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好了。”
突然我看到幻象：一个人朝前摔倒了，血流进菜里，鸡蛋滚落在血中，上面的西红柿圆片平平地落下，红色落在红色上，调味汁有点变稀，成为一摊黄黄的奶油，将血分为两个支流。
“用不着了。”我说。
“你该上去看看。”我狡诈地说。
他看上去很疲乏，两手发抖。
她满意地微笑。男人唤来侍者：
“多少钱？”
我没有看见这位老妇人进来。一股寒气使我打了个寒战。
“闭馆了。”五分钟后科西嘉人又说。
侍者突然回来了，气喘吁吁。
私人楼梯隐没在黑暗中。我勉强能看见栏杆顶头的球形装饰。必须穿过这层黑暗。楼梯会响。在楼上我能找到房间的门……
我在四周寻找可靠的支持，以抵御我自己的思想，但没有找到。雾逐渐破碎，然而街上仍然有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也许它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它是隐蔽的、透明的。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害怕。我的前额靠在橱窗上，注意到俄式蛋黄调味汁上有一个暗红点，那是血。黄色上的这个红点使我想呕吐。
“没有人吗？”
浓雾像灰色的厚绒窗帘一样压在玻璃窗上。有一张脸贴在玻璃窗上，不一刻又消失了。
衣钩上挂着一件大衣。在独脚小圆桌上有几个黑纸夹，里面夹着一叠叠的画报。我屏住呼吸，捕捉最轻微的声音。私人楼梯在轻轻响动。外面响起了汽笛声。我紧盯着楼梯，倒退着出来。
“他在上面？”
七点差十分。我突然想到图书馆七点钟关门。我又将再次被赶到街上。上哪里去呢？干什么呢？
“您真给我面子，”他说，又急忙加了一句，“如果您同意，我去您家找您。”然后他就消失了，大概是怕我反悔。
工作？我很清楚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又虚度了一天。我穿过公园时，看见有个人坐在我常坐的长椅上，他披着蓝色长斗篷，纹丝不动。他可真不怕冷。
男人在对自己微笑，仿佛即将开一个大大的玩笑。他突然站起来，两手伸进一直垂到脚边的斗篷的口袋里。他走了两步，直翻白眼。我想他要跌倒了，但他仍然在痴痴地笑。
“真是有喘气声？”
老妇人机械地瞧瞧天花板：
“什么事？”
在卡斯蒂格利奥讷街，我赶上了两个正在说话的男人。他们听见我的脚步声大吃一惊，一同转过身来，不安地看看我，然后看看我的身后，惟恐还有别的东西。那么，他们和我一样，也在害怕？我超过他们时，我们相互对视，差一点就搭上话了。但是，他们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了怀疑。在这样的天气里，不能随便和人说话。
那只手张开了，摸到右鞋上一大块成星状的泥，接着手便消失了。
“该走了？”老头轻声问道。
面孔消失了，我独自一人。我狠狠地埋怨自己不该出门。浓雾多半已经侵入了我的房间，我害怕回去。
然而今天，它们不再确定任何东西了，它们的存在本身似乎都成了问题，它们艰难地从这一刻挨到那一刻。我两手紧紧握住我看的书，但是最强烈的感觉已经迟钝了。一切看上去都不是真的。我好像置身于纸板布景中，布景随时可能被拆掉。世界在等待，它屏住呼吸，缩得小小的——它在等待它自己的危机，它的恶心，就像阿希尔先生那天一样。
写了四页纸。然后是一个长长的幸福时刻。不要对历史价值思考过多，那样会感到厌烦的。不要忘记罗尔邦先生目前是我生存的惟一理由。
他提起衣架旁边的皮箱。他们走了出去，我看着他们没入浓雾中。
我不是独自一人。我对面坐着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她的手一直在动，时而摸摸衬衣，时而整整黑帽。和她在一起的是一位高个子的金发男人，他在埋头吃奶油面包。寂静使我感到压抑，我想点烟斗，但是划火柴的声音会引起他们注意，我不愿意这样。
