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手势没有了。人们当然还摘帽致意，但不再夸张，不再像上午那样兴奋。他们微微向后仰着，抬头望着远方，任凭风吹着自己走，大衣在风中鼓胀了起来。有时有一声干笑，但立刻就被止住了。一位母亲在喊：雅诺，雅诺，听话。接着便是沉静。我闻见黄烟丝的淡淡的气味，原来小职员们在抽烟，萨朗波牌、阿依夏牌，这是星期日的香烟。在几张比较松弛的脸上，我仿佛看到几分忧愁。不，这些人既不忧愁也不欢快，他们只是在休息。他们那睁大的、凝神的眼睛被动地反射出大海和天空。等一会儿他们要回家，全家人围着餐桌喝茶。眼下他们只想少费力气，节省手势、话语和思想，随波漂流；他们只有一天的时间来抹去皱纹、鱼尾纹，以及一周的工作所带来的辛酸的表情，仅仅一天。他们感到时间从指缝间流过。他们来得及聚集精力以便在星期一早上焕然一新地从头开始吗？他们深深呼吸，因为海边的空气能增补精力。只有他们那入睡者般的均匀而深沉的呼吸表明他们还活着。我悄悄地走在这个处于休息状态的、悲惨的人群中，不知如何处置我那结实而且精力充沛的身体。
我试图继续看书：
于是我心中充满了奇遇的强烈感觉。
“我听见它们叫了。你听听，它们在叫。”
“你知道，你弄错了，苏珊更……”
“真难吃。”
首先亮起的是卡伊博特灯塔。一个小男孩在我身边站住，醉心地低声说：“啊！灯塔！”
“星期四。”
“喂，你没看见她的眼睛。”
“不，星期二，你知道，因为……”
一位怀孕的女人倚在一个模样粗鲁的金发青年身上。
“那天我对你说过。”
“我不是在倒吗，谁说什么了？您这人，别人还没开口就生气。”
远处有一摊亮光，那是退潮的大海。水面上的几块礁石尖撕破了这光亮的表层。沙滩上躺着几条渔船，不远便是黏糊糊的立方形石头，那是被胡乱扔到海堤脚下护堤防波的，石头与石头之间有洞隙，塞满了蠕动的东西。在外港的进口处，一条挖泥船矗立在阳光耀眼的天空下。每到晚上，它便轰鸣吼叫，喧嚣之极，直到午夜。但是每星期日，工人们上岸走走，只留下一个人看船，因此挖泥船便安静下来。
玛丽埃特举止随便地靠在桌沿上。
这位玛丽埃特是个壮实的女人。我在最里边的餐桌前坐下，这时一位红脸老头拼命咳嗽，玛丽埃特正给他倒苦艾酒。
“是的，是的，谁告诉你的？”
她笑了起来：
他很满意，似乎忘记了想说什么。她也兴奋起来，并无什么想法：
“你是指昨天，哦，对！”
迪科通广场空无一人。难道我弄错了？我似乎无法接受这一点。真的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走近亮着灯光的马布利咖啡馆。我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进去。我从蒙着水气的大玻璃窗往里面看了一眼。
她不再笑了：
“那儿，那儿，你瞧。”她说道。
阳光清澈透明，像白葡萄酒。光线轻轻拂过身体，没有产生阴影或曲线，手和脸只是淡黄色的斑点。所有穿大衣的人都仿佛在离地几厘米的地方轻轻飘浮。风不时将水一般颤抖的阴影吹向我们。片刻间面孔退了色，变成白色。
盘子边上挂着她吐出来的灰色小肉丸。丈夫继续他的话题：
一个女人走出熟肉店，挽起他的手臂。这是他妻子。她很年轻，但皮肤憔悴。她可以在绕绳街周周转来转去，谁也不会把她看做贵妇。她那玩世不恭的眼神，理智而警惕的态度泄露了她的身份。真正的贵妇是不知道价格的，她们爱的是痛快的挥霍。她们的眼睛是美丽天真的花朵，温室的花朵。
“啊，行，中午行。”老女仆回答说。
“我哪儿来那么多的咖啡？”
她在空中划了一个省略号。
