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对，”我说，“不是前天，是星期六。”
“给我来红肠吧。”我对女侍者说。
“那不是理由。”
“啊，您认识许多人？”我问。
他用眼光探询我，我点头赞同，但我感到他稍稍失望，他希望我更热情些。可我能怎样呢？在他的全部表白里，我看出他在模仿和引用别人的话，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在他谈论时，我仿佛看见我见识过的所有人道主义者都再次出现，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唉，人道主义者我可见得多了！激进的人道主义者是官员们的亲密朋友。所谓“左”倾的人道主义者一心要维护人性价值，他不属于任何派别，因为他不愿背叛人，但他同情卑微者，他那丰富的古典学识是献给卑微者的。他往往是一位鳏夫，蓝眼睛里噙满眼泪，每到周年纪念时必定要哭一场。他喜欢猫狗和一切高级哺乳动物。天主教人道主义者出现较晚，最年轻，总用赞叹不已的口吻谈论人。最微不足道的生命，伦敦码头工人的生命，缝鞋女工的生命都是多么美丽的神话呀，他说。他选择了天使的人道主义。为了启迪天使，他写出忧愁的、精彩的长篇小说，并经常获妇女文学奖。
我带着几分歉意瞧着自学者。整个星期他都在快活地想象这次午餐，他将和另一个人谈论他的人类之爱了。他很少有机会与人交谈，而我却使他十分扫兴。其实他和我一样孤独，没有人关心他。只是他意不到自己的孤独罢了。就是这样。但是，不该由我来让他睁开眼睛。我感到很不自在，火气大，不错，但计对的不是他，而是维尔冈之流及其他人，计对所有那些毒害了这个可怜的头脑的人。如果他们在这里，在我面前，我会好好教训他们一番。然而,对自学者，我什么也不说，对于他我只感到同情。他像阿希尔先生一样，是我这边的人，只是出于无知、出于善良而叛变了！
他们仿佛彼此害怕。最后，青年男子笨拙而坚决地握起女伴的手指尖。她深深地呼吸，于是两人同时低头看菜单。是的，他们很快活。那以后呢？
“您怎么能截住一个人。”自学者说，“怎么能说他是这样或是那样呢？谁能洞察一个人？谁能了解一个人的全部潜力？”
他吓了一跳，惊恐地问：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
“我尝试够了。我已经过了重新开始生活的年龄，我老了，你知道。”
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不在这里呢？现在是正午，我等待着睡觉的时刻（幸亏睡眠不躲着我）。再过四天我又要见到安妮，目前这是我惟一的生活目的。在那以后呢？等安妮离开我以后呢？我很清楚自己暗暗地希望什么，我希望她永远不再离开我。然而，我应该知道安妮决不肯在我面前衰老的。我是软弱的，孤单的，我需要她，我愿意精神饱满地去见她，因为她瞧不起失魂落魄的人。
“那时每星期日我都去望弥撒。先生，我从来不信教，但是我可以说，弥撒的真正奥秘在于人与人的相通。有一位失去一只胳膊的法国神甫主持弥撒。那里还有一架风琴。我们脱帽站着听，风琴的声音使我激动，我感到和周围所有的人融为一体。啊，先生，我真喜欢那些弥撒。现在我有时星期日早上还去教堂，去回忆当初的情景。圣塞西尔教堂有一位卓越的管风琴师。”
“一九二一年九月我加入了社会党，S．F．I．O．，这就是我想告诉您的。”
“人，”我对他说：“人……可您看上去并不十分关心人。您总是独自一人，总是埋头读书。”
他满脸通红，冷冷地说：
“您听清他们在说什么吗？”
“怎么可能呢？它在进门靠右手的一个小厅里。作者是一位公社起义者，他躲在布维尔的一个谷仓里，直到颁布大赦。他原想乘船去美洲，可是这里港口的警察很厉害。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利用被迫空闲的时间雕刻了一大块橡木，而且除了小刀和指甲锉以外没有别的工具。他用锉刀来刻精细部位：手和眼睛。木头长一米五，宽一米，整个作品是完整的一片，一共有七十个人物，每个人物像我的手那么大，还有给皇帝拉车的两匹马！那些面孔，先生，用锉刀刻出的那些面孔，都很有表情，很有人情味。先生，我敢说这个作品值得一看。”
我的书，我的研究，这个傻瓜。这是他最大的蠢话。
我站起来，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自学者睁大眼睛瞪着我，我是不会扎破他的眼睛的。
“啊，”我说，“既然您快乐……”
“我很喜欢白萝卜。”
太晚了，这些字句再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我双手捏着的这一叠黄纸外，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这里还有一段复杂的故事。罗尔邦的侄子于一八一○年遭沙皇警察暗杀，他的文件被没收，转入秘密档案，一百一十年以后，又被掌权的苏维埃存入国家图书馆，一九二三年被我从国家图书馆偷出。这事好像不是真的，我对这次偷窃也没有确切的记忆。其实，要解释这些文件为什么在我房间里，可以想出一百个更加可信的故事来。但是，与这些粗糙的纸张相比，那些故事会像气泡一样空洞和轻飘。我与其依靠这些纸来与罗尔邦沟通，还不如直接求助于招魂桌。罗尔邦不存在了，完全不存在了。如果他还剩下几根骨头，那么它们是为自己存在的，完全独立，它们如今只是一点点磷酸酯和碳酸酯，加上盐和水。
其他客人不回答，那位高雅的先生稍稍放低报纸，用深沉的眼光打量新来者。
他的盘子空了，干干净净，仿佛刚刚给端上桌来。我突然发现，在我的盘子旁边有一个小锡盘，盛着一只泡在棕色汤汁里的鸡腿。必须把它吃掉。
“在哪里？”
我双手拿起他的信，怀着某种绝望拍拍它们。
“也许吧……”
“十八世纪所认为的真实，如今已无人相信。十八世纪所认为的杰作，难道我们必须欣赏吗？”
“您好吗，先生？您感觉好吗？”
“是吗，先生？我能有不同的看法吗？”
“真的？”
“我和勒南不谋而合。我用铅笔写他的名字，晚上再用红墨水描一遍。”他兴奋地解释说。
我看见自己的手，它摊开在桌子上。它活着——这是我。它是张开的，五指伸开、竖起，手背朝下，露出肥肥的腹部，像一头仰卧的野兽，指头就是脚爪。我逗趣地让手指迅速活动，就像仰翻的螃蟹在晃动爪子。螃蟹死了，爪子缩了起来，缩回到手的腹部。我看见指甲——我身上惟一没有生命的东西，这还说不一定哩。我的手又翻倒过来，手心朝下地摊开，我看见手背，银白色的、微微发亮的手背，真像是鱼——如果指根没有红毛的话。我感觉到我的手。在手臂尖端晃动的这两个动物，就是我。我用一只爪子的指甲去搔另一只爪子；我感到手在桌子上的重量，桌子不是我。这种重量的感觉久久不消失，久久地，久久地。它没有理由消失，久而久之变得难以忍受……我缩回手，将手伸进衣袋，立刻隔着布感到大腿的暖气，我马上让手从衣袋里跳出来，让它靠着椅背垂着。现在我感觉到它在我手臂尽头的重量。它稍稍往下坠，轻轻地、徐缓地、软软地，它存在。我不再试了，不论我将它放在哪里，它都会继续存在，我也将继续感到它存在，我无法消除它，也无法消除我身体的其他部分和弄脏我衬衣的潮湿的热气，无法消除那懒洋洋地转动——仿佛用勺子转动——着的热脂肪，无法消除脂肪中的那些感觉，它们来来去去，从腰部上升到腋下，或者从早到晚待在它们习惯的角落里，无声无息。
他的脸顺从地出现了，尖尖的鼻子、发蓝的脸颊，还有微笑。我可以任意——也许比以前更随意地——想像他的五官，但这只是在我身上的一个形象，一个虚构。我叹了一口气，仰靠在椅背上，感觉到一种难以承受的缺陷。
