，让他目眩神迷。他在《假面的告白》中提到普鲁斯特，引用安德烈·沙蒙，并且正是在赫希菲尔德医生的几部已经有点过时的作品中，他将寻找一份他自己的感官冲动的目录清单。似乎很久以来，也许直到最后，他一直与欧洲文学家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与其说是通过本质——它经常会巩固并证实三岛自己的本质，不如说是通过他们从形式上带给他的新鲜的、奇特的事物而实现的。1949到1961年间，或者甚至比我们将看到的更早，他最伟大的几部作品，以及其他稍显逊色的作品，其表达手法中欧洲化（但不是美国式的）的成分要多于日本因素。
传统做法是在展开这种类型的速写前，要先交代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之所以没有遵循传统，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人物至少是以剪影的形式在三岛身上显示出轮廓，这一背景就无关紧要。由于整个家族从几代前开始就已经脱离籍籍无名的状态，三岛的家族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在这一看上去相对容易从外部界定的社会环境中，极其多样的社会等级、群体和文化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像同时期的许多欧洲大资本主义家族一样，三岛的父系家族几乎直到十九世纪初才摆脱农民地位，接触到大学教育——这在当时仍然很少见，且非常受人重视——并获得或高或低的政府官职。三岛的祖父是一座岛屿的父母官，但在一次选举腐败案后就退休了。父亲，作为政府部门的职员，带着一副忧郁规矩的官僚形象，以其谨小慎微的生活方式补偿着父辈的过失。在他身上，我们仅仅看到过一个让人惊讶的举动：三岛对我们说，在一次沿着铁路边的田野散步时，他曾三次举起臂膀中的孩子，使其置于与呼啸而过的快速列车仅一米之遥的地方，任凭速度的旋风抽打着小家伙，而后者，已经具有淡泊坚忍的品质，或者更恰当的说是被吓坏了，没有发出一声叫喊。奇怪的是，这个不招人喜欢的父亲，本来更希望他的儿子步入公务员的行列而非从事文学道路，却让孩子经受耐力的磨练，而三岛后来也强制自己进行这种训练。
《假面的告白》是针对一个特例展开的一篇近似临床医学般的叙述，它同时呈现出1945年到1950年间，不仅是在日本而且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青年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对今日的年轻人也仍然具有意义。尽管主题不同，地域有别，这本充满焦虑和无力感的短小的杰作，却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差不多同时代的加缪的《局外人》；在此，我指的是两本书包含着同样的孤独症元素。一个少年见证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却对此并不理解——假设需要去理解，他离开大学投入到战争工厂中，在火灾蔓延的街道上游荡，总之，如果他曾经生活在伦敦、鹿特丹，或德累斯顿，而不是在东京，他也会做出同样的行为。“如果一切继续下去，人们会疯的。”只有在经过二十年的记忆的滗析后，一个屋宇焚烧殆尽、水管扭曲变形的东京，其全景才以最广阔的形式展现在本多的眼前，此时的他绑着他总是打不好的滑稽可笑的国民服的裹腿；过去曾经是松枝家的奢华园林之处，此时已经被分割成小块，其位置已经难以辨认；长椅上坐着差不多九十多岁的、像戈雅噩梦中的一个老妇一样的老艺妓，这位清显情人曾经的“茱丽叶的奶妈”，面涂厚粉，头发脱落，戴着假发，且肠空肚瘪，她来这也是想从近处再看看已经不再存在之物。
