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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会议可以归入两种情况，不是对一个简单的问题发表许多复杂的议论，就是对一件复杂的事情做出一个简单的决定。
我害怕说平庸的话，这种心理使我缄口。当我被迫说话时，我说出的往往的确是平庸的话。唯有在我自己感到非说不可的时候，我才能说出有价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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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者的健谈与贫者的饶舌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言谈太多，对于创造总是不利的。时时有发泄，就削弱了能量的积聚。创造者必有酝酿中的沉默，这倒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不得不然，犹如孕妇不肯将未足月的胎儿娩出示人。当然，富者的沉默与贫者的枯索也不可同日而语，犹如同为停经，可以是孕妇，也可以是不孕症患者。
所以，我想我还是应该少做讲演。最合理的次序是，读书和思考第一，写作第二，讲演第三，把读和思的精华写到书里，把书里的精华讲给人听，岂不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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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围桌而坐，发言踊跃。总是有人在发言，没有冷场的时候，其余人也在交头接耳。那两位彼此谈得多么热烈，一边还打着手势，时而严肃地皱眉，时而露齿大笑。我注视着那张不停开合着的嘴巴，诧异地想：“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话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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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遇到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我就不禁想起芝诺的讽刺。世上的确有一种人，嘴是身上最发达的器官，无论走到哪里，几乎就只带着这一种器官，全部生活由说话和吃饭两件事构成。
希腊哲人大多讨厌饶舌之徒。泰勒斯说：“多言不表明有才智。”喀隆说：“不要让你的舌头超出你的思想。”斯多噶派的芝诺说：“我们之所以有两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是为了让我们多听少说。”一个青年向他滔滔不绝，他打断说：“你的耳朵掉下来变成舌头了。”
人得的病只有两种，一种是不必治的，一种是治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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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什么呢？我从来觉得，根本问题是不可讨论的，枝节问题又是不必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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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说、也说不出那些行话、套话，在正式场合发言就难免怯场，所以怕参加一切必须发言的会议。可是，别人往往误以为我是太骄傲或太谦虚。
相反，平庸者的夸夸其谈则如排泄受堵的阴沟，滔滔不绝，遍地泛滥，只是污染了环境。
智者的沉默是一口很深的泉源，从中汲出的语言之水也许很少，但滴滴晶莹，必含有很浓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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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喜欢在庄严的会场上、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本正经地宣说和讨论人生的痛苦，乃至于泣不成声，哭成一团。在我看来，那是多少有点儿滑稽的。
平时我受不了爱讲废话的人，可是，在某些社交场合，我却把这样的人视为救星。他一开口，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保持缄默，不必为自己不善于应酬而惶恐不安了。
健谈者往往耐不得寂寞，因为他需要听众。寡言者也需要听众，但这听众多半是他自己，所以他比较安于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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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听当然不是什么都听，还须善听。对于思想者来说，听只是思的一种方式。他听书中的先哲之言，听自己的灵魂，听天籁，听无忌的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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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生的痛苦，我只是自己想，自己写，偶尔心血来潮，也会和一二知己说，但多半是用玩笑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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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是听别人发表同样的见解和感叹，我会感到乏味。不过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我也许更乏味，他们从我这里甚至连见解和感叹也听不到，我不愿重复，又拿不出新的，于是只把沉默给他们。与人共享沉默未免太古怪，所以，我躲了起来……
他们因为我的所谓成功，便邀我参加各种名目的讨论。可是，我之所以成为今日之我，正是因为我从来不参加什么讨论。
善演讲的人有三个特点，而我都缺乏。一是记忆力，名言佳例能够信手拈来，而我连自己写的东西也记不住。二是自信心，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老生常谈也能说得绘声绘色，而我却连深思熟虑过的东西说起来也没有信心。三是表现欲，一面对听众就来情绪，而我却一上台就心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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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争论的问题也只有两种，一种是用不着争的，一种是争不清楚的。
少言是思想者的道德，唯有少言才能多思。舌头超出思想，那超出的部分只能是废话。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思想，在表达的时候也必定会慎用语言，以求准确有力，让最少的话包含最多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