“战争来了，我莫名其妙地参了军，又懵懵懂懂待了两年，前线的生活不容你有许多思考，再者，士兵们都很粗俗。一九一七年年底，我当了俘虏。后来有人告诉我，很多士兵在被关押期间恢复了童年的信仰。”自学者接着说，眼皮垂了下来，垂在燃烧的瞳仁上，“先生，我不相信上帝，科学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然而，在集中营里，我学会了相信人。”
“您见到那幅著名的奥尔西尼谋杀案的木雕吗？”
不如说我在想：这正是这位旅行推销员、这两位青年、这位白发先生经常欺骗自己的谎话。
他用保护者的冷淡眼光看着我，仿佛不在意地低声说：
“啊！那么牡蛎呢？”
敲四点钟了。我无所事事地在椅子上已经待了一个小时。天暗了下来，除此以外，房间里没有任何变化，白纸仍然在桌子上，旁边是笔和墨水瓶……但是我决不会在已经开始的那张纸上往下写，我决不再顺着残废者街和棱堡大街去图书馆查资料。
“快乐？”他的眼光令我局促，他又抬起眉毛，严厉地看着我，“您可以判断，先生。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前，我感到可怕的孤独，想到自杀。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我想到没有任何人，绝对没有任何人，会为我的自杀感到惋惜，那么我死了比活着更孤独。”
“那又怎么样呢？它们不存在吗？”
年轻男人嘲讽地笑了。她又说：
“可您知道，我是很早以前看到的。”
“您脸色苍白，先生，您看上去很疲乏。我没有使您厌烦吧？”
我说：
“也许是装出来的。”我用鼓励的口吻说。
他发窘：
When the mellow moon begian to beam
“路易丝！”
“当然不存在，无论是青春、中年、老年，还是死亡……”
“您看出来了吧！”
自学者从他的钱夹里掏出两张紫色的长方形卡片，一会儿他用这个付账。我从反面认出其中一张上写着：
“您看出来您并不爱这两个人。走在街上您也许认不出他们。对您来说他们只是象征。使您动情的根本不是他们，而是人的青春，男人和女人的爱情，人的声音。”
“别打死它，先生！”自学者喊了起来。
有许多人在海边散步，他们那春天般的、诗意的面孔朝向大海。在阳光下，他们高高兴兴。一些女人穿上了浅色的、去年的春装，她们修长洁白，像是上了光的山羊皮手套。还有些中学的、商业学校的大男孩，此外还有戴着勋章的老头。他们互不相识，却心照不宣地相互注视，因为天气晴朗，因为他们是人。在宣战的日子，人们相互拥抱，虽然互不相识；在春天，他们相互微笑。一位神甫读着祈祷书慢步走来。他不时地抬头，用赞赏的眼光看看海，因为大海也是一本祈祷书，它在讲述上帝。轻快的色彩、轻微的芳香、春天的灵魂。“天气晴朗，海是绿的，我喜欢这种干冷，不喜欢潮湿。”这些诗人！如果我抓住他们之中一人的大衣，对他说：“来帮帮我”，他会想：“这只螃蟹是怎么回事？”于是丢下大衣逃之夭夭。
“爱谁？这里的这些人？”
其实我也一样。
“怎么？”
他夺过我手上的菜单。
苍蝇裂开了，小小的，白白的内脏从肚子里流了出来。我帮它解脱了存在。我冷冷地对自学者说：
“我之所以感到遗憾，主要不是因为我失去某种享受，而是因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与我无关……然而我是人，这些作品也是人画的……”
他递给我菜单，我有权点一个冷盘：四片圆圆的红肠或者白萝卜或者河虾或者一小盘浇汁芹菜。勃艮第蜗牛得另外加票。
他欣喜若狂。
他得意地笑了，笑得已经使我不知所措：
“真的？哪里也没有见过？那么，先生，”他的脸色阴沉下来：“这就是说它不是真理，否则别人早想到了。”
他吓了一跳：
“我刚才和您谈到我曾被囚禁在德国。一切正是从那里开始的。战前我是孤独的，但我并未意识到，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是好人，但我们并不融洽。我现在想起那些年头……怎么能那样生活呢？那时我是死人，先生，而我不知道，我收集邮票。”
他将菜单翻过来，反面是酒类。
二十张卡为一百四十法郎
“然后呢？”他问道。
我顺手买了一份报纸。耸人听闻。小吕西安娜的尸体被发现了！报纸发出油墨味，在我的手指间皱成一团。无耻的家伙跑掉了。小姑娘遭到强奸。人们找到了她的尸体，她的手指紧紧抓着泥。我将报纸卷成一团，手指紧紧抓住它，油墨味，老天爷，事物的存在今天多么强烈。小吕西安娜被强奸。被掐死。她的身体，她那受伤的肉体仍然存在。但是她已不存在了。她的手。她不再存在。房屋。我在房屋之间行走，我是在房屋之间，直直地在铺路石上。我脚下的铺路石是存在的，房屋在我头上合拢，像水一样盖住我，盖住天鹅一般隆起的纸。我在。我在我存在，我思故我在。我在因我思。我为什么思想？我不愿再想我存在，因为我想我不愿意存在，我思想我……因为……呸！我逃跑，那个无耻的家伙逃跑了，她的身体被奸淫。她感到另一个肉体进入她的肉体。我……我……她被强奸。一种微弱的、血腥的强奸欲望从后面袭击了我，轻轻地，在耳朵后面，耳朵跟在我后面。棕红头发，我头上的头发是棕红色，一根湿草，一根棕红草，这还是我吗？还有报纸，它还是我吗？拿着报纸，存在紧靠着存在，事物相互紧靠着存在，我放开报纸。房屋突然显现了，它在我面前存在，我沿着墙走，沿着长长的墙走，我在墙面前存在，走一步，墙在我面前存在，一座房子，两座房子，在我后面，墙在我后面，一个手指在我的裤子里抓搔，抓搔，抓搔，将小姑娘沾满污泥的手指拉出来，我的手指沾上了污泥，手指刚从泥水中出来，慢慢地，慢慢地垂下，刚才它变软了，轻轻地抓搔小姑娘的手指，她被掐死，无耻之徒，她的手指轻轻地抓土，抓泥，我的手指慢慢滑下，指尖朝下，暖暖地靠着大腿抚摸。存在是软的、滚动的、晃荡的，我在房屋之间晃荡，我在，我存在，我思故我晃荡，我在，存在是跌落，跌下了，将跌下，将不跌下，手指搔着天窗，存在就是不完善。先生。漂亮的先生存在。先生感到他存在。不，走过的这位漂亮先生，像牵牛花一样傲慢温柔的先生，他不感到他存在。开花。我那只受伤的手很疼，存在，存在，存在。漂亮先生，存在荣誉勋位，存在髭须，这便是一切，仅仅成为荣誉勋位，仅仅成为髭须，这该多么高兴，其他的谁也看不见，他看见鼻子两侧的髭须尖梢，我不思故我是髭须。他既看不见他瘦弱的身体，也看不见他那双大脚，仔细搜搜他的裤子，人们会发现一对灰色的小橡皮。他有荣誉勋位，坏蛋们有权存在：“我存在因为这是我的权利。”我有权存在，因此我有权不思想，手指竖起来了。我要……在喜气洋洋的白被单上抚摸轻轻倒下的充分发育的白色肉体，触摸腋下微潮的腋毛，肉体的黏液、汗液、滑液，进入他人的存在中，进入散发生存的厚重气味的红色黏膜中感觉我存在于两片柔和的湿唇之间，淡血色的红唇，颤抖的唇微微张开，湿湿的充满了存在，湿湿的充满了透明的脓液，在甜蜜的湿唇之间，它们像眼睛一样，泪汪汪的。我的肉体在生活，肉体在蠢动，轻轻地搅动汁液，搅动稠液，肉体在搅动，搅动，搅动，肉体甜甜的淡水，我手上的血，我受伤的肉体微微疼痛，这转动着的肉体走着，我走，我逃，我是肉体受伤的无耻家伙，存在因撞在墙上而受伤。我冷，我走一步，我冷，走一步，我向左转，它向左转，它想它向左转，疯了，我疯了？它说它怕变成疯子，小家伙你瞧瞧存在，它停下，身体停下，它想它停下，它从哪里来？它在做什么？它又走，它害怕，很害怕，无耻的家伙，欲望像浓雾，欲望，厌恶，它说它厌恶存在，它厌恶吗？厌烦了对存在的厌恶。它跑。它希望什么？它跑，逃走，跳进水池。它跑，心脏，心脏跳动，这是高兴，心脏存在，两腿存在，呼吸存在，它们存在，跑动，喘息，无力地跳动，轻轻地喘气，我喘气，它说它喘气。存在从后面抓住我的思想，而且从后面轻轻展开它；我从后面被抓住，我从后面被强迫去思想，也就是去成为某个东西，我喘息着吐出存在的轻轻气泡，在我身后，它是朦胧欲望的气泡，它在镜中像死人一样苍白，罗尔邦死了，安托万·罗冈丹没有死，我失去知觉。它说它要消失，它跑，跑猜环游戏（从后面），从后面，从后面。小吕西尔从背后被抓住，从背后被存在奸污，它求饶，它羞于求饶，羞于请求怜悯，羞于呼救命。羞于呼救命因此我存在，它走进海员酒吧，小妓院的小镜子，小妓院的小镜子里棕红头发的大个子面色苍白地跌坐在长椅上，唱机在转，存在，一切都在转，唱机存在，心在跳动，转呀，转呀，生命之液，转呀我肉体的冻汁、糖汁、甜食……唱机。
