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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制定一条原则。道德中的每一种自然主义，就是说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一种生命本能支配的，——任何一种生命需求都是通过某种确定的“应当”和“不应当”的准则加以实现的，生命道路上的任何一种阻碍和敌对行为都是借此加以清除的。相反，违反自然的道德，就是说迄今受到尊敬、爱戴和吹捧的几乎每一种道德，却恰恰是针对生命本能的，——它们是对这种本能所进行的时而隐蔽、时而公开和公然的谴责。当它们说“上帝洞察人心”时，它们就否定了生命中最高和最低的各种需求，并且把上帝视为生命的敌人……供上帝消遣的圣人是理想的阉人……“上帝的地盘儿”开始之地，就是生命结束之时……
最后，让我们再考虑一下，说“人应当是如何如何的”是多么幼稚！现实向我们显示了令人神往的丰富类型、丰盛得近乎浪费的形式游戏和形式变化：某位可怜的、游手好闲的道德家却说：“不！人应当是别样的”？……这个可怜虫和伪君子，他甚至知道人应当是什么样子；他把自己画到墙上，说道：“瞧，这个人！”（ecce，homo）……但即使这位道德家仅仅针对一个人说：“你应当是如何如何的！”他仍然会受到嘲笑。单个人是继往开来的命运（fatum）的一个片段，更是已经存在和即将存在的一切事物的法则和必然性。对他说：“改变你自己”，就意味着要求一切事物都改变，甚至已经过去的事物也要改变……确有一些执著的道德家，他们要人成为别样的东西，即成为有德性的，他们要人以他们为楷模，即成为假仁假义之辈：为此，他们否定了世界！不要有丝毫的疯狂！不要有丝毫的傲慢！……只要道德是从自身出发，而不是着眼于生命、顾及生命、为了生命进行判决，那么，它就是一种人们不应报以同情的特别错误，是一种已经造成无穷损害的衰退的特性！……与此相反，我们这些另类的人，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对各种理解、领悟和同意报以广泛的同情。我们不轻易否定，我们以做肯定者为荣。我们对那种经济学看得越来越清，它需要并且知道充分利用被教士的神圣荒唐、被教士身上的病态理性所鄙弃的一切；我们对生活法则中的那种经济学看得越来越清，它甚至从伪君子、教士和有德者的丑类那里获取其利益，——什么利益？——而我们自己，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在此即是答案……
假如人们领悟了这样一种反抗生命——这种反抗在基督教道德中几乎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的亵渎行为，那么，人们也就会幸运地领悟到某种别的东西：这样一种反抗是无用的、虚假的、荒谬的和骗人的。活着的人对生命进行判决，最终只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生命的征兆：至于这些人是否有理由进行这种判决的问题则根本没有就此提出。人们必须一方面置身于生命之外，另一方面却能像已经经历过生命的一个人、许多人、所有人那样充分地认识生命，只有这样才可以触及生命价值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明白这样一点：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问题。当我们谈论价值的时候，我们是在生命的激励之下、通过生命的镜头谈论的：生命迫使我们制定价值；当我们制定价值的时候，是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进行评价……由此可见，那种违反自然的道德——它把上帝视为反生命的概念、视为对生命的判决——也不过是生命的一种价值判断，——什么生命？何种生命？——我已经给出了答案：是衰退的、衰弱的、疲惫的、被判决的生命。迄今人们所理解的、不久前还被叔本华表述为“生命意志的否定”的道德，是自行制定律令的颓废本能本身，它说：“毁灭！”——它是被判决的人做出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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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的升华叫做爱：它是对基督教的伟大胜利。另一种胜利是我们对仇恨的升华。这种升华表现在：人们深刻地领会到拥有敌人的价值，简言之，人们的行为和判断与先前的行为和判断截然相反。教会历来都想根除它的敌人：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和反基督教者却在教会存在这一事实中看到了我们的利益……现在，政治领域的仇恨也得到了升华，——明智得多，慎重得多，宽容得多了。几乎每个党派都是这样理解其自我保存的需求的：反对党不能失去力量；这同样适用于大政治。