电话铃声。她的手停住了，贴在衬衣上。侍者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扫完地后才去摘下话筒。“喂！乔治先生吗？您好，乔治先生……是的，乔治先生……老板不在……是的，他应该下来了……啊，这种大雾天……他通常在八点钟下楼……是的，乔治先生，我会告诉他的。再见，乔治先生。”
“鞋带没有散。”男人头也不抬地说。女人激动起来，两只手像大蜘蛛一样上下摸着衬衣和颈部。
老妇人有气无力地，仿佛在自言自语：
我走进阅览室，从桌上拿起《巴马修道院》，想聚精会神地读，在司汤达的明媚的意大利寻找庇护。但我只有短暂的、断断续续的幻觉，不时地跌入充满威胁的现实。在我对面，一个小老头在清嗓子，一位年轻人正仰坐在椅子上遐想。
“别坐这儿，先生，我在打扫。”
厅堂阴暗，窗外是雾，在这种氛围下，这些话显得十分自然。侍者露出古怪的眼神，我永远难忘。
“他要是到了十点半钟还不下来，我就上去。”
“我得关灯了。早上九点钟了，还为一位客人开两盏灯，老板会说我的。”
“城市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从他身边走过时，有礼貌地说。
星期三
“什么！”侍者脸上露出强烈的愤慨，“什么话！真多谢您了。”
我忽然来到诺尔船坞码头。几只渔船和小游艇。我的脚踏在嵌在石头里的圆环上。我在这里，远离房屋，远离门，我将得到片刻的休息。在有小黑点的、静静的水面上，漂着一个瓶塞。
“我听见上面有声音。”我说。
一见到他，我产生了片刻的希望。两个人在一起也许更容易度过这一天。然而，和自学者在一起，所谓两个人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我抬起头，阅览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科西嘉人多半下楼去他妻子那里了，她是图书馆的看门人。我想听见他的脚步声，但听见的只是炉子里的煤炭在轻轻地跌落。雾气侵入了阅览室，不是真正的雾，因为它早已散去，而是另一种雾，充斥街道的、从墙和地砖中散出的雾气。物体显得缥缈。当然，书籍仍然在这里，按字母顺序排列在书架上，书脊或呈黑色或呈棕色，上面有标记UP If 7996（公众用书——法国文学）或者UPsn（公众用书——自然科学），可是……怎么说呢？在平时，这些强大而矮壮的书籍，加上火炉、绿灯、大窗和梯子，就抵挡了未来。只要你待在这四堵墙里，将发生的事只能在火炉的左面或右面发生。即使圣德尼本人捧着自己的头进来，他也必须从右边进来，行走在法国文学书籍和女读者的桌子中间。如果他脚不着地，在离地二十厘米的地方飘浮，那么，他那血淋淋的脖子正好和书架第三层一样高。因此，这些物体至少可以用来确定可能性的界限。
尸体在那里，在我头上。我会扭动开关，摸摸那温暖的皮肤，瞧一瞧。我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如果侍者突然发现我上楼梯，我就告诉他我听见了声音。
科西嘉人很吃惊，犹豫不决地走了几步，摁下了开关。阅览桌上的台灯熄灭了，只有室中央的那盏灯还亮着。
我惊恐地看着这些不稳定的存在物，它们再过一小时，再过一分钟就可能崩溃。对，是这样。我在这里，我生活在这些载满知识的书籍之中，一些书描述了动物种类永不变更的形状，另一些书解释了宇宙的能量不灭。我在这里，站在窗前，窗玻璃有一定的折射率。但这是多么软弱无力的屏障呀！世界大概是出于懒惰才一成不变的。可今天它似乎想变了。于是一切，一切都可能发生。
“来了，先生！”他叫道。
我正要推开铁栅门，便被他的面部表情吓呆了。他眯着眼睛，似乎在傻笑，一副痴和虚情假意的神气。而与此同时，他直直地盯着前方我看不见的某个东西，眼神冷酷而强烈，以致我突然回过身去。