我走出韦兹利兹餐馆时，已将近三点钟了。我那沉甸甸的身体感到这是下午。不是我的下午，是他们的下午，是十万布维尔人将共同度过的下午。就在此刻，他们用完了丰富而漫长的星期日午餐，离开餐桌，对他们来说，什么东西已经死了。星期日已经耗尽它轻快的青春，现在该消化消化小鸡和馅饼，该换衣服上街了。
这些幻象被接受了。市议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会议，主教同意募捐。剩下的是选址问题。商人和船主的古老家族主张将教堂盖在他们居住的绿丘，“让圣塞西尔俯视布维尔，就像耶稣圣心教堂俯视巴黎一样”。然而，人数不多却腰缠万贯的海滨大街的新贵们却不以为然。他们不在乎出多少钱，但教堂必须建在马里尼昂广场。他们出钱盖教堂是为了使用。他们很高兴能向称他们为暴发户的傲慢的市民们施展一下威风。主教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于是教堂被建在绿丘和海滨大街的中途点。这座庞大的教堂于一八八七年建成，耗资一千四百万法郎以上。
绕绳街虽然很宽，但十分肮脏，名声不好，不得不全部重新翻修，居民们一律被迫迁到圣塞西尔广场后面，于是小普拉多大道就成了——特别是星期日上午——名人雅士的聚集处。他们所到之处，豪华商店一个接着一个开张，就连复活节星期一、圣诞节通宵、星期日上午也开门营业。于连熟肉店的热肉糜远近闻名，旁边的福隆糕点店陈列着它的名产，精致的圆锥形黄油小点心呈淡紫色，上面插着一朵糖做的蝴蝶花。迪帕蒂书店的橱窗里有普隆出版社的新书，几本技术书籍，例如船舶的理论、船帆的论著，还有一大本带插图的布维尔历史，以及陈设得十分雅致的精装本：蓝皮面的《柯尔希斯马克》，淡黄皮面上烫有大红花的《我儿子们的书》，它是保尔·杜梅尔的作品。在“高级时装、巴黎款式”的吉斯兰商店两旁，有皮埃儒瓦花店和帕甘古董店。在一座崭新的黄色大楼的二楼是雇有四位指甲修剪师的居斯塔夫美发店。
他俯下头，在她耳边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她张着大嘴听，面孔紧张而快活，仿佛想扑哧笑出来，接着她朝后一仰，抓搔他的手：
“你听我说，亲爱的，既然他是这样说的，要不是真的，他何必这样说呢？”
“真热。”
“在东雷米，是吧？”
“哈，哈，你这个机灵鬼。”
光线变柔和了。这个不稳定的钟点预示着黄昏来临。星期日已经成了过去。别墅和灰白栏杆仿佛是新近的回忆。面孔一一失去闲暇的表情，有几张脸几乎变得温情。
两年前，在双磨坊巷和绕绳街的交接处曾经有过一家不知趣的小店，它贴出的广告是“滴必灵”牌杀虫药。这家店是在圣塞西尔广场上还有人叫卖鳕鱼的时代发迹的，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小店的橱窗很少被擦洗，你得费劲地透过灰尘和水汽往里瞧，才能看见一大群穿着火红紧身上衣的小蜡人，代表形形色色的老鼠。它们拄着拐杖，从一条多层甲板的大船上下来，刚登陆就被一位农妇挡住。这位穿着花哨，但面色发青、浑身污垢的农妇朝他们喷洒“滴必灵”药，将它们赶跑。我很喜欢这家小店，它有一种玩世不恭、顽冥不化的神气。它离那座法国最昂贵的教堂不过两步远，它在那里傲慢地提醒人们蚤虱和污垢的权利。
我合上书，我要去散散步。
“嘿！这可是好太阳，”丈夫说，“它不暖和，但叫人高兴。”
“啊，是的，很热。”妻子抱怨地说，“这里很闷，牛肉又难吃。我要对老板说，手艺不如从前了。请你稍稍打开气窗吧，亲爱的玛丽埃特。”