我说：
“先生太太们好。”
“我来这里一般总带上一本书，虽然医生劝我不要这样，因为吃快了咀嚼不够充分。但我有个鸵胃，什么都能消化。一九一七年战争期间我当过俘虏，吃得极差，大家都病倒了，当然，我也像别人一样请病假，其实我什么事也没有。”
“前天我看见您了。”
“莫非您愤世嫉俗？”
“这很好，很美。”
“您的感觉和我不一样吗，先生？”
在他那张布满皱纹和麻点、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狡黠神气，虽然他极力掩饰，但仍一目了然。
前天我可没有心思去逛博物馆。
“时不时地这样倾心交谈，这可真是愉快的事啊。”
千万别动，别动……啊！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德·罗尔邦先生上了圈套，因为在九月十三日致侄儿的信中，他说他刚刚立了遗嘱。
离去时，我发觉左手还握着奶酪刀。我把刀扔到盘子上，盘子咣当一响。我在一片寂静中穿过店堂。他们不吃了，瞧着我，食欲也没有了。如果我朝那位年轻女人走去，对她说“喏！”，她准会跳起来。不过这犯不着。
“我们喝点葡萄酒吧。”他郑重其事地说。
“不是每天都能遇见像您这样的人，先生，您思想深刻、视野开阔。好几个月以来我就想找您谈谈，向您解释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我看也是。我看也是。先生，我要对您说……”他脸红了，停了下来，“也许我使您厌烦了？”
“没有想法。”我说。
星期三
处于等待中的那个东西警觉起来，猛扑向我，钻进我的身体，将我塞满。这没什么，那东西，就是我。存在被解放了，被解脱了，在我身上回涌。我存在。
我真想跳起来走出去，随便做点什么好排遣排遣。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动一动指头，如果我不老老实实地待着，就会发生什么事，而我不愿意它发生。它什么时候发生都为时过早。我不动弹，机械地看着我在纸上没有写完的那段话：
“这里正好谈到绘画。您要是允许我念念，我就太高兴了。”
“黑色。”
这句话是我想出来的，最初曾是我的一小部分，而现在，它印在纸上，它独立于我。我再认不出它了，甚至无法重新思考它。它在那里，在我对面，在它身上我找不到起源的标记。任何其他人都可能写它，而我，我不能确定它是我写的。字母现在不再发亮，它们已经干了。这一点也消失了，短暂的光泽已荡然无存。
“我不大喜欢蜗牛。”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掏出铅笔，用精确的语调问我：
我不再坚持。他吃萝卜，吃得极快，不像是吃。当女侍者给我端上牡蛎时，他已经吃完了萝卜，盘子里只剩下一堆绿梢头和少许湿盐。
我不再往下听了。他们使我不快。他们会在一起睡觉，这一点他们知道，他们每人都清楚对方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们多么年轻、纯洁、端庄得体，他们都想保持对自己和对对方的尊重，爱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大东西，受不得惊吓，他们每星期去几次舞会和餐馆，表演他们惯常的和机械的小小舞蹈……
我拿起笔，试图继续工作。那些关于往昔，关于现在，关于世界的种种思考，使我烦透了。我只要求一件事：安安静静地写完书。
“您可真开心，先生。”自学者用审慎的口气说。
他在小本上那条格言下方写上勒南的名字。
有人关心我，考虑我冷不冷，我和另一个男人说话，这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事。
“是的，先生。一九一九年，我被释放。那几个月可是很难熬，我不知干什么好，一天天地消沉。只要看见人们聚在一起，我就钻进去。”他笑笑又说，“有一次我居然跟在人群后面去送葬。有一天，我感到绝望，把我收藏的邮票扔进火里……但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我不说话，勉强笑笑。女侍者将一只盘子放在我面前，盘中有一小块像白垩一样的奶酪。我环顾店堂，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为什么多管闲事讨论什么人道主义？这些人为什么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吃饭？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存在。我想走，想去什么地方，找到我的位置，嵌进去……然而哪里也没有我的位置，我是多余的人。
我的思想就是我，因此我才停不下来。我存在因为我思想，而我无法使自己不去想。就在此刻——多么可怕——如果说我存在，那是因为我害怕存在。是我，是我将自己从我向往的虚无中拉出来。仇恨和对存在的厌恶都使我存在，使我陷入存在。思想在我脑后产生，像眩晕，我感觉思想在我脑后诞生……如果我让步，它就来到前面，来到我两眼之间，而我一直在让步，它在长大，长大，变得其大无比，将我填得满满的，使我的生存继续下去。
“给这位先生来烩鸡，给我来焖牛肉，小姐。”他说。
“自命不凡！我可没这么说。”
然而，出门以前，我还是转过身，让他们看看我的脸，好终身不忘。
当然清楚！年轻男子被四周的同情目光所激励，正兴奋地讲述他的足球队去年和勒阿弗尔俱乐部进行比赛，如何战胜了它。
他不回答，放下叉子，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他要讲述他的麻烦事了。此刻我想起图书馆里曾经有过不顺当的事。我竖起耳朵听，因为对别人的麻烦表示同情，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可以换换脑子。我没有麻烦，我像享受年金者一样有钱，我没有上级，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我存在，这就是一切。而我的厌烦是如此空泛，如此玄奥，我为它羞愧。
自学者的脸像木瓜一样又黄又硬，凝定在一种斥责性的痉挛状态。但是我继续说：
“一点不错。”他挑战似地说。
我不由自主地耸了耸肩……
“你做得对，”他温情地说，“这才等到了我。”
“对不起，”我说,“那么我不敢肯定我是人了，因为我从不觉得做人难，我觉得只要随意就行了。”
他遐想片刻：
“可我，我觉得她做得很对，很有勇气。”
那个深沉、沙哑的声音突然出现，世界，存在的世界，便隐没了。这声音属于一个有肉体的女人，她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对着一个圆盘唱，声音被录了下来。女人，啊！她曾像我，像罗尔邦一样存在，我不想结识她，但是有一点，不能说她现在存在。转动的唱盘现在存在，声音唱出的曲调，颤动的曲调，现在存在，印在唱盘上的声音曾经存在。我在听，我现在存在。一切都是满满的，处处都是密集、沉重、甜蜜的存在。然而在这个近在咫尺但可望不可既的甜蜜之外，在这个年轻的、无情的、宁静的甜蜜之外还有那个……那个严峻。