“你给我系鞋带。”
“啊，先生，是的，因为我遇见了一件倒霉事。”
我突然明白了，那件斗篷！我本可以阻止这件事，只要咳两声或推开铁门就行了。但是小姑娘的表情使我呆住了。她满脸恐惧，心肯定在猛烈地跳动，但是在这张老鼠脸上，我也看到一种强烈和邪恶的东西。不是好奇，而是一种有把握的等待。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是在外面，在公园的边沿，在他们小小的悲剧的边沿，而他们呢，他们被暗暗的强烈欲望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对。我屏住呼吸，想看看当我身后的这个男人敞开斗篷时，那张显老的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
侍者摆出煞有介事的神气说：
一张面孔再次紧贴在玻璃窗上，还扮着鬼脸。
我气喘吁吁地又回到布利贝街。是的，命中注定，我得再去图书馆，试着拿起一本小说看看。我沿着公园的铁栅走，远远看见那个披斗篷的人。他一直在那里，在荒凉的公园里。他的鼻子现在和耳朵一样红。
雾气稍稍散开。我急急忙忙去绕绳街，因为我需要亮光，但我大失所望。的确，绕绳街上有亮光，商店橱窗里有亮光，但不是欢快的，而是蒙着雾气的白生生的亮光，像淋浴水一样落到你肩上。
“十点钟。”
“您气色不好。”我对他说。
“这是怎么回事！”我喊道。
“我得谢谢您，先生，您的照片使我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青年一惊，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年轻女人转身看着科西嘉人，接着又拿起书，似乎沉入阅读之中。
不应该害怕。
在他正对面，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抬起一只脚，半张嘴，尖尖的脸往前探；她一面神经质地扯头巾，一面呆呆地看着他。
“是弗洛朗夫人叫我来的，”她又说，“她不太好，今天来不了了。”
也许死了……这个想法也掠过我。这种雾天里难免有这种想法。
老头看完了小说，但是不走，用指头敲着桌子，一下一下，干脆而均匀。
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的不适起因于马布利咖啡馆的那件事。我必须再去一趟，必须看见法斯盖尔先生活着，甚至摸摸他的胡子和手。那样一来，我也许就得到了解脱。
突然间，小姑娘得到了解脱，摇着头跑开了。穿斗篷的人看见了我便站住了，在小径中央一动不动地站了一秒钟，然后便缩着脖子走了，斗篷边碰着他的小腿。
女人埋怨地说：
将近一点钟时，最后一批读者走了。我不饿，主要是不想走。我接着工作了一会儿，突然惊跳起来，因为我感到自己被掩埋在寂静里。
他在一个四开本的书上拍了一下，那是《宗教史》。
我站起来，我再也不能在这些衰弱的物体中间待下去了。我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安佩特拉兹的头。我低声说：一切都可能出现，一切都可能发生。当然不会是人们臆想的那种恐怖，安佩特拉兹不会在底座上跳起舞来，而是另外的东西。
他穿着上装和白底紫条纹衬衫，没穿坎肩，没戴假领。他打着哈欠，不高兴地瞧着我，一面用手指拢头发。
弗洛朗夫人就是那位一头棕发的收款员。
一个虫子？一个半陷在泥里的大甲壳虫？它那十二对脚爪在泥里慢慢地挖。它有时稍稍抬起身子。在水底。我走近观看，等待一个旋涡，一个轻微的波动。瓶塞静止不动地待在黑点中间。