若泽凡—苏拉里小街是条死街，有股地窖的气味，但是和每个星期日一样，它也充满了喧闹，充满了潮汐声。我转进夏马尔议长街，沿街是三层楼房，配上白色的长百叶窗。这条公证人的街也像每个星期日一样，闹哄哄的。我来到吉耶小巷，嘈声更大，我听出来了，这是人声。接着，在左边，突然迸发出了光与声。我到了，这就是绕绳街，我只要走进同类们的队伍，就会看到体面的先生们相互脱帽致意。
我又走了起来。风吹来船的汽笛声。我独自一人，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就在此刻，轮船上的音乐在海上鸣响，欧洲城市都亮起了灯，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在柏林街头交火，失业者在纽约流落街头，女人们在温暖的房间里，在梳妆台前涂眼睫膏，而我，我在这里，在这条荒凉的街上。但是，从新科隆的窗口射出的每一枪，被抬走的血淋淋伤员的每一声抽噎，女人化妆时的每一个精确而细微的动作，它们都与我的每个脚步，我心脏的每次跳动相呼应。
她一下一下地轻轻拍着他的肩头：
长长的沉默。丈夫用面包蘸着汤汁。玛丽埃特撤下盘子，送上水果馅饼。等一会儿我也要吃一块水果馅饼。妻子心神恍惚，唇边挂着骄傲和不以为然的微笑，然后用拖长的声音说：
她扔下手中的活计，母亲也跟着扔下，一边说着：
“不，说真的，她可是个严肃的人，你知道。”
我停下片刻，等待，我感到心跳。我用眼睛搜索荒寂的广场，什么也没有见到。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我弄错了，老下街只是一个驿站，那东西在迪科通广场尽头等我。
他笑起来，目视远方，相当用心地迅速背诵：
“手艺不行了，”他傲慢地说，“赶不上从前埃卡尔的时候了。你知道埃卡尔如今在哪里吗？”
“你说什么了？”
“啊，不，你是知道的。”
“是的。”
“那个小女人……”
“是你，星期天你告诉我的。”
星期日
他们坐下，舒了一口气：
今天是星期日。在沿海的码头后面，在货车车站附近，在城市周围，都有一些空荡荡的库房和一动不动地停在暗处的机器。在所有的房屋里，男人们都在窗子后面刮胡子，他们扬起头，时而瞧瞧镜子，时而瞧瞧寒冷的天空，看看天气如何。妓院也开始接待头一批客人：乡下人和士兵。在教堂里，在烛光下，一个男人面对一群跪着的女人喝葡萄酒。在所有的郊区，在长得没有尽头的工厂围墙之间，黑色的长队伍开始移动，慢慢向市中心行进。街道以骚乱时期的姿态来迎接他们：除了绕绳街以外，所有的商店都放下了铁挡板。再过一会儿，黑色人流将静静地侵入这些佯死的街道，首先是图尔维尔的铁路工人以及他们在圣森福兰肥皂厂工作的妻子，接着是儒克斯特布维尔的小市民，接着是皮诺纺织厂的工人，接着是圣马克藏斯区所有的修理工，最后是蒂埃拉什的人，他们乘十一点钟的有轨电车来。很快，在关门上锁的商店和房屋之间将出现星期日的人潮。
她拿起随便放在纸桌布上的一块面包吃了，然后用手熨平桌子边沿上的纸，迟疑地说：
一直在倒酒的玛丽埃特生气了：
这是老下街和庞大无比的圣塞西尔教堂。教堂蹲在黑暗中，彩画玻璃窗闪着光。铁皮帽子在吱嘎作响。我不知道是世界突然缩小了，还是我使声音与形状达到了高度一致，我甚至无法想像周围的一切会与现状有什么不同。
年轻的绘图员正靠着于连熟肉店的玻璃窗站着，他刚又戴上帽子，面孔绯红，垂着眼睛，神态执拗——这是强烈快感的外部迹象。显然他这是头一次在星期日来绕绳街。他看上去像初领圣体者。他两手背在身后，转头看着橱窗，露出十分讨人喜欢的腼腆。四根香肠披着晶莹闪亮的冻汁心花怒放地躺在香芹配菜上，但他视而不见。
“一针见血！”
她突然打了一个寒战，问道：