“我的天……”
她也笑了：
“您在哪里当的俘虏？”
“是哪位作家？”
这些都是大明星，还有其他种种人道主义者。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像兄长一样关心弟弟们，并富有责任感；有的人道主义者爱的是现状中的人，有的人道主义者爱的是理想状态中的人；有的人道主义者在你的赞同下挽救你，有的人道主义者不顾你的反对挽救你；有的人道主义者想创造新神话，有的人道主义者满足于旧神话；有的人道主义者欣赏人的死亡，有的人道主义者欣赏人的生命；有的人道主义者总是快乐、诙谐，有的人道主义者总是愁眉苦脸，特别爱去守灵。他们都相互憎恨，当然是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人。然而自学者不知道，他把人道主义者都关在自己身上，就像把几只猫装进一只皮袋里，它们在那里相互残杀，而他一无所知。
出于习惯，他采用了疑问语式，实际上他是有看法的。他那个温和腼腆的表层龟裂了，我认不出他来。他的脸上露出一种笨拙的固执，这是一道自命不凡的墙。我还没有从惊奇中缓过来就听见他说：
自学者大概在向我提问。我朝他转身，对他微笑。哦！他怎么了？为什么缩在椅子上？我使他害怕？其实终究会是这样。再说，我对这也无所谓。他们害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我感到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比方说将奶酪刀插进自学者的眼睛。那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会来踢踩我，用鞋子敲掉我的牙。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嘴里是血味而不是奶酪味，其实这并无区别。但是我必须做一个动作，制造一个多余的事件——自学者会惊呼一声，那一声也是多余的——于是他脸上流着血，所有这些人都会惊跳起来。有许多事就是这样存在的。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低下头。自学者的脸紧挨着我的脸。他在自命不凡地笑，紧挨着我的脸，像在噩梦中一样。我艰难地咀嚼一片面包，迟迟不咽下去。人。应该爱人。人是值得赞美的。我想呕吐，突然，它来了，恶心。
“您背朝他们，听不清他们的话……年轻女人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刚才他还在那里，在我身上，安静而温暖，而且我不时地感到他在动。他是活生生的，对我来说，他比自学者或铁路之家的老板娘更鲜活。他很任性，可以好几天不露面，但是，在神秘的好时光，他常常像对湿气敏感的嘉布遣会修士一样，露出鼻子来，于是我便看见那张苍白的脸和发蓝的脸颊。而且，即使他不露面，他也沉沉地压在我心上，我感到自己装得满满的。
“有人劝我……先生，我知道您会为我保密的。我是——也许您不以为然，但您很豁达——我是社会主义者。”
“我是说我不再感到孤独。当然，先生，这不是说我必须和谁在一起。”
我背朝他们，两手扶着栏杆。真正的海又冷又黑，充满了动物。海在这薄薄一层蓝色下蠕动，蓝色是用来骗人的。我周围的精灵们上了当，他们只看见那薄薄的表层，是这个表层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我，我却看见了下面！光泽消失了，一片片润滑闪光的表皮，仁慈上帝的娇艳表皮，在我的注视下，发出爆裂声，裂开了，微微张着嘴。圣埃莱米尔的有轨电车来了，我旋转了一下，物体也随我旋转，它们像牡蛎一样苍白发绿。我跳上车，其实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因为我哪里也不去。
我存在。这很柔和，多么柔和，多么缓慢，而且很轻巧，它仿佛半浮在空中。它在动。到处都有轻轻的擦动，擦动在融化、消散。慢慢地，慢慢地，我嘴里有充满泡沫的水，我咽下去，它滑进我的喉咙，抚摸我——它在我嘴里再次产生。我嘴里永远有一小汪发白的——隐蔽的——水，它摩擦我的舌头。而这一小汪水，还是我。还有舌头，还有喉结。这是我。
那两位先生点燃了香烟，走了出去，他们现在在阳光下，在纯净的空气里。他们顺着大玻璃窗走，两手扶着帽子。他们在笑，风吹鼓了他们的大衣。不，我不想换座位，何必呢？何况，透过大玻璃窗，我可以看见海，绿绿的、稠稠的海，它在那些更衣室的白屋顶之间。
“你知道，”年轻女人说，“她是饥不择食。我告诉你，我要是愿意，这种机会有的是。我宁可等一等。”
“哦，我……”他斜瞟了年轻人一眼，恢复了自信，说：
他又沉思片刻，然后缓缓地说：
现在什么也不剩下了，就好比这些干涸的墨渍，它们原先的鲜亮也不再剩下了。这是我的错。我说了恰恰不该说的话。我说往昔不存在。因此，刹那间，德·罗尔邦先生就悄无声息地返回到虚无中去了。
“是呀。”她撇撇嘴说。
“您弄错了。啊，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您完全错了。”
他不明白地瞧着我，浅浅地微笑说：
“我这是帮助它。”
“其实，先生，您爱他们，像我爱他们一样，只是用词不同而已。”
“我写作不是为了这个。”
“先生呢？”
我惊奇地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小本。他翻了一下，有许多空白页，隔很远就有用红墨水写的几行字。他脸色苍白，将小本平放在桌布上，大手压着翻开的那一页，局促地咳了一声：
“您这是开玩笑吧，先生。不过，的确，所有的人都有权受到我们的赞美。做人是很难、很难的，先生。”
“哦！哦！对，那天，对了，是那个科西嘉人，先生，图书馆的科西嘉人。”
“啊！我认识那里所有的人，但大都只知道名字，先生，”他调皮地说，“难道必须以这种狭隘的方式去选择同伴吗？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早上我去上班时，在我的前前后后都有人去上班。我看见他们，要是有勇气的话，我向他们微笑，我想我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我生活的目的，我努力的目的，而他们不知道。对我来说，这就是快乐，先生。”
“您看不出这是个坏蛋吗？”
我不愿意被收编，也不愿意用我美丽的鲜血去养肥那个淋巴怪物。我不会犯傻地说我是“反人道主义者”。我不是人道主义者，仅此而已。
一次大发作，我从头到脚都在战栗。一小时前我就看见它逼近，但我不愿意向自己承认。嘴里的奶酪味……自学者在喋喋不休，他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鸣响，但我不知他在说什么，只是机械地点头。我的手抓住甜点刀的刀柄。我感觉到这个黑色木柄。是我的手在拿着它。我的手。我个人宁愿不碰这只刀，为什么总是触碰物体呢？物体不是用来让人触碰的。最好是在物体中间滑动，尽量少碰他们。有时你用手拿起一个物体，那就应该尽快放掉它。小刀跌落在盘子上。白发先生听见响声吓了一跳，瞧瞧我。我拾起刀，将刀锋压在桌面上，使它弯曲。
“这是因为我在想，”我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吃饭喝酒，无非是为了保持我们珍贵的存在，不为其他任何东西，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那么，您身后这两个年轻人，您爱他们？”