其他的父系祖先属于——像他想要相信的那样——武士这个他直到最后都拥护其英雄主义道德伦理的军事团体，这是不真实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可以把这种做法看成这些自封贵族的行为中的一个例子，像巴尔扎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像维尼，或甚至像雨果这样的大作家，在提到不确定的莱茵祖先时，有时也会做出这种行为。其实，三岛所出身的公务员和教师阶层看起来或多或少地承载过去武士们忠诚和朴素的理想，虽然有时在实践中他们并未实现这一目标，祖父即是一个明证。但显然，正是因为祖母的风格和传统，三岛才能在《春雪》中通过绫仓伯爵和夫人再现已经在垂死挣扎的贵族阶级。在法国同样如此，十九世纪的作家面对上层社会的各种怪诞离奇，其想象力在与一个年老女性的接触中觉醒，这种情况很常见，而且典型的例子尤其是年轻男人与已经上了年纪的情妇之间的关系：根据德·贝尔尼夫人和朱诺夫人展现的如一把仅仅半开的折扇般的图景，巴尔扎克再现了上流社会的风貌。普鲁斯特的马塞尔首先藉由对至少比他年长二十岁的盖尔芒特夫人浪漫的爱恋，表达了他对于贵族社会的渴望。在这里，孙子-祖母间近乎肉体性质的联系让孩子与过去的日本保持着联系。通过这种在文学中并不罕见的倒错，在《春雪》中，相较于松枝家的轴心，祖母也是一个离心式的人物，但她代表了处于上升中的贵族阶层内部的质朴乡野的根源；她的两个儿子在日俄战争中战死沙场，这个强壮的老妇却拒绝了政府因此分发给她的抚恤金，“因为他们只是尽了义务而已”，她体现了一种农民式的忠诚，而松枝家已经任其泯灭。敏感的清显是她的心头肉，就像柔弱的三岛曾经是祖母最喜爱的人一样；这两个老妇身上都散发着另一个时代的气息。
从《假面的告白》的辉煌成功开始，作家诞生了；从此之后，他确确实实地成为三岛由纪夫。他放弃了父亲让他接受的小职员职位；而父亲则被作家版税的收入说服，也不再为作品的大胆而惋惜。于是，他进入了作家的角色，才华横溢、无与伦比，可以说过于有天赋且极为多产，但这并不是出于洋洋自喜或自由放任，而是因为他要为自己和家人赚取大量的生活物资，要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得不抽出一半的时间致力于为大销量的杂志和妇女刊物撰写养家糊口的文章。这种商业行为和文学才华的结合并不罕见。巴尔扎克不仅曾经经历过一段为了生计而写小说的时期——这些小说早已被遗忘，而且在《人间喜剧》这部煌煌巨著中，根本无法分辨哪些作品是出于扩大销售的需要而创作，哪些又是出自创作者强烈的热情。狄更斯身上也存在着同样的双重性：小奈尔，小董贝，天使般的弗洛伦斯，伊迪丝和她计划的通奸（计划，但并未实施，因为不该刺激读者），斯克鲁奇的悔恨和小梯姆天真的欢乐，这些都既来自为正派的资产阶级小说阅读者提供一份合胃口的食粮的愿望，同时也产生于释放近乎幻象的力量的欲求。
以上的简述甚至将本书的中心，即人物童年和青春期时期，也就是上文曾经探讨过的关于三岛本人的一些事件置于一旁，而这本小书是那些极不寻常的作品之一，我们在书中发现，这是在小说构思还未形成之前就即时记录下的鲜活自传。就像所有二十四岁的男人鼓足勇气写下的真诚自传中也许很自然的情况一样，色情无处不在。未满足的并且仍然处在半无意识状态下的欲望，关于它带来的苦恼的叙述，也可能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或者显然更早时候的任何一地。几近偏执狂的“正常化”的欲望，对社会羞耻心的执念——人种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经恰当地论证过这一点，她甚至把它与我们的文明中对人类自由没有任何真正益处的对罪恶的执念相提并论——几乎在这本书的每一页中都有所表现，就好像在古代日本这些问题不曾存在一样，而古代日本在阐释某些主题上更加宽松，或者遵循其他准则。当然，人物也有一种典型的症状，就是自认为其所感，在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叙述直到最后都依循着经典模式，这个依旧孱弱的青春男孩，勉强进入贵族学校就读，但与同学相比，他既没有同样高的社会地位，也没有那么富有，他从远处默默地倾心于最受奉承、最强健的学生：这是永恒的科波菲尔-斯蒂福斯情境，在涉及爱情的幻影时则显现出更多的勇气，既然这里无论如何只是涉及幻影而已。心爱的人成为人肉宴会上的美味佳肴的白日梦，绝对没有带来什么舒心的图景，但只要读读萨德、洛特雷阿蒙，或者更学究一点，参照一下那些生吞扎格列欧斯的肉、分享他的血的古希腊宗教虔信者的行为，就足以证明食人者的野蛮仪式的记忆几乎仍然在人类的无意识中到处漂流，但只有某些足够大胆的诗人才会再度打捞这种记忆。另一方面，日本民间传说中充斥着如此多的吞噬死人的饥饿的幽灵——饿鬼，乃至于这一阴森恐怖的幻想让人不禁联想到他们，还有十八世纪时上田秋成创作的令人赞叹的《雨月物语》中的一篇故事——《青头巾》，故事中患恋尸癖且食人肉的僧侣得到一个禅宗同僚的治愈和拯救。在这里，对于年轻的梦幻者来说，不存在任何治愈和救赎，除非青春期的幻象也许随着年龄接近成年，可以习惯性地被缓慢吸收掉。