“再倒一点呀，瞧你。”他一边咳一边说。
他耸耸肩，哪里有海鸥呢。天空几乎纯净如洗，天际露出淡淡的粉红色。
他也笑了，她煞有介事地低声说：
走在绕绳街上，不能匆忙，因为一家一家的人都在缓缓而行。有时，一家人走进福隆糕点店或皮埃儒瓦花店，于是你便可以向前挪一个位置。可是，有时两家人相遇，一家人属于正向的人流，一家人属于逆向的人流，他们相互紧紧握手，你只好站住，原地踏步。我小步前行。我比正反方向的人流高出整整一头，我看见许多帽子，帽子的海洋。大多数帽子都是黑色的硬帽。有时一顶帽子被一只手臂举起，微微发亮的脑勺露了出来，然后，几秒钟后，帽子又沉沉地落下来。绕绳街十六号是于尔班帽店，它专做军帽，门前挂着一个硕大无比的总主教红帽做招牌，金色的流苏从离地两米的高处垂下。
丈夫用神秘的、甚感有趣的声调说：
“今天是星期日，玛丽埃特。下午和亲爱的男人一道去看电影？”
她转身朝着大海，又说：
“机灵鬼，机灵鬼。”
“不好，”欧也妮说，“为什么？你喜欢他，拿侬喜欢他，为什么我就不能喜欢他呢？好了，妈妈，摆桌子准备他来吃饭吧。”
一盏路灯在闪光。我以为是点灯的人来过了。孩子们等着他，因为这是回家的信号。其实这只是太阳的最后一缕反光。天空仍然明亮，但大地已进入阴暗中。人群越来越稀疏，海涛声清晰可闻。一个年轻女人双手抓住栏杆，仰面望天，她的脸呈蓝色，有一条由唇膏形成的黑道。刹那间我想我也许会爱人们，但星期日毕竟是他们的，不是我的。
“他去牧场了……”
我身边那个小老头肯定是科菲埃。那群人中有一个女人，棕发女人，她一面朝大夫微笑，一面死死盯住小老头，仿佛在想：“这不是商会会长科菲埃吗？他真叫人害怕，冷冰冰的。”但是科菲埃不屑一顾，这些是海滨大街上的人，不是上流社会的人。自从我在这条街上看到人们在星期日相互脱帽致意以来，我也学会了区分海滨大街和绿丘的住户。崭新的大衣、软毡帽、雪白耀眼的衬衫，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毫无疑问，这准是海滨大街的人。至于绿丘的人，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可怜相、消沉相。他们的肩膀窄窄的，憔悴的脸上露出傲慢不逊的神气。这位牵着一个孩子的胖先生，我敢打赌，他准是绿丘人，因为他脸色铁灰，领带细得像根绳子。
我独自一人。人们大都回到了家，一边听广播一边看晚报。逝去的星期日给他们留下逝者如斯的感觉，他们的思想已经转向了星期一。但对我来说，既没有星期日也没有星期一，只有在混乱中相互推挤的日子，以及像这次一样突如其来的闪电。
“你已经爱上他了？那可不好。”
可我又听见那女人在说：
敲一点钟时我来到韦兹利兹餐馆。像往常一样，老头们都在那里，其中两位已经开始用餐了。有四位正在喝着开胃酒玩牌。其他人站在那里看他们玩，一面等待侍者摆餐具。最高的那位蓄着长须，是经纪人。另一位是海军军籍局的退休专员。他们像二十岁的人一样大吃大喝。星期日他们总是吃舒克鲁特。最后到的人与正用餐的人打招呼：
大海现在是深灰色，慢慢涨潮，晚上就该是满潮了。今晚，海堤—散步场会比维克多—诺瓦尔大街更荒凉。在左前方，有盏红灯在航道中闪烁。
这位老草药商去年死了，她的侄子盘卖了小店。几堵墙一拆，便有了现在的小会议厅——“雅厅”。亨利·波尔多去年还来这里做过一次有关登山运动的谈话。
“我哪儿来那么多的咖啡？”
“这有可能，亲爱的姑娘，这有可能。”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用目光寻找玛丽埃特，给她做手势。
沉默。妻子又陷入遐想。