一种名副其实的恐慌攫住了我。我不知道自己正去什么地方。我沿着码头跑，拐进博伏瓦齐区荒凉的街道。房屋用无神的目光看着我逃跑。我焦急地一再自问：去哪里？去哪里？一切都可能发生。有时我的心怦怦跳，我猛然转身，我背后出了什么事？也许它在我背后开始，而我突然向后转身时，已经太晚了。只要我能盯住物体，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我尽可能地盯住地砖、房屋、路灯，我的视线迅速地从这些物体转到那些物体，以便出其不意地打断它们的变化。它们的模样不太自然，但是我拼命对自己说，这是一盏路灯，这是一个界石形状的小喷泉，而且我试图用强烈的目光使它们显出日常的面貌。我在路上遇见好几个酒吧，其中有布列塔尼人咖啡馆和海员酒吧。我站住，看着它们粉红色的罗纱窗帘，犹豫不决，这些封闭式的小酒店也许被幸免，也许还保留着昨日世界的一部分，孤立的、被遗忘的部分。但是我必须推门进去。我不敢，便走开了。我特别害怕房屋的门，怕它们自动打开。最后，我在街心走。
我知道，下午两点钟时顾客稀少。法斯盖尔先生患了感冒，准是打发侍者出去办事了——也许是请医生。对，只不过我需要看见法斯盖尔先生。我走到绕绳街街口时，转过身来，厌恶地端详那灯光灿烂却荒寂无人的咖啡馆。二楼的百叶窗是关着的。
傻瓜！他朝我走来。
他战栗起来。
“先生，努萨皮埃能写出如此广博的综论，谁也比不上他，对吧？”
“也该有声音了。”
“他们是艺术家，”侍者端来咖啡时说，“在电影大饭店里演幕间节目的，就是他们。他们今天走，今天是星期五，要更换节目。”
那时是十一点半，我一直工作到两点差一刻，效果很差。我眼睛看着书，心里却不停地想着马布利咖啡馆。法斯盖尔先生现在下楼了吗？其实我并不太相信他会死，正是这一点使我不快，因为我这个念头飘浮不定，我既无法信服，也无法摆脱。科西嘉人的皮鞋在地板上橐橐响。有好几次，他来到我面前，仿佛要和我说话，但改变主意又走开了。
“两法郎。”
昏暗笼罩了店堂。从高高的玻璃窗透进紫棕色的微光。
“我不知道，”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也许是我的想像吧。”
马布利咖啡馆在远处闪亮。这一次，那十二盏电灯大概都开了。我加快脚步，得尽快结束。我先从大玻璃窗往里瞧，厅里没有人。收款员不在那里，侍者也不在——法斯盖尔先生也不在。
“那么水下呢？你没有想到水下会有什么吗？”
小老头出现在门口，局促地搔搔嘴腮，然后大度地微微笑着，撑开了雨伞。
我低下眼睛，不愿显出盯住他们的神气。几分钟后，我听见嘎吱声，看到出现了裙子的边角和两只沾着干泥的高帮皮鞋，接着是男人的尖头漆皮鞋，它们朝我走来，停住，向后转。他正在穿大衣。这时，一只手臂直挺挺地垂着，那只手沿着裙子往下伸，犹豫片刻后，在裙子上抓抓搔搔。
我很熟悉法斯盖尔先生，他有时向我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他是一个蓄着整整齐齐的大胡子的、快活的胖子。如果他死了，准是由于中风，他的脸会呈酱紫色，舌头伸在外面，胡子翘起，卷曲起伏的须毛下，脖子呈紫色。
这时我听见人声，正是时候。我转过身继续走路。
我根本不想吃这些面包。
老头迟疑地点点头。年轻女人推开书，但不站起来。
棱堡大街上浓雾迷漫，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沿着兵营的墙根走。在我右边，汽车车灯将湿漉漉的灯光抛向前面。我根本看不清人行道的边沿。我周围有人，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偶尔还听见说话的嗡嗡声，但我看不见人。有一次，一张女人面孔出现在我肩头，但立即被浓雾吞没。另一次，有一个人喘着大气掠过我。我不知道我去哪里，一心只想谨慎前行，用脚尖探地，甚至向前伸出双臂。对这种练习我毫无兴趣，但我不想回家，我已经上了钩。半小时后，我总算远远望见一团发蓝的烟雾。我朝它走去，很快就来到一片明亮地的边沿，我认出中央那个灯光穿透浓雾的地方就是马布利咖啡馆。