就像我们今日的一些以心理学为导向的传记学家所强调的那样，日后将成为三岛的孩子在这种奇特的氛围中多少受到一些心灵的创伤，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也许，即使我们没有就此进行分析，祖父的荒唐行为造成的经济困窘，父亲不可否认的平庸，以及由孩子自己引起的“乏味的家庭争吵”——这是许多孩子的日常生活，这些让他受到更大的创痛和伤害。疯狂，缓慢的腐朽，一个患病老妇的错乱的爱，这反而是一个诗人在这种诗意的生活中寻找的东西，是最初的一幅可与短促而暴烈的死亡场景相媲美的画面。
但是——不管涉及哪个国家与哪种文明——当作家的生活与他的作品同样多变、丰富、激烈，或者有时经过同样精巧的筹划时，当人们在两者中不仅辨别出同样的缺点、诡诈和瑕疵，也发现同样的品质，归根结蒂同样伟大时，困难就仍然在增加。不可避免地，我们要在对人的兴趣和对著作的兴趣之间建立起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人们欣赏《哈姆莱特》而不过问莎士比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生平轶事的粗俗好奇心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之一，报刊杂志和大众媒体面向一群越来越不懂得阅读的公众，前者的做法更是放大这种特征。我们所有人都倾向于不仅考虑到作家——从其定义来说，他在作品中进行自我表达；也要考虑到个体——他总是难以避免地分散、矛盾、多变，在此处隐匿不见，却在彼处显而易见；最终，也许特别要考虑到人物，有时个体本身（三岛即是如此），出于防卫或虚张声势的目的，也会致力于投射出这一暗影或映像，但真实的人总是不及或超过人物，并在一切生灵的难以参透的秘密中出生、入死。
母亲的形象则更加鲜明。她出身于代表日本传统逻辑和道德观念精髓的儒学教师家庭，起初，为了委屈地下嫁给岛屿长官的有贵族血统的祖母，她几乎被剥夺了对尚且年幼的儿子的一切权利。后来，她才有机会收回孩子的监护权；之后，她对痴迷于文学的少年的文学作品关心有加；为了她，为了让这个我们误以为罹患癌症的母亲，在辞世时不必抱有未看见血脉延续的遗憾，三岛在三十三岁的年纪上，决定根据传统请一位媒人，尽管在日本这个年龄才考虑婚姻为时已晚。在自杀的前夜，在依附于引人注目的西式别墅的纯日式简朴小屋中，他以他了解的方式向父母进行最后的道别。在这个场合中，我们知道的唯一一条重要的评论来自母亲，这是典型的母亲式的关心：“他看上去很累……”简单的字词提醒我们，这起自杀的事件，并不像那些从未想过自己会步入这种结局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闪闪发光和近乎轻率的美丽行为，而是一程让人精疲力竭的攀登，目的地是这个男人所认为的他自己的——从这个词汇的所有意义上来说——终点。
祖母，她呢，可是一个人物。她出生在一个卓越的武士家庭，是一个日本大名（相当于诸侯王）的外曾孙女，甚至还与德川幕府沾亲带故，整个旧时的、已被部分遗忘的日本，在她身上苟延残喘，表现为一个病态的、有点歇斯底里的女人，她忍受着风湿病和头部神经痛的折磨，在已不太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嫁给一个底层的公务员。这位让人不安但心生同情的祖母，看样子曾经在她的套房中过着奢华、病态又梦幻的生活，她也在那里幽禁着孩子，并完全远离了让下一代人心满意足的资产阶级生活。多少有点被监禁起来的孩子睡在祖母的卧室中，见证着她神经质的喊叫，并很早就学会包扎她的伤口，引导她去卫生间，穿戴她心血来潮时给他穿过几次的女孩衣装，也多亏有她，孩子才能去观看传统的能剧演出，以及他后来将要模仿的夸张血腥的歌舞伎表演。这个疯狂的仙女也许在他身上种下了近年来人们认为天才所必需的精神错乱的种子；不管怎样，她让他一出生就获得了一个在老人身边长大的孩子才能拥有的在两代人之间游走的特权，往往还不止如此。也许他对于事物的“奇特”的最初印象，这一关键的习得，要归因于与一缕病态的灵魂和一副病态的肉体的过早接触。但尤其应该归因于她的，是嫉妒地、疯狂地被爱，并对这伟大的爱作出回应的经历。“在八岁时，我有一个六十岁的爱人”，他在某处说道。这样的开端就是赢得了时间。