“您是想让我说我不认识他们就爱他们。那好，先生，我承认，我不认识他们……”他自命不凡地笑了起来：“除非爱就是真正的认识。”
他们不难看。他们沉默着，很高兴在一起，很高兴人们看见他们在一起。从前，当安妮和我走进庇卡迪伊一家餐馆时，我们有时也感到自己成为动情端详的对象。安妮为此不快，而我呢，我承认我有几分得意。主要是惊奇。我从来没有像这个年轻男子那样潇潇洒洒、清爽利索，甚至也不能说我的丑陋打动了人。然而当时我们年轻，而现在，年龄使我为旁人的青春而感动，我不为自己感动。那个女人有一双深色的、温柔的眼睛。男人的皮肤稍呈橘红色，有些颗粒，可爱的小小的下颌显示倔强。他们使我感动，的确如此，但又使我有几分恶心。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远。暖气使他们软弱无力，他们在心中追寻同样的梦，如此温柔、如此软弱的梦。他们很自在，充满信心地看着黄墙，看着人，这样的世界真好，它正应该是这样，而目前，他们正从对方的生命中吸取自己生命的意义。不久，他们两人将变成一个惟一的生命，一个缓慢的、温和的，将没有任何意义的生命——而他们将毫不觉察。
“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您大概是说，先生，生命没有目的吧？这不就是所谓的悲观主义吗？”
“那都是闲话，我不愿意惹您讨厌。”
“请吧。”我说。
“有一个目的，先生，有一个目的……有人。”
然而，当我的目光落在那一叠白纸上时，它的外表令我吃惊，于是我手中的笔停在半空，我待在那里端详令人目眩的白纸，它是多么坚硬、鲜艳，它属于现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是现在。我刚才在上面写的东西还没有干，但已经不属于我了。
自学者的表演还不到这种精湛程度。他的人类之爱是天真的、野蛮的，他是外省的人道主义者。
我同情地说：
车窗外闪过一些僵直硬挺的东西，一阵一阵地，它们发蓝，有人，有墙。一座房屋开着窗，露出黑黑的心脏。玻璃窗使一切黑色变浅发蓝。这座黄砖的住宅大楼也发蓝，它向我逼近，犹豫着，战栗着，突然又耷拉着脑袋停住了。一位先生上车，在我对面坐下。黄楼又动起来，一下子紧挨着玻璃窗，离得那么近，以至我只能看见局部，它暗了下来。楼房又升高了，其高无比，楼顶看不见了，几百扇开着的窗户露出黑黑的心脏。楼房沿着电车延伸，与之摩擦。颤抖的车窗之间是一片黑暗。楼房像泥土一样黄，没完没了地延伸，而车窗外现在是天蓝色。突然间，楼房消失了，留在了后面，于是一种强烈的灰色光线侵入车厢，而且以一种必然的公正方式四处蔓延。这是天空。透过车窗可以看见层层叠叠的天空，因为电车爬上了埃利法尔山冈，两面都看得清楚，右面一直看到大海，左面一直看到机场。禁止抽烟，哪怕是茨冈女人牌香烟。
突然一下子，面纱撕开了。我明白了，我看到了。
Every night I dream a little dream.
他停住，侧耳细听：
自学者天真地笑着，阳光在他稀疏的头发上闪亮。
“谢谢，不用麻烦。”
总之，得消磨时间。他们年轻，身体好，还得这样过三十多年，所以他们不慌不忙，慢慢吞吞，他们没有错。等他们在一起睡过觉以后，他们就该寻找别的东西来掩饰存在的巨大荒谬性了。不过……必须对自己撒谎吗？
大家都看着我，那两位青春的代表中断了情话。女的撅着嘴。但他们肯定看出我是不会伤害人的。
“我这人连自己的往昔都留不住，还能盼望去拯救别人的往昔吗？”
他又变得必恭必敬，连指甲尖都必恭必敬，但他眼中含着嘲讽，仿佛觉得滑稽可笑。他恨我。我原不该同情这个怪人。我反过来问他：
“啊？”
我不安地瞧瞧四周。现在，只有现在。囿于现在中的一些轻巧、结实的家具：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玻璃衣橱，还有我自己。现在的真正本性暴露了出来：它是现在存在的东西，所有不在场的东西都不存在。往昔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既不存在于物体，也不存在于我的思想中。当然，很久以来我就明白自己错过了往昔，但是，直到那时，我还以为往昔仅仅撤出了我所能及的范围，它仅仅是退休，是另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度假和闲散状态。每一个事件，在完成任务以后，便乖乖地、自动地进入一个盒子，成为名誉事件，因为虚无是难以想像的。而现在我知道，事物完全是它显现的样子，在它后面……什么也没有。
“你瞧瞧冉奈特。”
他假装惊奇地问：
“应该爱人，应该爱人……”
“呵，没关系，没关系。”
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
他再次犹豫，显出母羊的固执神气：
博塔内店，饭菜实惠。
“奶酪。”我怀着英雄气概说。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生命值得你活着吗？》。这就是您对自己提的问题吧？”
我的手搭在长椅上，但又急忙抽回，因为它存在。我坐着的这个东西，刚才用手扶着的这个东西，叫做软垫长椅。他们制造它就是为了让人坐的，他们拿了皮革、弹簧、织物，开始工作，目的是做一张椅子，等他们完工以后，做成的就是它。他们把它搬到这里，搬到这个车厢里，车厢此刻在行进，在颠簸，车窗在颤动，车里载着这个东西。我喃喃说：“这是一张长椅”，仿佛在念咒驱邪。然而这个词停留在我唇边，不肯去栖息在物体上。它仍然是原样，有着红绒毛，几千个红色小爪朝上竖着，像僵死的小爪一样直挺挺的。这个硕大的肚皮仰天待在那里，血红色，鼓鼓的，肿胀的，上面净是僵死的小爪。这个肚皮在车厢里，在灰色光线里飘浮。它不是长椅，它完全可以是一头死驴，死驴被水泡胀，在一条泛滥的灰色大河里肚皮朝天随水漂流，而我呢，我可能坐在死驴的肚皮上，两脚泡在清水里。物体摆脱了它们的名字。物体在那里，怪诞、固执、硕大，我称它为长椅，或者说点什么关于它的事，都显得愚蠢。我在物体中间，无以名之的物体中间。我独自一人，没有语言，没有防卫，物体包围我，在我上下前后，它们并无要求，并不强加于人，它们在那里。在长椅的靠垫下，紧靠着大隔板，有一条细细的暗线，一条细细的黑线，它沿着长椅延伸，显得神秘与调皮，几乎像微笑。我很清楚这不是微笑，但是它存在，它在发白的玻璃窗下，在丁当作响的玻璃窗下延伸，它顽固地在那些停停走走、在窗外驰过的蓝色图像下延伸，它很顽固，就像是对微笑的模糊回忆，就像是你已忘记一半，只记得第一个音节的字。最好的办法是移开视线，去想别的事，想这位在你对面半卧在长椅上的男人。他长着陶土般的脑袋和蓝眼睛。他的整个右半身下斜，右臂贴着身体，右侧勉强活着，艰难地、吝啬地活着，仿佛瘫痪了。然而整个左半身有一个小小的寄生性生命，它在繁殖，像毒瘤。手臂颤抖起来，随后便举起，手臂末端的手僵直不动，后来手也颤抖起来，举到头的高度时，一个手指伸了出来，开始用指甲搔头皮。右半边嘴出现了心满意足的鬼脸，而左半边嘴仍然是僵死的。窗玻璃在抖动，手臂在抖动，指甲在搔、搔，嘴巴在笑，眼睛凝滞；这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承受了这个小小的存在，它为他的右半身充气，借用他的右臂和右脸以实现自我。售票员挡住我的路：