“要是撞上先生了呢？”
结束了。人群开始稀疏，脱帽致意也越来越少，商店橱窗也不那么精美了。我来到绕绳街的尽头。是否穿过街心，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再往回走呢？我想已经够了，我看够了那些粉红色的脑袋，那些高贵的和谦逊的小脸。我打算穿过马里尼昂广场。我小心翼翼地从人流中抽出身来，这时，就在我旁边，黑帽下露出一个真正绅士的脑袋，就是那位海蓝衣服女士的丈夫。啊！长头型人的漂亮长脑袋，上面长着浓密的短发，漂亮的美国式唇须中夹着几根银丝。还有微笑，特别是微笑，有教养的美妙微笑。鼻子上什么地方还有一副单片眼镜。
在我身后，在城市里，在发出冷冷的路灯光的笔直的大街上，一件重要的社会事件正寿终正寝，这是星期日的结束。
这句话使母亲那张因长期痛苦而格外憔悴的老脸露出了光彩。
“哈！哈！”
“去买呀。”
葛朗台太太只微微一笑，沉默片刻后，她轻声说道：
“加斯东，真晃眼。”她半笑不笑地说。
这是星期日。人群被夹在栏杆和别墅的铁栅之间缓缓流动，在大西洋轮船公司的大饭店前散开成上千条小溪。有许许多多孩子，他们或坐在车上，或被抱着、牵着，或三三两两、一本正经地走在父母前面。这些面孔，刚才我都见过，它们在朝气蓬勃的星期日上午显得得意洋洋，而现在，沐浴在阳光中，它们表露的只是安详、轻松和几分执拗。
太阳慢慢落在海面，途中将一所诺曼底别墅的窗子照得火红。有个女人被照得眼花缭乱，懒懒地用手捂住眼睛，一面摇着头。
我放开铁门，返身朝房屋和市民们的街道走去，低声说：“今天是星期日。”
我向左转，经过帆船街到达小普拉多大道。橱窗都拉下了铁帘。绕绳街明亮，但行人稀少，已失去上午那短暂的繁华，此刻与周围的街道毫无区别。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总主教的铁皮帽子在吱嘎作响。
“哦，对，”妻子说，“她去看维克多了。”
“维克多。她会去看他的。你怎么了？”他突然惊惶失措地问，“你不喜欢这个菜？”
“您觉得他好吗？”欧也妮问。
我认出了我的邻座，他们是附近的小商人。星期日女佣外出，他们便来这里用餐，总是拣同一张桌子。丈夫在吃一大块粉红色的牛排，凑近看看牛排，有时还闻闻。妻子正埋头小口小口地吃。这是个四十岁的金发女人，身体结实，两颊红红的、松松的，缎子衫下有着丰满、坚实的乳房。像男人一样，她每顿饭都大口喝下一瓶波尔多葡萄酒。
“我笑是因为我想到勒内。”
“夏尔，别说了，你在刺激我，亲爱的。”她含着满嘴的馅饼微笑着说。
什么也没有变，然而一切又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不知如何描写，它仿佛是恶心，但又与恶心正相反。总之我碰到了奇遇，我询问自己，我看出来我是我，我在这里。穿破黑夜的是我，我像小说主人公一样高兴。
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位先生挽着妻子的手臂，凑到她耳边说了几句话，微笑了起来，她立刻小心翼翼地收起奶油色面孔上的一切表情，像盲人一样走了几步。这是明确的信号：他们要打招呼了。果然，片刻以后，这位先生便举起了手。当他的手指接近毡帽时，它们稍稍犹豫，然后才轻巧地落在帽子上。他轻轻提起帽子，一面配合性地稍稍低头，此时他妻子脸上突然堆出年轻的微笑。一个人影点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但是他们那孪生的笑容并没有立刻消失。出于一种顽磁现象，它们还是在嘴唇上停留了一会儿。当这位先生和夫人和我迎面相遇时，他们恢复了冷漠的神气，但嘴边还留有几分愉快。