相反，其他具有冲击性的回忆却是纯粹日本式的。三岛对一个英俊的“清厕夫”——充满诗意的婉转说法，意指掏粪工——倾心不已，这是一个在夕阳的余晖中走下坡道的强壮年轻人形象。“这是第一个折磨我、惊扰我一生的影像。”《假面的告白》的作者把难以向孩子解释清楚的委婉措辞，与不知名的某一片既危险又神圣的大地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或许并没有错。但无论哪个欧洲孩子都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迷恋上一个健壮的园丁，后者纯粹体力的活动和身体轮廓若隐若现的服装，与一个过于端正和做作的家庭里的孩子截然不同。在节日游行的那些日子，年轻的脚夫们肩负供奉着神道神灵的神舆，神灵在这些健壮的肩膀上从街道的一边摇晃到另一边，游行队伍弄塌了花园的栅栏，这一场面具有同样的意义，但却撼动人心，一如它所描写的蜂拥而入的人群；那个幽居于有序或混乱的家庭中的孩子，第一次，惊慌失措又微醺陶醉地，感受到外界的大风拂过他的身体；那时吹拂他的，就是将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切，即青春和人的力量，以及一直以来让人感觉像一出戏剧或一种惯例一般，但却猛然间焕发生机的传统；神灵们将以“荒魂”的形式在稍晚的《奔马》中再现，勋即是其化身，更晚些又出现在《天人五衰》中，直到佛教大空的观点泯灭一切之时。
三岛的情况略有不同。有人说，严格的训练疏导了这股谋利的涌潮。正因为青春期初期时的体弱和严重的结核病，不管他的生活中充斥着何种事务和娱乐，这个日本作家每天都要抽出两个小时进行体育锻炼来锻造体魄；酒吧和晚间文学聚会上的大量酒精无法迷醉这个男人，他最晚也会在午夜钟声敲响之前，把自己关在书房中，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日常创作，他的全集总卷数因此才达到三十六卷这个数目，但其实六或七卷就足以为他赢得荣誉。随后，晚间剩余的时间和清晨的几个小时都贡献给“他的书”。喜爱阅读但却不善于思考的大众，期望作家反馈给他们一幅他们所塑造的世界的图景，这恰恰与作家自己天赋的要求背道而驰，为这些读者创作的作品，其平庸、虚假、造作，不可能不时常侵袭到那些真正的杰作，这也是关于《丰饶之海》我们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我们从未有过类似的体验：预先计划好为大众消费而创作的那些小作品，没有一部被翻译成外语，我们不能——也许这样做不管怎样都是枯燥乏味的——从在别处得到更好阐释的这堆杂乱的主题中，找出一个耀眼或明晰的图像，一个或许像偶然一样出现在这里，但其实是为了在“真正的作品”中存在而创作的炽热的真实片段。要另寻他路似乎也是困难重重。 [40] 需注意在美式英语中，dirt（“肮脏”）一词也是表达种植土、腐殖土的常用词，总之是园丁使用的土壤的意思。Put a little more dirt in this flower pot：在花盆中再放一点土。——原注。本书正文中的注释皆为原作者注。[41] 英语书名是The Decay of the Angel。法语字典对“decay”一词的解释是：“déclin”（衰落）、“décadence”（堕落），对于一个也表示“pourrissement”（腐朽、堕落）的词汇来说，这种解释过于单薄，对同一词汇《牛津英语词典》给出的同义词是“rot”。一位文学修养极高的盎格鲁-撒克逊朋友建议我把书名译为L'ange pourrit（动词的现在时：天使在堕落），这一对应词不拘一格，却正好与这本书的意旨吻合。另外，将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译本题目将是：L'Ange en décomposition（《在解体中的天使》），这个题目也很好。[42] 伽利玛出版社1982年以Une soif d'amour《爱的饥渴》）为书名出版。[43] 大家会注意我没有做任何精神病学或精神分析的阐释，首先是因为有人常常会做这种分析；另外，也因为这种阐释在一个非专业者的笔下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一种“杂货店心理学”的感觉。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采取了其他的角度。