“是的，”他含混地说，“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我们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我想说别的事。战争最后几个月，我们没有多少活干。下雨时，他们就把我们关进一个木板搭的大厂棚，差不多二百人挤在一起。他们锁上门，让我们待在里面，几乎漆黑一片，我们相互拥挤在一起。”
“我知道，我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值得赞美的。您值得赞美。我值得赞美。当然啦，是作为上帝的创造物。”
“您很清楚，那天您对我说过。”
说得对，我刚才忘记他是人道主义者了。他沉默片刻，以便将半盘焖牛肉和一大片面包消灭掉，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地消灭掉。“有人……”他刚刚描绘了自己，这位多情人。——是的，但是他说不清楚。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心灵，这是无可辩驳的，然而这远远不够。从前我结交过一些巴黎的人道主义者，听他们说过上百次“有人”，但那是另外一回事。维尔冈是无与伦比的。他摘下眼镜，仿佛要赤身露体，用令人激动的眼光，沉重而疲惫的眼光盯着我，似乎要脱光我的衣服，好抓住我的人性本质，接着他便抑扬顿挫地喃喃说：“有人，老朋友，有人。”他赋予“有”字一种笨拙的威力，仿佛他对人类的爱——永远是新的、惊奇的爱——因翅膀太大而行动不便。
“他们走了，我们是不是换个座位？”
他停住，看着我，他在等待。
“书的结论是提倡有意义的乐观主义。如果你愿意赋予生命意义，它就有了意义。首先得行动，投入一个事业。等你后来思考时，大局已定，你已经介入了。不知您怎么想，先生。”
冷盘任选
他念道：
自学者突然变了脸，仿佛嗅出了敌人。我从未见过他这种表情。在我们中间有什么东西死了。
“可是，很可惜，我还听见他们谈话的内容。”
自学者神情严肃起来，他在努力理解我的话。我的笑声太大，几个人转头看我。我后悔说了这么多话，其实这事与谁也没有关系。
“这也是我的看法，我想我们不必老远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他伸开双臂，手心朝着我，手指朝下，仿佛等待接受什么烙印。他的眼神呆滞，我看见一大块暗红色东西在他嘴里滚动。
“可是您爱的是什么呢？”
他微微一笑，我立刻发现自己多么幼稚。
他用颤抖的手捧着小本子，十分激动：
自学者的态度温和了下来。他原本怕我做出更强烈的反驳。他愿意将我说的话一笔勾销。他朝我俯身，用秘密的口吻说：
我该吃鸡，它大概凉了。自学者早已吃完，女侍者等在那里换盘子。
可以想像，这块砖头击碎了我们有气无力的谈话，接着便是长长的沉默。
他挺直身体，两颊鼓了起来：
看来自学者不想讲述。他向我抛来一种古怪的眼光，不是为了观看，而是为了心灵相通。他的心灵上升到那双美妙的盲人眼睛里，显露了出来。如果我的心灵也如法炮制，将鼻子贴到玻璃窗上，那么它们将相互致意。
……他刚刚立了遗嘱。
“就是说，他们在演戏。”
无事。存在过。
“我知道，您有您的研究，您的书，您以您自己的方式为同一事业服务。”
这个想法占据我达好几分钟，后来我使劲晃动两肩想摆脱它，我将那一叠纸拉过来。
他们不回答。我走了。现在他们脸上该恢复了血色，他们该开始议论了。
自学者和善地久久端详他们，转身对我动情地眨眨眼睛，仿佛是说：“他们多美！”
星期二
“……古罗马，先生？”
“我多么高兴能和您同桌用餐，”他说，“您要是冷，我们可以坐在暖气旁边。这些先生要走了，他们已经要了账单。”
“不过，先生，即使他看上去像您说的那样，您也不能以貌取人吧？面孔在体息时是不表达任何东西的，先生。”
“偶尔喝一瓶还是可以的。小姐，来一瓶安茹葡萄酒吧。”
“那又怎么样哩？”
但是我推开他跳下电车。我受不住了。我再也无法容忍物体离我这么近。我推开一扇铁栅门，走了进去，一些轻巧的生命一下子跳了起来，高栖在枝头。现在我认出来了，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是公园。我跌坐在一张长凳上，周围是黑色的大树干，是伸向天空的、黑色多节的手。一棵树用黑指甲抓搔我脚下的土地。我多么想放松一下，忘记自己，睡一觉，但我做不到，我透不过气来，因为存在从四面八方钻进我身体，通过眼睛、鼻子、嘴……
“大展厅里的那些肖像？先生，”他露出颤抖的微笑说，“我对绘画一窍不通。当然，我能看出博尔迪兰是大画家，他的笔法，怎么说呢，有功夫。可是，先生，乐趣、美学乐趣，与我无缘。”
“您的麻烦解决了？”
“就拿您身后这位喝矿泉水的老先生来说吧。我想您爱他是因为他成熟，他勇敢地走向自己的衰亡，而且衣着整齐，不肯马马虎虎。”
“应该有信心，瞧，你现在的样子，这不是生活。”
我不继续写关于罗尔邦的书了，结束了。我不再写了。我将如何利用我的生命？
我的唾液是甜的，我的身体是温的，我感到自己淡而无味。小刀在桌子上，我打开它，总之，会有点变化吧。我将左手放在折纸簿上，往手心狠狠扎了一刀。动作过于紧张，刀锋滑过去了，只是表皮受了伤。流血了。那又怎样？有什么变化呢？不过我满意地看着白纸上的那一摊血，它横在我刚才写的那几行字中间，它终于不再是我。白纸上的四行字，一片血迹，这是美好的回忆。我应该在下面写上：“这一天我放弃了写德·罗尔邦侯爵的计划。”
“先生，我曾大胆想过，美仅仅是趣味问题。每个时期不都有不同的标准吗？您允许吗，先生？”
“哈！哈！”他尊敬地逗我。
奶酪或甜点
他拍拍手，诡秘地笑了：
“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解释，先生，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你几乎看不见他们，但你感觉他们紧靠着你，你听见他们的呼吸……最初，有一次拥挤得厉害，我想我要闷死了，但是突然，一种强烈的欢乐在我心中升起，我几乎昏倒，于是我感到我爱这些人，他们像我的兄弟，我想亲吻他们所有的人。从这以后，每次我去都感到同样的欢乐。”
盲目的人道主义者！这张脸是如此富有表情，如此清晰，然而人道主义者温情而抽象的心灵是从来不被面孔的含意所触动的。
外面有两个年轻人停下来看菜单，一个厨师模型左手拿着菜单给他们看（右手拿着一只煎锅）。他们在犹豫。女人怕冷，下巴缩在皮衣领里。年轻男人最先决定，推开门，让女伴先进来。
他让我等了一会儿，说：
“所有的人，包括他们。”
他突然变了声音：
我知道在这番虚假的调解口吻后隐藏着什么。实际上他对我要求不高，只要求我接受一个标签，但这是一个陷阱。如果我同意，自学者就占了上风，会马上包抄我，抓住我，超越我，因为人道主义将人的种种态度融合在一起。如果我正面反对他，就会上他的当，因为他是靠对立面生活的。有一种既固执又狭隘的人，一种无赖，他们每次都输给他。他对他们的暴力和极端行为进行消化，使之成为一种白色泡沫状的淋巴液。他消化过反理智主义、善恶二元论、神秘主义、悲观主义、无政府主义、自大癖，它们只是一些阶段，一些不完整的思想，它们只有在他那里才能找到解释。愤世嫉俗在这个大合唱中也占一席之地，它是整体和谐所必需的不谐和音。愤世嫉俗者是人，因此人道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应是愤世嫉俗者，但他是科学的愤世嫉俗者，他善于掌握仇恨的分量，他最初恨人正是为了以后更爱人。
“我有时有些——姑且说思想吧。很奇怪，我在那里看书，可突然不知从哪里钻出这些东西，仿佛是幻象。最初我不在意，后来我决定买一个本子。”
自学者转身和气地说：