“去买呀。”
他理智而平静地说：
我读《欧也妮·葛朗台》，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无事可干。我随意翻开这本书，母亲和女儿正在谈论欧也妮初生的爱情。
“可既然他这样说了，你听着，假设……”
什么事即将发生。在阴暗的老下街上，有什么东西在等我。在这里，在这条安静街道的拐角上，我的生活将要开始。我怀着宿命的感觉看着自己朝前走。在街的拐角处有一块白色界石。从远处看，它似乎很黑，但我每走近一步，它就变白一点。这个逐渐变白的黑色物体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当它完全明亮，完全变白时，我会停下来，恰好在它旁边，于是奇遇便将开始。黑暗中露出的这个白色灯塔现在近在咫尺，以致我几乎害怕起来，有一刻甚至想退回去。然而要打破魔力已不可能，我朝前走，伸出手，摸到了界石。
我走上布雷桑街。阳光驱散了云雾。天气晴朗。从波浪别墅走出了一家人。女儿站在人行道上扣手套，她大概有三十岁。母亲站在台阶的第一级上，自信地目视前方，一面深深地呼吸。至于父亲，我只看见他宽大的后背，他正弯下腰锁门。房子将幽暗无人，直到他们回来。在旁边那几所已经走空的、上了锁的房屋里，家具和地板在轻轻作响。出门以前他们熄灭了餐厅壁炉里的火。父亲和那两个女人会合在一起，全家人便一言不发地上路了。他们去哪里呢？星期日，人们或是去那座巨大的墓园，或是去拜访亲戚，或者，如果完全没事，去海堤上走走。我没事，便走在布雷桑街上，这条街通往海堤—散步场。
与上午相比，人群更为混杂。他们似乎都没有勇气继续承受规规矩矩的等级制度，而在午饭以前，他们曾为此自豪。商人和公务人员肩并肩地走着，任凭那些可怜巴巴的小职员和他们擦肩而过，甚至碰撞和挤压他们。贵族、精英、专业人员都融合在这温暖的人群中，他们现在只是人，几乎仅仅是人，他们不再代表任何东西。
“什么时候，宝贝？”
“‘什么时候，宝贝？’你就是这样。在夏天，下雪的时候。”
他们大概在谈卡伊博特岛，岛的南端位于挖泥船和外港码头之间，本该看得见的。
别人都笑了起来。
“你疯了！”
但她自己也高兴地跟着发疯，仿佛证明女儿疯得有理。
她的声音充满了感官欲望，以致他动了心，用胖手抚摸她的后颈。
经纪人走去坐下，一边搭着玛丽埃特的肩膀：
经纪人在一位胡子刮得光光的、神色不快的老头对面坐了下来。老头立刻激动起来。经纪人没有听，扮扮鬼脸，捋捋胡子。他们从来不听对方说话。
“那是什么东西在吱吱响。”他说。
“很难吃。”
“要是撞上先生了呢？”
“什么？”
“我哪儿来那么多咖啡？”
“那好，给他上的咖啡要特别浓。我听德·格拉桑先生说巴黎人都喝浓咖啡。你得多放些咖啡才行。”
“去买呀。”
我站住了，因为在流苏的正下方聚集了一群人。我旁边的那人晃着胳膊，心安理得地等着。这是一个小老头，像瓷人一样苍白易碎，我估计他是商会会长科菲埃。据说他令人生畏，因为他总不说话。他住在绿丘顶上一座大砖房里，窗户总是敞开着。好了，那群人散开，我们向前走了。另一群人又聚在一起，好在不占许多地方；他们刚一聚拢，就朝吉斯兰商店靠过去。人流甚至没有停下，只是稍稍向外弯一弯。我们从六个人面前走过，他们相互握着手说：“您好，先生”；“您好，亲爱的先生，您好吗？快戴上帽子，先生，您会着凉的”；“谢谢，夫人，今天可不暖和”；“亲爱的，我给你介绍勒弗朗索瓦大夫”；“大夫，很高兴认识您，我丈夫常常讲起给他治好病的勒弗朗索瓦大夫，不过您快戴上帽子，大夫，您会得病的，不过大夫好得快”；“唉，夫人，大夫是最缺人护理的”；“大夫是出色的音乐家”；“哎呀，大夫，这我可不知道，您拉小提琴？大夫真是多才多艺”。