特别是一个新的创造物，例如新帝国，更需要的是敌人，而不是朋友：在对立中它才感觉到自己的必要性，在对立中它才成为必要的……对于“内心的敌人”，我们的态度亦然：在这里，我们也使仇恨升华了；在这里，我们也领悟了其价值。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即富含对立面，人们才会有所收获；只有精神不松懈、不追求平和，人们才能青春永驻……没有什么比从前那种“精神平和”的愿望即基督徒式的愿望对我们更加陌生的了；没有什么比道德的母牛和问心无愧的洪福更不让我们羡慕的了。倘若人们放弃了战争，那么，他们就放弃了伟大的生活……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精神的平和”仅仅是一种误解罢了，——它是某种别的东西，只是不知道更加诚实地为自己命名。我们可以不兜圈子、不带偏见地给出若干情形。譬如，“精神的平和”可能是一种十足的动物性向道德（或宗教领域）领域的温和的辐射。或者是疲倦的开始，是黄昏、任何一种黄昏投下的第一道阴影。或者是空气潮湿、南风来临的一个征兆。或者是无意间对于顺畅的消化的感激之情（有时被称为“博爱”）。或者是久病初愈之人所达到的平静，他重新体验万物，有所期待……或者是我们身上居支配地位的激情得到强烈满足之后出现的一种状态，即一种罕见的满足所带来的快感。或者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恶习的衰老。或者是懒惰在虚荣的劝说下用道德粉饰自己。或者是在经受了不确定性的长久压力和折磨之后，进入到一种确定性之中，纵然是可怕的确定性。或者是行动、创造、活动和意志中成熟和熟练的表现，是沉静的呼吸，是已达到的“意志的自由”……偶像的黄昏：谁知道呢？或许同样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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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激情都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它们仅仅是致命性的，它们靠愚蠢的重力把其受害者压服，——在以后、很久很久以后的一个时期，它们与精神联姻了，得到了“升华”。以前，人们因为激情中的愚蠢而向激情本身开战：人们阴谋根除它们，——所有古老的道德巨怪对此都是一致的，“应该消灭激情”（il faut tuer les passions）。其最著名的公式存在于《新约》中，存在于基督的登山宝训之中。顺便说一下，在那里，完全不是从高处看待事物的。例如，那里在涉及性的问题时教训道：“如果你的眼睛逗弄你，那么，就把它挖出来。”幸亏没有基督徒照此行事。根除激情和欲望，仅仅是为了预防它们的愚蠢以及愚蠢的不快后果，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形式的愚蠢。我们不再钦佩这样的牙医：为了使牙不再疼，他们干脆把牙拔掉……另一方面，公平地说，在基督教赖以生长的土壤上，“激情升华”的概念是根本不可设想的。众所周知，最初的教会曾经为了捍卫“精神的贫乏”而反对“有理智之人”，人们怎么会期待他们进行一场针对激情的理智战争呢？——教会用下述意义上的根除反对激情：它的手法、它的“治疗”就是阉割。它从来不问：“人们如何使一种欲望得到升华、美化和神化？”——它始终把惩戒的重点放在灭绝上（灭绝感性、灭绝骄傲、灭绝权势欲、灭绝占有欲、灭绝复仇欲）。——但是，从根儿上攻击激情，就意味着从根儿上攻击生命：教会的实践是敌视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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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欲望的斗争中，同样的手段即根除和灭绝本能地被那些人所选用，他们的意志过于薄弱，他们过于衰退，以致不能确立自己的尺度；被那样的天性所选用，他们需要苦修会（la Trappe），用譬喻来说（其实不是譬喻），需要某种最终的敌对声明，需要在他们自己和激情之间设立一道鸿沟。只有对于衰退者来说，极端的手段才是必要的；意志薄弱，确切地说，没有能力不对一个刺激做出反应，这本身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衰退。对感性的极端仇视和敌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征兆：人们可以据此推测出这样一个过激者的整体状况。——此外，只有当这些天性甚至不再足够坚定地进行这种极端的治疗、戒除他们的“魔鬼”时，那种仇视和仇恨才达到顶点。人们可以纵观教士、哲学家包括艺术家的全部历史：反对感官的最恶毒的言论不是由阳痿者说出的，也不是由禁欲主义者说出的，而是由那些想禁欲而做不到的人说出的，是由那些需要成为禁欲主义者的人说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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