时间在流逝，玻璃窗完全黑了。科西嘉人正在办公桌上给新进的图书打钢印，不算他，我们是四个人：那个小老头、金发青年、一位正在读学士学位的年轻女人，还有我。有时候，我们之中的一位抬起头，迅速地、疑虑地向另外三个人看一眼，仿佛害怕他们。有一刻小老头笑了起来，年轻女人便全身发抖。我从反面认出了他看的书，这是一本轻松小说。
他没有回答，揉揉眼睛走开了。我眼前都是阴影，可恶的、冷冰冰的阴影。暖气肯定没有开。
“很乐意。”
再过一星期，我将去看安妮。
我下了楼梯，抬起头。过了一会儿，小老头一边扣大衣纽扣，一边走出阅览室。当他走下三级阶梯时，我闭上眼睛，冲到外面。
“这是由于大雾，和法斯盖尔先生一样。真奇怪，他还没有下来。有人来电话找他。往常他总是八点钟下楼的。”
他走到艺术家刚离开的桌子旁边去取那盘羊角面包。
“啊，不！”他说，“我怕他骂我。现在几点钟了？”
“您走了？不再待一会儿？”
我乐意和他一起吃午饭，就像我乐意自缢上吊一样。
在收款台后面的阴暗处，什么东西咯啦响了一下。声音来自私人楼梯，老板终于下楼了？不，没有人出现，楼梯是自动地咯啦响。法斯盖尔先生还在睡，要不他就是在我头上死了。一个雾天的清晨，他被人发现死在床上。小标题：在一家咖啡馆里，顾客们吃喝着，哪知……
“这太蠢了，我得动一动，还是去图书馆工作吧。”
他脸红了，腰部优美地晃动了一下：
我脸上感到一阵微弱清新的抚摸。远处有人在吹口哨。我抬起眼皮，在下雨。轻柔安静的雨。四盏路灯宁静地照着广场，雨中的外省广场。青年大步走远了，是他在吹口哨。我真想对那两个不知道的人大喊，告诉他们可以大胆地出来，威胁已经过去了。
“准备好了吗？”男人问。
“先生们，”科西嘉人说，“马上就闭馆了。”
下面，大门开向黑夜。青年走在最前面，他回头看看，慢步下楼，穿过门厅，在门口停留片刻，然后投入黑暗中，消失了。
“散了，散了，你给我系鞋带。”
“几个奶油面包？”侍者问。
星期四
青年恋恋不舍地慢慢站起来。每个人穿大衣时都慢慢吞吞。当我走出去时，那女人仍然坐着，一只手平放在书上。
我鼓起勇气走了进去。我没有坐下，喊道：“侍者！”没人答应。一张桌子上有一只空杯子，碟子里还有一块糖。
“总算好了。”男人说。
“是的，但我看情况不妙，好像有人在喘气，还有一个低沉的声音。”
“不了。”
“是的，在他的卧室里。”
马布利咖啡馆里有十二盏灯，只有两盏灯亮着，一盏是在付款台的上方，一盏是在天花板上。惟一的侍者一把把我推到一个暗角里。
“这种天气对她的肠胃不好。”老妇人说。
我走进阅览室时，自学者正要出来。他朝我扑过来：
自学者走近我，凑到我脸边低声说：
“先生，啊，先生。我斗胆问您。您肯赏脸在星期三和我一起吃午饭吗？”
图书馆的管理员朝我们走来，这是一个肝火旺的小个子科西嘉人，蓄着军乐队队长那种大髭须。他在桌子中间一连走上几个小时，鞋跟橐橐地响。冬天，他捂着手绢吐痰，然后将手绢放在炉边烤干。
我推开铁门，一下子跳到他跟前。
我匆匆取下外套，顾不得穿，往肩上一披就逃走了。穿过公园时，我又见到那个穿斗篷的人，他仍然坐在原处；他那张大脸呈灰白色，耳朵冻得通红。
我朝门口走了一步。
我在于连熟肉店门口停了下来。玻璃窗内有只手指点着块菰猪脚和小香肠，接着出现了一位胖胖的金发姑娘，她向前弯下身子露出了胸部，用手指拿起了那块死肉。在离这里五分钟路的地方，法斯盖尔先生死了。
“法斯盖尔先生还没有下来。”
但是他仍然在床上吗？他没有拽着被单翻倒在床下，脑袋碰着地板？
这里有许多人，主要是女人：女仆、做零工的女佣、老板娘，总之那些认为“我亲自采购比较可靠”的女人。她们在商店橱窗前闻一闻，最后才走了进去。
“我想见法斯盖尔先生。”
老妇人走了。我也该效仿她，这里又黑又冷。雾气从门底下钻进来，它将慢慢上升，淹没一切。我本可以去市立图书馆的，那里既明亮又暖和。
“你等着瞧。”侍者气急败坏地跑到外面去了。
“也许死了……”
“在这个人面前我不讲，”接着用知心的语气说，“如果您愿意，先生……”
“黑咖啡和羊角面包。”
他厌烦地弯下腰，轻轻碰碰她在桌子下面的脚。