“您看怎样，先生。也许有点像悖论。我是想让自己的思想采取俏皮话的形式。”
“没有更好的吗？这不是有勃艮第蜗牛吗？”
我不理睬他的讽刺，继续说：
我叫他放心。他高兴地叹了口气：
那么说，这个令人目眩的事实，就是恶心了。我绞过多少脑汁，写过多少东西！现在我知道：我存在——世界存在——我知道世界存在。这是一切，但对我无关紧要。奇怪的是一切对我如此无关紧要，它使我害怕。从我想打水漂的那个特别日子起就是这样。当时我正准备扔石子，我瞧瞧石子，于是一切便开始了：我感到石子存在。在这以后还有其他几次恶心。物体起初不时地在我手中存在。有铁路之家的那一次，在它以前，还有夜间从窗口往外看的那一次，然后还有星期日在公园的那一次，然后还有别的。然而哪一次都不如今天强烈。
他沉思片刻，然后谨慎地把话咽了下去。他的脸像曙光一样灿烂。在他身后，年轻女人轻快地大笑起来，她的男伴正朝她俯身，和她耳语。
他低下眼睛，长长的睫毛在眨动：
“您能给我那段精确的话吗？”他一边吮笔尖一边说。
侯爵在我身旁。我将自己的生命借给他，直到最后将他安置在历史存在之中。我感觉到他，仿佛他是我腹中的微热。
“您正从博物馆出来。”
我看了肉类那一栏，我喜欢焖牛肉，但我预知他会叫烩鸡，因为那是惟一要加票的菜。
我突然剧烈地想呕吐，笔从我手中滑落，墨水四溅。这是怎么回事？是恶心？不，不是它，房间像每日一样和蔼慈祥。桌子似乎稍稍厚沉，笔稍稍紧实，然而德·罗尔邦先生却第二次死去。
肉加配菜
“再见，先生太太们。”
他笑了，认为我太冒失，朝那张白发下的漂亮面孔迅速看了一眼：
他转头看看青春焕发的那一对青年，这就是应该爱的。他对那位白发先生端详片刻，然后将目光移到我身上，脸上露出一种默默的疑问。我摇头表示“不”。他似乎怜悯我。我不快地说：
自学者得意地，带几分神秘地说：
这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小的异议，不必大惊小怪，但我却陷入遐想中，闷闷不乐。我突然又看见卡米尔餐馆那位胖胖的女侍者，阿希尔先生那副惊慌的模样，还有那个店堂，我在那里曾清楚感到自己被遗忘、被丢弃在现在时中。我不耐烦地对自己说：
我猛然站起身。只要我能停止思想，那就好多了。思想是最乏味的东西，比肉体更乏味。它没完没了地延伸，而且还留下一股怪味。此外，思想里有字词，未完成的字词，句子的开头，它们一再重复：“我必须结……我存……死亡……德·罗尔邦先生死了……我不是……我存……”行了，行了……没完没了。这比别的事更糟，因为我感到自己应负责任，又是同谋。例如这种痛苦的反刍：我存在。是我在维持这种反刍，是我。身体一旦起动，就独立出去了，而思想呢，是我在继续它，展开它。我存在。我想我存在。啊，存在的感觉是长长的纸卷——我轻轻地展开它……要是能克制自己不去想，那有多好！我试试，我成功了，我的脑子里一片烟雾……但它又开始了：“烟雾……别想……我不愿意去想……我想我不愿意去想。我不应该想，我不愿意去想，因为这还是思想。”这么说，永远没完？
自学者微微一笑，狡黠而又一本正经地说：
“可是，”我说，“在社会党支部里……”
“哦哦！”我说。
星期一
“真的？也许是青年人的戏。”接着他讽刺地问道，“对不起，先生，我认为这种戏大有好处。演演戏就能再像他们那样年轻吗？”
我不想做出许诺。
“您太谦虚了，先生。要承受您的处境，人类处境，您和大家一样，需要很大的勇气。先生，即将到来的时刻可能是您的死期，您知道这一点，您还能够微笑，瞧，这不是值得赞美吗？在您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中，”他尖刻地说，“都有无限的英雄气概。”
“哟，”女侍者说，“您这回要酒了，您可是从来不喝的。”
“请原谅。我想到我对人们的深深的爱，想到我对他们的强烈的激情，但我们在这里一个劲地争论，辩论……我真想大笑。”
“先生太太们好。”他说。
年轻男人不等女侍者跑来帮忙就灵活地脱下了雨衣。他没穿短上装，穿的是带拉锁的皮夹克。女侍者有点失望，转身朝着年轻女人，但那男人又抢在前面了，他用轻巧而准确的动作帮女伴脱下大衣。他们在我们近旁坐下，两人靠在一起。看上去他们相识不久。年轻女人的脸显得疲乏和纯净，有几分怨气。她突然摘掉帽子，微笑地甩甩那头黑发。
德·罗尔邦先生曾是我的合伙人，他需要我是为了他的存在，我需要他是为了不感觉我的存在。我提供原材料，我不知道如何使用的、打算出卖的原材料：存在，我的存在，而他，他要做的是体现。他站在我面前，占领了我的生命，为的是体现他的生命。我不再感觉我的存在，我不再存在于我身上，而是存在于他身上。我为他而进餐，为他而呼吸，我的每个动作的意义都在外面，在那里，在我对面，在他身上。我看不见我的手在纸上写字，甚至也看不见我写出的句子，但是，在纸的另一边，在纸的后面，我看见了侯爵，他要求我做写字的动作，这个动作延续和巩固他的存在。我只是使他存在的手段，他是我存在的目的。他使我摆脱了自己。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您弄错了，这也不奇怪，”自学者说，“我早该对您说……可我这人腼腆，先生，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我看到他们年轻，我看到他们身上的青春，当然还有别的，先生。”
他坦率地笑了，但是眼神仍然不快。
“我知道。”
“我不再孤独了，先生，永远不再孤独。”
“我不知道这个作品。”
“嗯……我不知道，就是这样，为写而写。”
“没有，当然没有。”
三点钟了，我坐在桌前，我从莫斯科偷来的那一沓信放在我身旁，我写道：
“您等等，”他说，“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先生，这些格言当然是暂时的，因为我的自学还没有完成。”
那两个胖子付完账往外走。其中一人是瘸腿。老板送他们到门口，因为这是重要顾客，餐厅刚才用冰桶给他们送上一瓶葡萄酒。
他看着我，显然不那么信心十足了。
“我很感兴趣。”
“啊，先生！唉，我也一样，还有音乐，还有舞蹈。不过我也不是一无所知。是呀，有些事难以想像，有些年轻人的知识不及我的一半，但他们一站到画前就似乎能感受乐趣。”
有几句话我没有听见，接着年轻女人做了一个可爱的手势表示厌烦：
面对他焦急不安，带几分埋怨的神气，刹那间我后悔不该使他失望。但是他又和蔼地说：
“不，冉，不。”
我作最后一次尝试，对自己重复德·冉利斯夫人的话——它往往被我用来描绘侯爵：
自学者用安慰的口吻说：
“我有点累了。谢谢您邀请了我。再见吧。”
“这是他，”我想道，“是他一笔一画地写了这些符号。他俯在这些纸上，手压着纸，不让纸在笔下滑动。”
“我承受过不止一次……失望。”
“那个厂棚在我眼中显得神圣。有时我躲过警卫的监视，独自溜进去，在阴暗中回忆曾经体验到的欢乐，坠入如痴如狂的状态。时间在流逝，而我毫不觉察，有时我还抽泣。”
自学者面色煞白，眼皮半搭在石头般的眼珠上。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手势，好像请我挑选。
“我觉得既不该恨人也不该爱人。”我对他说。
“为什么？”年轻男人激动地说。
我大概病了，否则无法解释这种使我不知所措的震怒。是的，这是病人的愤怒，我的手在颤抖，血涌上我的脸，最后我的嘴唇也哆嗦起来。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鸡是凉的，我也是凉的，而这是最难受的事，我是说很久很久以来，我的心就凉透了，冰冰冷。愤怒的旋风穿透了我，像战栗，又仿佛意识在与低温奋力抗争。这种努力毫无效果。我本可以莫名其妙地将自学者或女侍者揍一顿或骂一顿，但是那样一来我便不是完全参与游戏了。我的愤怒在表层上躁动，因此有一刻我十分难受，像是一团被火包着的冰——怪味蛋卷。这种表层的躁动消失了，我又听见自学者说：