[44] 三岛的父亲在作家去世后出版的一篇令人不快的自创文章中提到，其母的病痛，部分应该归咎于过于享乐的岛屿长官传染给她的花柳病。三岛本人的一个暗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45] 去世前不久，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舞台上，是在他监制的一版《布列塔尼居斯》译剧中，扮演一个哑角（卫兵之一）。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在其撰写的三岛由纪夫传记中（纽约，1974年）写道，据一张照片显示，其他三个卫兵一副乔装打扮的样子，多少还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这在扮演士兵的哑角身上是很常见的。只有三岛具有与其角色相适应的严肃的面貌和态度。[46] 谈到三岛时，某些批评家最常提到的两个名字是邓南遮和科克多，并且很少不带有某种贬低的意图。这两种情况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邓南遮、科克多、三岛，都是伟大的诗人。他们也了解如何策划宣传自己。邓南遮强烈的巴洛克风格可与三岛的风格相媲美，尤其是在后者受到平安时代的高雅启发的几本早期作品中；邓南遮对体育运动的兴趣，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与三岛通过竞技训练锻造体魄的热情相似；邓南遮不同于唐璜式的风流放荡的色情，在三岛身上也有所体现；另外，尤其是对于政治冒险的爱好，把一个人带到了阜姆，把另一个人则引向了公开的抗争和死亡。但三岛避开了长年的监禁和躲藏在名誉下的“隐居”，而这些却让邓南遮的结局成为了一出可笑的悲喜剧。科克多因其不同寻常的广泛兴趣，也许与三岛更加相像，但是英雄主义（除了诗人的这种从不应该遗忘的秘密的英雄主义）并不是他的特点之一。另外（差异是巨大的）科克多的艺术在于巫术，而三岛则依靠预言。[47] 真实的姓名是平冈公威。从第一部作品《鲜花盛开的森林》开始，少年作家就为自己选定了这个笔名。“三岛”是富士山脚下一个小城的名字；而“由纪夫”这个名字的发音则让人联想到雪。
最奇怪的事情，也许是童年或青少年时代的三岛经历许多的情感危机，都生发自1925年生于东京的这个日本人接触过的一本书或一部西方电影中提取的一幅图像。小男孩痴迷于小人书中的一幅美丽插图，保姆向他解释，画中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是一名骑士，而是一个名叫贞德的女人，男孩因此而感觉整件事就像一个骗局，这冒犯了他孩子气的男子气概：对我们来说有趣的是，贞德引起他的这种反应，而众多装扮成男人的歌舞伎女主角中的一个却并未如此。日本艺术，即使是在色情浮世绘中，也没有像我们的艺术一样经历过裸体画像的辉煌时期，因此，在面对纪多·雷尼的画作《圣塞巴斯蒂安》的照片时第一次射精这个著名的场景中，意大利巴洛克绘画引起的冲动变得更加易于理解。那具肌肉发达却精疲力竭的躯体，在临终时刻处于几近淫荡的放纵状态而显得虚脱，没有任何濒死的武士形象能与之相媲美：因为古代日本的英雄们喜欢穿戴绸缎和铁编成的铠甲，并穿戴着它死去。
这就是产生阐释错误的多种可能性。让我们继续分析，但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在作品中寻找主要的真实：作者选择书写的，或不得不写的东西，才是最终重要之物。并且，毫无疑问，三岛如此深思熟虑的死亡正是他的作品之一。尽管如此，一部像《忧国》这样的电影，一段像《奔马》中勋的自杀描写这样的叙述，为我们理解作家的结局投射点点的微光，并对其作出部分的解释，但作者的死充其量是证实而不能解释前两者。