“你说什么？”
“在火炭里撒尿的猫。”
“又有什么事呀，小姐？”
“拿侬，中午能有奶油吗？”
自我进来以后，我的邻座便沉默无语，此刻，突然间，丈夫的声音使我从阅读中惊醒。
他转过头对妻子说：
“不，不。”
清亮的空气中响起了黄金国影院的铃声。大白天里响起铃声，这在星期日是司空见惯的。沿着绿墙有一百多人在排队，在贪婪地等待进入美妙的黑暗，等待那轻松自在的时刻，银幕将像水中的白石一样发亮，说出他们的心事和梦想。但这是空想，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个东西仍然很紧张，他们担心美好的星期日会遭到破坏。等一会儿，他们会像每星期日那样大失所望；或者因为影片愚蠢，或者因为邻座抽烟斗并且往两腿下面吐痰；或者因为吕西安令人扫兴，没有说一句好话；或者，就在难得去电影院的今天，他们偏偏发作了肋间神经痛。等一会儿，像每个星期日一样，隐隐的愤懑将在黑暗的影厅里膨胀。
当我回到棱堡大街时，心中只剩下辛酸的遗憾。我心中想：“这种奇遇感也许是我在世上最珍惜的东西了，但它来得突然，去得匆忙，它去以后我又是何等的干瘪！难道它这种短暂的来访只是为了挖苦我，说我错过了生活？”
我来到吉耶小巷，不知该怎么办，不是有人在巷尾等我吗？可是，在绕绳街尽头的迪科通广场，也有点什么东西在等我，等我去它才能诞生。我焦虑不安，因为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使我承担后果。我猜不出人们要求我做什么，但是必须做出选择，我放弃了吉耶小巷，它为我准备了什么，我将永远不得而知。
“不可能，”丈夫说，“它在晃眼的地方。”
他更自信地重复说：
“那么，他是星期二发现的……”
今早我忘记这是星期日了。我像往常一样出门上街。我带着《欧也妮·葛朗台》。当我推开公园的铁栅门时，我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和我打招呼。公园里空无一人，光秃秃的。可是……怎么说呢？公园的模样与往常不同，它向我微笑，我靠在铁栅门上待了一会儿，猛然间我明白今天是星期日，它在树上，在草坪上，仿佛是淡淡的微笑。这是无法形容的，只能简单地说：“这是公园，冬天里一个星期日早晨。”
他们不再说话了。在馅饼以后，玛丽埃特又端上了李子干，女人忙着吐果核，优雅地吐在匙上；丈夫则两眼看着天花板，用手在餐桌上敲进行曲。沉默似乎是他们的正常状态，而话语则是有时发作的小小的狂热。
“啊，对，今天该安托瓦内特值班。至于亲爱的男人，成天干活的可是我。”
我不急于继续往前走。我仿佛触摸到幸福的顶峰。我曾在马赛、上海、梅克内斯多方寻找这种饱满的感觉，今天我不再抱任何希望，我在这个空空的星期日傍晚回家，它却在这里。
“喂，你明白了吧？”
“你真好，亲爱的妈妈！”
眼睛就像在火炭里撒尿的猫
六十年前，谁会想到绕绳街会有如此奇妙的变化呢，它今天被布维尔的居民称作小普拉多大道。我见过一张一八四七年的地图，上面根本没有这条街。那时它大概是一条又黑又臭的小巷，排水沟里流着砖片、鱼头和鱼内脏。但是，一八七三年年底，国民议会宣布，为了公益事业，在蒙马特尔山丘建立一座教堂。此外不久，布维尔市长夫人见到了显圣，她的主保圣人圣塞西尔对她进行指责。让精英贵人们每星期日踩一脚泥去圣勒内教堂或圣克洛迪安教堂和小店主们一同做弥撒，是可忍孰不可忍？国民议会不是已经做出榜样了吗？靠上天保佑，布维尔的经济状况属于上乘，难道不该修建一座教堂向上帝谢恩吗？