他容光焕发，自豪地瞧着我。他仰着头，半闭着眼，半张着嘴，像一位殉道者。
钟敲了五点半，我站立起来，冷衬衫贴着皮肤。我走出门。为什么？嗯，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即使我待在那里，即使我悄悄地缩在角落里，我也不会忘记我自己。我将压在地板上。我存在。
纸桌布上有一圈阳光。一只冻僵的苍蝇在光圈里爬动取暖，前面的爪子相互摩擦。我要帮助它，将它拍死。它看不见这个巨大的食指，食指上的金色汗毛在阳光中闪烁。
年轻男人又关上了门。
坐在门旁圆桌上的那个人，我现在认出来了。他经常住普兰塔尼亚旅馆，是旅行推销员。他不时向我抛来专注的、微笑的眼光，但是他看不见我，他在专心致志地观察他吃的东西。在收款台的另一侧，有两个红红的矮壮男人正一边喝白酒，一边品尝海蚌。蓄着稀疏的黄髭须的那位小个子在讲故事，他自己也乐，他不慌不忙，大笑时露出一口洁白闪亮的牙齿。另一位没有笑，眼光冷漠，但常常点头表示赞同。靠窗处有一个棕色的瘦男人，五官清秀脱俗，一头漂亮的白发往后梳，正带着沉思的神情看报。在他旁边，在长椅上，放着他的公文包。他在喝维希矿泉水。再过一会儿，这些人都要离去。他们的身体被食品撑得沉甸甸的，经微风一吹，他们将敞开大衣，沿着栏杆走，一面观看海滩上的孩子和海面上的船，他们的头脑微微发热、微微作响。他们将去工作。而我呢，我哪里也不去，我没有工作。
“先生，我早知道您会赞成我。再说，一个人告诉您他是怎样安排生活的，他十分快乐，这时您怎能责备他呢？”
他们在低声交谈。女侍者已经端上了冷盘，但他们根本没碰。我竖起耳朵，抓住谈话中的片言只语。女人的声音低哑而丰富，我听得更清楚。
“嗯？哦，哦，我什么也不要，我吃完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洞察？我向天主教人道主义致敬，自学者从它那里借取了这种说法，自己还不知道。
他入迷地瞧了一会儿小本，我等他继续念格言，他却谨慎地合上小本，塞进衣兜，大概想一次有这么多幸福就足够了。他用亲密的口吻说：
“如果是在荒岛上，您会写吗？写东西不总是为了被人读吗？”
午餐定价：八法郎
“啊！我所不清楚。但我听得见他们的声音，一个柔和，一个低沉，相互交替。这……这是很令人高兴的。”
“您点菜吧。”
“这不就是机会吗？”我有礼貌地问。
“什么麻烦，先生？”
当然不是，这不是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我不想解释。
“我只是想去看看博尔迪兰的画。”
我该治治这只手？我在犹豫。我瞧着那一丝单调的、细细的血，它正好在凝固。结束了。切口周围的皮肤仿佛长了铁锈。在皮肤下面，只剩下轻微的感觉，与别的感觉相似，也许更淡而无味。
他等待回答，见我不说话，便微微一笑：
“这儿暖和。”她低声说。
著名的罗尔邦事件结束了，就像热烈的恋情一样。我应该寻找别的东西。几年以前，在上海，在梅尔西埃的办公室里，我突然从梦中惊醒。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我生活在沙皇的宫廷里，古老的宫殿十分寒冷，在冬天，门上都挂着冰钟乳石。今天我醒过来了，面对的是一叠白纸。烛台、冰冷的庆典、军服，打着寒战的美丽的肩头，这一切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温暖房间里的某个东西，某个我不愿看见的东西。
我突然想到人们肯定会对我提出异议，因为罗尔邦对侄儿毫不坦率，如果他失败，他要让侄儿当证人，在保罗一世面前为他辩解。遗嘱一事很可能是他虚构的，好装作幼稚无知。
自学者的笑声使我从忧郁的遐想中惊醒。
自学者用带笑意的目光斜视我。他有点喘，像喘不过气来的狗那样张着嘴。我承认今早我几乎高兴看见他，我需要和人谈谈。
“可是……如果不冒昧的话，您为什么写作，先生？”
“您在别处见过吗？”
“得加四法郎。”女侍者说。
“好，来牡蛎吧，小姐。我要白萝卜。”
她叹了口气：
“他在给她讲故事。”我对自学者说。
她进来了，和气地环顾四周，有点发抖。
我用眼光扫视店堂。这是闹剧！这些人都万分严肃地坐在那里，他们在吃饭，不，不是吃饭，是在补充体力以完成所承担的任务。他们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顽念，因此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对某人或某事是必不可少的。自学者那天不是说过吗：“努萨皮埃写出这么广博的综论，谁也比不上他。”他们每人都做一件小事，做得比谁都在行。那位旅行推销员推销斯万牌牙膏，比谁都在行，这位有趣的年轻人在旁边女人的裙子下乱摸，比谁都在行。而我，我在他们中间，如果他们看我，他们一定想到我干我的事，比谁都在行。但是我知道。我看上去若无其事，但我知道我存在，我知道他们存在。如果我精通辩术，我会走去坐在那位漂亮的白发先生旁边，向他解释什么是存在，他会做出一副怪相，想到这副怪相我不禁大笑起来。自学者惊讶地看着我。我想打住，但不由自主，一直笑出了眼泪。
他放下菜单，将面包掰成小块，用餐巾擦餐具。他看了一眼那位看报的白发男人，微笑着对我说：
我不要心灵相通，我还没有跌得这么低。我往后退，但是自学者死盯着我，同时在桌子上方向前俯身。幸好女侍者端来了他的萝卜，他坐回到椅子上，心灵从眼中消失。他顺从地吃了起来。
他在不知不觉中离开了基督体现的人类之爱。他摇摇头，出于一种奇怪的模仿现象，他与那个可怜的凯厄诺十分相似。
他脸红了，对我解释说：
他迟疑片刻：
他看着我，换了话题：
“总得为点什么吧：为某个社会阶层写作，为某些朋友写作。好吧，也许您是为后代写作……总之，先生，不管您怎么想，您总是为了某个人写作的吧。”
“您等车到站。”
“您大概常常回想这段生活吧。”
两个年轻人进来以后，餐馆的气氛变了。那两位红皮肤的男人不再说话，放肆地端详迷人的女郎。高雅的先生放下报纸瞧着那对青年，露出欣赏、甚至会意的神气。他在想老年是智慧，青年是美丽，他带着几分殷勤点点头。他知道自己仍然漂亮，风韵犹存，他那棕色的面孔和瘦高身材仍然有吸引力。他高兴地以慈父自居。女侍者的感情似乎更为单纯，她站在那对青年面前，目瞪口呆地瞧着。
“您这就走。”他喃喃说。
他当过俘虏……这是他头一次告诉我，我惊奇不已，很难想像他除了自学者以外还能是什么人。
“您也一样，您并不爱他们。”
“什么甜点，先生。”女侍者问。
“是的，我……我觉得很有意思。”
自学者突然现出愁容。
“他们勇敢地承受命运。”
“雕刻也与我无缘。”
“是……是勒南。”
我不知道去哪里，直直地站在那个厨师模型旁边。我不用回头便知道他们在玻璃窗后面看我，他们既惊讶又厌恶地瞧着我的后背。他们原以为我和他们一样，也是人，但我欺骗了他们。突然间我失去了人的外形，于是他们看见一只螃蟹，螃蟹后退着逃离了如此富有人性的店堂。现在闯入者在被揭露后逃走了，会议继续进行。我感到背后麇集着这么多双眼睛和这么多惊惶失措的思想，我十分不快。我穿过马路，走到对面那条沿着海滩和更衣室延伸的人行道上。
他又看看他们，想了一下，用怀疑的口气说：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德·罗尔邦先生上了圈套，因为在九月十三日致侄儿的信中，他说他刚刚立了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