以专栏连载的形式发表小说的习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很常见，但在三岛生活时期的日本，其形势还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报刊经理的需求，会先于编辑和公众本身的需求，通常会大力推进文学作品的商业化。即使是像哈代和康拉德那样几乎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次文化没有任何亲缘性的天生孤独者，也得同意按照公众的口味修改某些作品；像《吉姆老爷》这样的伟大小说，显然从头到尾都是在逼迫下匆促写成的，整部作品既是为了诠释一个最深刻的自谋生计的男人的形象，也是为了及时缴付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账单。看起来这个当时仍然籍籍无名的年轻作家并没有选择权，即便成功翩然而至，习惯却已无可救药地养成。在涉及那些非常著名的作家时，我们至多可以说，这种几乎总是与艺术作品背道而驰的获取金钱的需求，强迫梦想者转向习惯的惰性，并推动他们把作品变成这堆与生活近似的巨大混合物。
《假面的告白》的主人公与嫁作他人妇的童年朋友之间暧昧的但却没有结果的关系，他们在街上或咖啡馆里总是偶然的或者可以说是偷偷摸摸的相会，这些同样可能发生在巴黎或纽约，就像发生在东京一样。这个在生活中同样难以自处的年轻日本女人，说起让人给她洗礼的事，就像今日一个年轻的美国女人谈论修禅一样。我们还发现年轻男子，对身边优雅但却相当乏味的女伴稍感厌倦，便向聚集在吧台处的英俊乞丐们投去鬼祟的一瞥。全书在这个暗示处终结。
其间，当作家在一次祭祀游行中决定让自己也戴上神舆脚夫的头巾时，他曾经亲身体会过一次这种肉体力量、疲倦、汗水、混迹人群中的快乐交杂在一起的疯狂。照片显示他当时还很年轻，并且不同寻常地笑逐颜开，棉质的和服胸口敞开，与其他负载重担的伙伴毫无二致。只有在几年前，即有组织的旅游活动还没有压倒宗教热情的时代，一个年轻的塞维利亚人在安达卢西亚的白色街道上，面对着比肩而立的马卡雷纳圣母和茨冈圣母，才有可能稍稍感受到同样的迷醉。再一次，同样的狂欢意象复现，但这次一个证人把它记录下来，这就是在最初几次远行的一次中，三岛面对里约狂欢节的大杂烩人群犹豫了两夜，在第三晚时才下定决心投入这片被舞蹈糅合、盘结在一起的人潮。然而，最初的拒绝或恐惧的时刻才是尤其重要的，这也将是本多和清显逃避剑道练习者发出的粗野嘶吼的时刻，但勋和三岛本人不久后却全力发出这种高声的呼喊。在所有境况中，自省或忧虑总是先于无节制的沉陷或苛责的守纪，后两者本就是同一回事。
评价一个同时代的大作家总是困难重重：我们缺乏时间的距离。如果他属于和我们的文化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当异国趣味的诱惑或对他乡情调的怀疑共同对这种文化发生作用时，要对之作出评断，就更是难上加难。若是像三岛由纪夫这样的情况，他自身文化的成分与他贪婪吸取的西方文化的成分，即对我们来说平淡无奇的东西与古怪离奇的因素，在每部作品中都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同时也产生多样的效果与乐趣，那么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更大了。然而，正是由于在他的多部作品中有这种杂糅，让他成为日本真正的代表，那个本身就经历了剧烈的西方化进程的日本，但无论如何仍然带有某些恒久不变的特点的日本。在三岛身上传统的日本微粒浮上表面，并在他的死亡中爆发，反过来让他成为可以说逆潮流与之接轨的英雄日本的见证者——从词源意义上来说——也是殉道者。
诚然，这些看起来具有揭示意义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轶事，在《假面的告白》这样一篇简短的生平叙述中是值得研究的，但这些让人受到内心创伤的片段在这部作品的大部分内容中时时出现，且以不同形式散布于其他稍晚的小说作品中，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执念，或者说一种相反的执念的起点，并最终扎根在支配我们所有感情和所有行为的强大的神经丛林中。看着这些幻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像月亮在天空中的盈缺变化一样增多、减少，是很有趣的。确确实实，某些同时期的多少带点逸闻趣事性质的描述，某些即时做出的评判，正像这种出乎意料的快照一样，有时会有利于补充、证实或者反驳三岛自己在这些事件发生时或在这些冲击时刻作出的自画像。然而，我们能够听到它们深处的搏动，一如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内部听到自己的声音和血液的微响，这都只能归功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