店堂里挤满了人。香烟的烟雾与湿衣服散发的水汽使空气变成了蓝色。女收款员坐在柜台后面。我很熟悉她，她和我一样，长着棕红头发。她肠胃有病，忧郁地微笑着，下半身慢慢地腐烂，就像腐烂物体发出的那种堇菜气味。我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寒战，这是……等我的就是她。她在那里，上半身一动不动地露出柜台，她在微笑。从这个咖啡馆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向后倒转，回到这个星期日的散乱的瞬间，将瞬间一一串连起来，赋予它们含意。我穿越了这整整一天，最后来到这里，额头靠在玻璃窗上，端详这张在石榴红窗帘前微笑的清秀面孔。一切都停止了，我的生命停止了。这扇大玻璃窗，这像水一样蓝的浊重空气，这株在水底的又肥又白的植物，还有我自己，我们形成一动不动的、完整的整体，我很快活。
妻子不耐烦地推开盘子：
他闭上嘴，茫然地微笑。在我们对面，老经纪人正在抚摸玛丽埃特的手臂，一面微微喘气。过了一会儿，丈夫说：
天空呈淡蓝色，几缕轻烟，几只白鹭，不时掠过一片浮云遮住了太阳。远处是沿着海堤—散步场的白色水泥栏杆，我透过栏杆的孔洞，看见大海在闪闪发光。这一家人向右拐，走上通往绿丘的上坡路布道神甫—伊莱尔街。我看见他们慢慢上坡，在闪烁的水泥地上形成三个黑点。我向左转，走进在海边络绎不绝的人群。
一座挂钟敲了十点半，我出发了。在星期日的这个钟点，可以在布维尔见到一种难见的景象，但不能去得太晚，必须赶在大弥撒结束以前。
“那儿，那儿，是海鸥。”
他不耐烦地模仿她：
胖先生走近我们，盯着科菲埃先生，但是在快与科菲埃相遇时却扭过头去，慈爱地与小男孩逗趣。他又走了几步，俯身瞧着儿子的眼睛，俨然是个爸爸。突然间，他灵巧地向我们转过头来，迅速看了一眼小老头，弯起手臂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冷冰冰的致意动作。小男孩不知所措，没有脱帽，因为这是大人之间的事。
“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怎么，还是星期天的舒克鲁特？”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欧也妮唤来拿侬。
在老下街的拐角上，我们的人流与刚从教堂涌出的信徒的潮流相遇，十几个人撞在一起，打着旋相互致意，帽子摘得飞快，我难以看清。在这个肥胖而苍白的人群上方是圣塞西尔教堂那庞大的白色建筑，它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出白垩般的白色；它那光辉的厚墙后面还留着少许的黑夜。我们又开始走了，但顺序稍有变化。科菲埃先生被推到我后面，一位穿海蓝衣服的女士紧贴在我左边。她刚做完弥撒，眨着眼睛，晨光使她稍稍目眩。走在她前面、后颈瘦瘦的那位先生就是她丈夫。
妻子吓了一跳，从遐想中醒来，瞧着他。他边吃边喝，然后又用同样诡秘的声音说：
丈夫又用逗乐的语气说：
“玛丽埃特，小姑娘，来一杯不带泡沫的啤酒，再来一份舒克鲁特。”
“是呀，我会让玛尔特大笑的，我要讲给她听。”
“这是工厂里新来的绘图员。不知他来这里干什么。他是个好小伙子，很腼腆，很逗。”
欧也妮亲吻她的手，说道：
“昨天，苏珊。”
“我还以为看得见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